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 提要】
  长期以来，学者们多将韦勒克视为英美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其实，他与结构主义语言学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索绪尔语言学、俄国形式主义与布拉格学派对韦勒克的文论有深刻 影响 。
【关键词】 韦勒克/索绪尔/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
    雷纳•韦勒克(René Wellek)是20世纪文学界最杰出的文学 理论 家、批评史家和比较文学家之一。新时期以来，韦勒克对 中国 文论和批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学者们已经非常熟悉他某些论点，诸如文学“内部 研究 ”和“外部研究”的划分、“比较文学的危机”等。但是，从总体上看我们对韦勒克文论的研究仍然不

  本世纪末的语言 研究 虽然已开始迈进乔姆斯基的 时代 ，但在 目前 ，人们对乔姆斯基 理论 还难以作出充分估价的情况下，结构主义语言学仍然是统帅语言研究领域的旗手。目前无论是语言教学，语言研究，各种语言著作的框架，都还没有超出结构主义的框框。具体语言的研究都广泛使用结构主义 方法 。不仅这样，结构主义研究方法还深深地 影响 到许多其.他 社会 科学 研究领域，比如人类学、社会学、 哲学 、心 理学 、神话学、民间文学等，所以我们今天仍然很有必要对结构主义语言学作一个总观。
 
  一、结构主义语言学创立的背景
    结构主义语言学创立之前，语言研究经历了

【 内容 提要】
在文学语言观上,古典的“载体”说和 现代 的“本体”说都有片面性。文学语言既是文学的工具,又是文学的对象。作家感受到言不尽意的痛苦,追求“言外之意”是解除这种痛苦的一个策略。文学的幻象应该真实而新鲜,与此相对应,文学语言的深层特征是“内指性”、“本初性”和“陌生化”。
  　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但至今我们在文学语言方面 研究 得很不够。对于文学语言的种种 问题 ,只停留在浅层的描述上。如语言在文学中到底具有什么功能、处于什么地位呢? 为什么又有那么多的作家呼喊“语言的痛苦”呢? 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有没有区别? 如果有区别的话,那么文学语言的深层特征又是什么呢? 本文将对这些问题做初步的探讨。
一、语言在文学

问题 的提出：语言学的视角
本文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自新诗出现以来，汉语新诗史是一个围绕着“音”的问题而展开的反省史。而且本文也试图 分析 这一反省史如何处身于“文”的理想与意识形态欲望的紧张关系之中。本文试图从这一视点出发去考察汉语新诗书写体[1]的变化，进而观察被笼统地称之为“白话文”的内部差异性以及这一变化与外部 历史 的关联。
因此，作为日后有待 发展 、深入的课题，本文拟提出一种 方法 论视角，以考察围绕广义的“音”而展开的汉语新诗反省史。如果用公式来表示这一方法论视角的话，则是（形＋音＋义）=意，并由此探讨汉语新诗书写体的演变。这一问题又与以下意图有关：提供另外一种审视新诗史的可能，进而提供一种审视 现代 汉语书写体演变的可能，最后为

【 内容 提要】
中国 现代 文学进入20世纪40年代之后，迎来了一个特殊的成熟期。在上海、云南、重庆和延安崛起的一批优秀青年作家都在1942年前后创作并发表了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他们并不是对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学的脱离和否定，他们的成就几乎动员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整个中国文坛多维度努力的成果。他们的语言风格差异巨大，但都源于现代汉语这一富有生产力的传统。即使撇开具体作品语言特征的 分析 ，单纯考察文学语言背后一系列现代中国特有的语言观念的支持，我们也可以清楚看出，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学业已呈现的各种语言倾向，一些著名作家和学者们围绕文学语言的无休止争论，怎样直接或间接地 影响 了这些年轻作家。
【关键词】 1942年 青年作家 语言差异 语言观念

语言学的 研究 必须以语言事实作为根据，必须详尽地、大量地占有材料，才有可能在 理论 上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传统的语言材料的搜集、整理和加工完全是靠手工进行的，这是一种枯燥无味、费力费时的工作。 计算 机出现后，人们可以把这些工作交给计算机去作，大大地减轻了人们的劳动。后来，在这种工作中逐渐创造了一整套完整的理论和 方法 ，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语料库语言学（corpus linguistics），并成为了 自然 语言处理的一个分支学科。
语料库语言学主要研究机器可读自然语言文本的采集、存储、检索、统计、语法标注、句法语义 分析 ，以及具有上述功能的语料库在语言定量分析、词典编纂、作品风格分析、自然语言理解和机器翻译等领域中的 应用 。多年来，机器翻译和自然语言理解的研

一　西夏语言文字 研究 在 中国 的起源和 发展
西夏文字自明代中叶以后，再无人使用，历经明、清两代五百余年间，世人不复知 历史 上曾有过这种精美奇特的文字。到19世纪初，才由中国学者发现和识别出西夏文字，揭示了它在历史上的存在。清代西北史地学者张澍（1776－1847）为最早判别和认识西夏文字的学者。清嘉庆甲子年（1804）张氏于家乡武威疗养之际，一日携友人游清应寺（注：按：此寺实即原西夏之护国寺。），偶然拆出一座石碑来，但见碑阳所刻文字形体方正，类似汉字，但无一字可识，见碑阴有汉字，末尾落款“天佑民安五年岁次甲戌十五日戊子建”。“天佑民安”乃西夏年号，张澍遂判定碑阳所刻不识之文字为西夏字，该碑便是日后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俗称

有清一代，满族语言文字曾经盛行于东北各地，在黑龙江地区一直使用到光绪年间。关于东北地区“心尚清文”的 历史 情况，由于清朝官书“别无记载”[1]，几乎湮没无闻。本文拟就满族语言文字在东北的兴废及其 影响 作一初步探讨，不当之处，敬请专家指正。
一
满族的先世是女真人。金朝初年，完颜希尹曾参照汉字创制女真文。金亡后，在东北地区仍有少数人使用女真文，至明朝中叶终被废弃。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以征讨尼堪外兰为名开始其统一的事业。战争的胜利使努尔哈赤的属民越来越多，与明朝官员及蒙古各部的联系也日趋频繁，而此时“满洲未有文字，文移往来，必须习蒙古书，译蒙古语通之”。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努尔哈赤命令厄儿得溺和刚盖两人创制满文。据史载

两汉时期，我国传统的语言文字学即所谓小学得到进一步 发展 ，而这种发展又是与儒家经学的独尊和繁盛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二者彼此渗透，相互促动，相得益彰。特别是经学，在汉武帝独尊儒术、表彰六经之后，迅速跃居统治思想和正统学术的地位，成为各种学术门类建设、发展的 理论 依据和至上权威，语言文字学更是如此。汉代语言文字学的 内容 非常丰富，经书训诂本身就在其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由于它们与经学的关系极其明显，笔者在本文中不再涉及，而主要以几部专门的语言文字学著作为考察线索和 研究 对象，展开 分析 、论述。不妥之处，尚祈方家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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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儒家经典，可以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窥见我国(这里主要是指汉族地区)语言文字学的萌芽和早期发展情况。像汉字

清季最后几年，由于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的引入，前此不甚被看重的语言文字地位逐渐上升，被视为“国粹”的要素之一；故国粹学派所提倡的“古学复兴”，其一个重点即落实在语言文字之上。伴随语言文字地位的上升，与其密切相关的文体 问题 也成为朝野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在“东瀛文体”及构成此文体的重要特征“新名词”越来越流行于 中国 的同时，贬斥和抵制“东瀛文体”也日渐形成朝野一致的风气（这样的“一致”不必是朝野共谋的，也未必是有意识的）。实藤惠秀关于中国人留学日本的 研究 仍是这方面最有 参考 价值的著作（注：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三联书店，1983年。该书中关于翻译出版的 内容 有两章，而关于汉语摄取日本词语的更有专章详论，并述及“文体”问题。），其余经常提及清季“新文体”

语言文字的 应用 情况除了受语言文字本身的共时特点和历时演变 规律 的制约外，还强烈地受到 社会 、文化特点的 影响 。社会、文化的特点包括许多 内容 ，主要有人口分布、 经济 形态、文化 教育 、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民族关系等。民族心理是民族的社会、文化等特点在人们心理上的反映，包括民族自我意识、民族感情、民族特点等，是一个民族在长期 历史 发展 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它对语言文字的应用也起着制约的作用。建国以来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的实践经验说明：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的特点，包括其共时特点或历时特点，其本身特点或应用特点，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民族心理特点的制约，所以 研究 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应用 问题 ，必须联系民族心理特点。在我国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应用中，民族心理的制约和影响时常反映

汉语言文字在世界语言文字中是那样地别具一格，那样地不合群，以致有的学者怀疑它们到底能存在多久。曾经有人认为 中国 文字正在走向死亡之途，日暮西山，气息奄奄。例如，前苏联学者伊斯特林六十年代发表了一部名为《文字的产生和 发展 》的著作。这是一部在前苏联国内外受到广泛注意的学术著作。作者提出的文字发展的“普遍 规律 ”是：最古老的文字是句意文字，其后是表词文字，再后是音节文字，最后是音素文字。根据这个“普遍规律”，他认为，“拉丁文字群和斯拉夫文字群具有最大的生命力，”而“从长远看，所以不同类型文字中，大概汉字有消失的可能”［①］。这样一种看法，代表了西方学术界部分学者对汉字的看法，也是国内学术界部分学者看法。例如有学者认为：“汉字的发展前途，应该放弃现在这种传统的方块字体，改用世界共同使用

（一）开展学术评论，批评剽窃、伪 科学 和吹嘘等不良学风
我国原本有良好的学术评论传统，且都是指名道姓的。例如1935年唐兰在他的《古文字学导论》自序中说：“在本书里不免要批评到许多学者的错误。这里面很多是著者所敬服的前辈和密切的朋友。就如罗振玉先生，他对于著者的学业，曾有不少的鼓励。他的一生著述和搜集材料的尽力，在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甲骨学可以说是他手创的。但他那种考释文字的 方法 是著者所不能完全同意的。……郭沫若氏曾告诉我‘昔人有一字之师，今人有一语之敌’。不过，治学问而不敢明是非，还成什么学问。学问本只是求真理。我们找出自己过去的不是，指摘别人的不是，同样，也愿意别人指摘我们的不是”（见该书增订本，齐鲁书社，1981年，第11—12页）。这是何等可贵的学风啊

一
《语言文字 应用 》创刊已五年，这是我们每期都要仔细阅读的重要语文刊物之一。原因有二：其一，《语言文字应用》的前任主编龚千炎和当任主编于根元都是本文作者之一卫志强的多年同事和老友。卫这些年也曾主编一份以评介国外语言学最新 理论 、 方法 和成果为主要宗旨的刊物。评介国外语言学最新理论和方法要密切联系国内语言学 研究 的实际，为国内的语言学研究服务，因此，卫非常关心《语言文字应用》的编辑思想、组稿方向和发表的重要文章。其二，本文作者之一何元建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后赴英国 学习 ，获语言学博士学位，现在香港中文大学执教。何近些年一直致力于运用国外语言学的某种理论和方法来描写和解释汉语各种现象，何并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得到国内语言学前辈和同

一　语言规划
长期以来，在讨论语言规划（languageplanning）这个 问题 的时候，我们在 理论 上对于语言规划的 内容 和性质的理解往往见仁见智，造成学术交流的混乱和困难。本文试图针对这个问题，结合国内外语言规划工作的实践，进行初步的理论探讨。
从本质上说，语言学是一门描写性的 科学 ，而不是一门限定性的学科。在语言学的 研究 史上，从限定主义（prescriptivism）到描写主义（descriptivism）是一个根本性的进步。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语言学，其基本特征就是限定主义。语言规划的基本特征也是限定主义，不过，这种限定主义是对 现代 语言学描写主义的一个必要的补充，它不是简单地重复古希腊的限定主义，而是要在对语言现象描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