对众神我们太迟　　对存在我们太早，存在之诗　　刚刚开篇。它是人　　——海德格尔《诗人之思》　　　　一、引言　　　　所谓人文精神是指人在天、地、人、神之四维结构中，将自身生命向蔚蓝的天空、庄严的神祗及大地的皇座彻底敞开；在永恒神性的光芒烛照和引领下，人秉承天、地、神之自由意志，不断提升自己、超越自己，不断地从有限的生存向无限的精神王国靠近，从而不断获取自身的完

司马长风的新文学史研究 1949年后，“南来”的文人、学者在香港，像曹聚仁说的“不必改变生活方式，可以活下去”，是一种事实：由于香港夹在两个政权之间，反而形成了一种思想和言论相对自由的“公共空间”，因而像林以亮、曹聚仁这样的学者和批评家，能够“每人凭个人的爱好和努力默默追求创作上的

如果依了“香港是文化沙漠”的偏见，香港的文学批评自然是不值一谈。因为我们通常说的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记忆、习惯而延续的社会共同经验。它是人类智慧的标帜。连这样的东西都“沙漠”了，还谈什么文学和文学批评？其实，“文化”这个词，包括了“外显”与“内隐”的行为模式，不仅包括意识形态中思想、意识，还包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习俗等人类的生存行为。它们借助符号的使用而被学习或被传授，从而显示人类生活和人类历史的出色成就。在这个意义上，“香港是文化沙漠”的观点根本就不能成立，因为它至多只是关注到了文化“

道德形而上主义：启蒙与“反启蒙”之辨 近年来，随着对泛政治意识形态及其衍生的文学观念反动的日益深入，1949_1976年文学思潮之价值判断仿佛已然尘埃落定：20世纪中国启蒙文学思潮史以“五四”与80年代各自定格为一次启蒙高潮，而1949_1976年文学思潮则为塌陷于两者之间的低谷地带，或者说是极“左”思潮主导下的“反启蒙主义”时期（本文姑且用“反启蒙”来指称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然而，这种价值定位却主要缘于情感化印象、政治逆反心理抑

作为在八十年代后期兴起的“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池莉的作品是以对世俗人生的深切关注和“原生态”的展示为读者所熟知的。她的“人生三部曲”系列作品(《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以这个系列作品为中心,池莉在这期间的创作,构造了一种注重当下体验的人生模式。这种人生模式的特点,是将现世生活的一切甜酸苦辣、喜怒哀乐,都看作是世俗人生的一些无法回避同时也是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和基本内容,从中去体验人生的意味,了悟人生的真谛。这种人生模式打破了长期以来由众多的文学作品和哲学

王家卫因《春光乍泄》(“ＨａｐｐｙＴｏｇｅｔｈｅｒ”)荣获法国第50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近年来王家卫以其个人化的写作风格而使其一系列影片(《旺角卡门》、《东邪西毒》、《阿飞正传》、《重庆森林》、《堕落天使》)为世人所瞩目。这些影片以其怪异唯美的摄影风格和美术造型,以其拼盘式的、插页式的情节结构,以其孤独偏执的人物形像,解构着一段段都市爱情和都市神话,呈露出后工业时代的都市人在亲情/爱情/信仰失落中的孤独处境。在《春光乍泄》中,王家卫更把他的触角伸向了同性恋领域,以此继续他那“置之死地而后生”

时间的一维性或不可逆性，造成了一切历时性事物———如当代爱情小说———那自然演进的趋势。我们要显示的，就是爱情小说这种文学生态的自然进化趋向。 在新时期，爱情文学成了思想解放的突破口和文学发育的生长点。爱情题材的文学也有自己的“题材史”。在“文革”中，“爱情”曾作为题材禁区，严禁任何人踏入。这一题材，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死亡地带”。在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中，爱情小说的作者们，作为前哨部队，发起了向题材禁区的一次次

作为大千世界里一个独特的生命传奇,台湾女作家三毛的创作不仅把人生最美好、最诗意的东西加以定格,而且使她的生命跨过万水千山,穿越滚滚红尘,在读者的期待视野中成为永久的文学存在。如果说,读书是三毛走向文学生涯的铺路石,旅行为她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生活素才,写作则使她的生命姿态展示出最动人的风彩。笔耕,无异于三毛生命过程中不可剥离的一种存在形式。 检视三毛的笔耕道路,品味其作品的无穷魅力,不能不注意到她的文学追求。三毛的文学价值观,与她的个性

二十世纪词学的传承、变革与格局建构 严迪昌（苏州大学中文系） 回顾二十世纪词学研究可以有不同的眼光。思路不同、视角不同、趣味不同、兴奋点不同，定有不同的侧重点和评量。面对庞大丰富而又复杂的评估对象，当也应持一种“异量美”式的气度，否则以偏盖全，往往不够中肯公道，估

一百年前的今天正是晚清四大词人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郑文焯倾全力振兴词学的时候，前后王鹏运主盟北京，朱祖谋坐坛苏州，把清代词学复兴运动推到了鼎盛的巅峰。他们，有时还加上文采斐蔚、才气横溢、以搞政治为主的文廷式，一面层层迭迭拿出填词的厚重作品：“七稿九集”、《彊村语业》、《第一生修梅花馆词》、《樵风乐府》、《云起轩词抄》等，一面又精心编集校刻《四印斋所刻词》、《四印斋汇刻宋元三十一家词》、《彊村丛

出生地问题 李阳冰《草堂集序》、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两文叙述李白出生都在“逃归于蜀”、“潜逃广汉”之后，所以历代都认为李白生于蜀中。但李白在肃宗至德二年写的《为宋中臣自荐表》中却说：“臣伏见前翰林供奉李白年五十有七。”至德二年57岁，其生年应当是武后长安元年，至神龙初迁蜀时李白已5岁，

一 红学与红学的观念 廿世纪是红学观念和体系实际形成的时代，也是在红学观念上一直有分歧并在认识上自始至终没有完全统一的时代。廿世纪后期则是红学领域由单一走向多元化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旁生杂支较多的时代。廿一世纪红学将走出艰难的环境，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局面。随着人们在

与《儒林外史》、《红楼梦》大致同时问世于清乾隆年间，由豫人李绿园创作的长篇小说《歧路灯》，洋洋70余万言，108回，在当时说部之林独树一帜。但是，此书脱稿后，直至20世纪20年代，都以钞本形式在河南乡村流传，知者寥寥，并未引起读者及学界的注意。本世纪20年代起，《歧路灯》始有印本出现，才开始了对之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

21世纪的曙光即将在东方地平线上升起，在20世纪成为显学而又历经风风雨雨的红学如何迈向21世纪？这是一个为当今红学界所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在’97北京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上，笔者曾在《拓展红学研究的文化视界》一文中提出了融合文献、文本、文化“三文”研究于一体的初步构想，得到了红学界前辈和青年同仁的热忱鼓励与回应，至本次’99全国中青年《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则进而列为会议的中心主题。下面试图从理

20世纪被人们称为神话复兴的世纪。在国际上，神话不仅被各国民间文艺学家当作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加以全面细致的搜集、整理与研究，而且在作家文学中经常复活，不时对世界文坛产生强烈的冲击波。那么，在这个即将逝去的世纪中，神话在中国的命运又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