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松之为《三国志》所作之注，既不同于传统史注的切音注义之作，又不同于后世的补史、考史、评史之作。学者们公认其为注史新路，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新路除引出南北朝时郦道元《水经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等同类形式的注书外，唐宋之后，史注仍以切音注义为主，如颜师古的《汉书注》、李贤的《后汉书注》、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和《后汉书补注》以及民国卢弼的《三国志集解》等，并未沿袭裴注新路而多依传统路数。裴注所提示的著史要义主要被著史家和评史家所吸收，而其史注形式间或保留在史著之中，如杜佑的《通典》自注，司马光的《通鉴考异》、马端临的《 文献 通考》等。因此，“注史新路”的评定并未能完全揭示出裴注在 中国 史学 发展 史上的实际作用。本文拟从裴氏对史学、史书、史家、史料四方面的

今存元代载籍，论材料之富，《元典章》允称第一。惟学者利用是书，每以为苦。揆其原因，盖有二端。其一、元朝刻本，错讹颇多，传钞诸本，每下愈况，考订为难；其二、硬译公牍，所在多有，语法乖戾，诘屈聱牙，难以卒读。惟此元史宝藏，岂可视而不见。是故半世纪以来中日学者，或结社 研究 ，点读部分文件；或独立耕耘，思有所作为。其已有成者，若岩村忍、田中谦二已出《校定本元典章刑部》[1]，若寺田隆信已出《校定元典章兵部》[2]，若祖生利、李崇兴已出《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刑部》[3]。此皆成编成册者也。其他篇章，或为专论，或仅涉及，其数亦复不少。凡此专家学者，于我元史，功不可没。惟《典章》文书，戛戛乎其难者多，稍一不慎，即有句读错误之嫌。今举二例，一已经学者点校，一未经学者点校。举前一例，非论人是

史学家的主要任务就是认识与 研究 人类 社会 发展 的 历史 过程及其 规律 性，并把它载之于文字，以供后世欣赏与借鉴。故所谓史学，不外乎人类历史过程的研究和研究成果的表述两方面；史学 方法 论，也就不外乎历史研究之法与史书撰述之法两大体系，后者即我们所说的历史编纂学。如同任何一门学科均有自己的特定研究对象与范围，历史编纂学既然以探讨史书编纂方法为目的，那么，史书编纂的全部动态过程就是其研究对象，这一动态过程所涉及到的其他学科无法解决的特殊 问题 即构成历史编纂学的研究 内容 。从唐代史家刘知几的《史通》，到近代学者梁启超的《历史研究法》，再到当代史学家张舜徽、白寿彝等先生创建新的通史综合体，一千多年来在历史编纂学方面，学人已经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实践经验和 理论 成果。但本

  在我国古代史书中，以“选举”立目，对官员的培养、选任和考核黜陟制度进行专门记述的，始于唐代杜佑《通典》；该书二百卷，共设九门，分别记述自上古至唐代中叶的典章制度；而《选举》门六卷，名列第二，排序在《食货》门之后；体现了作者对选举制度的高度重视。纪传体正史中设《选举志》，则始于北宋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之后，《新唐书》、《宋史》、《金史》、《元史》、《明史》，皆有《选举志》。其中，《明史·选举志》，自康熙十八年至乾隆四年，先后经过了三个阶段的纂修，分别完成于万斯同一稿、王鸿绪二稿和张廷玉定稿，兹就各自特点及其地位简述如下。
一
 

一、引言
    在清代所说的二十四史中，最后九部正史记述了从唐朝到明朝这一时期的 历史 。唐朝有两部正史，即《旧唐书》和《新唐书》。接下来的五代，也有两部正史，即《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其余的宋、辽、金、元、明五个朝代，各有一部正史。这九部正史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历史系列，它们代表了公元６１８年——１６４４年之间各王朝历史的官方记录。这些王朝在６１８至１６４４年之间的某个时期，曾统治着整个 中国 ，或统治过中国相当大的一部分。要 研究 这些正史的编修原则和 方法 ，则有必要对中国官方修史工作的组织作一些阐述。
    这九部正史有一些共同的特点：第一，每一

一、《仪礼经传通解》编纂始末及其基本样式
今传《仪礼经传通解》，是朱熹晚年带领其门生所编撰礼书的最后定名，此书在朱子生前并没有全部完成，而是由其弟子黄榦、杨复先后续补修成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录有《仪礼经传通解》三十七卷、续二十九卷，并对该书的编撰过程有所记述，我们不妨以其引领我们进入对《仪礼经传通解》一书的具体考察。《提要》中说：
《仪礼经传通解》,宋朱子撰。初名《仪礼集传集注》。朱子《乞修三礼札子》所云:以《仪礼》为经，而取《礼记》及诸经史杂书所载有及于礼者，皆以附于本经之下，具列注疏、诸儒之说，略有端绪，即是书也。其札子竟不果上。晚年修葺，乃更定今名。朱子没后，嘉定丁丑，始刊版于南庚

一 
    注重史论，是朱熹史学的一大特色。在《朱子语类》中，集中专论历代和当代史实的就有１０多卷，还有大量的史论散见于各卷之中。他和他的学生赵师渊共同成就的《资治通鉴纲目》一书，其实也是一部以议论为主的史书，其中的“目”就是对“纲”的议论。朱熹的史论不但涉猎面广，面且深邃透彻，有时尽管只有片言只语，却是他多年 研究 的结论，往往深中肯綮，发人深思。兹举其史论之荦荦大者分述如下： 
    （一）三代、汉唐分论。朱熹继承了儒家法先王思想，把 中国 历史 发展 的过程截然分成三代与汉唐两阙，美化三代，贬损汉唐。朱熹认为，夏、商、周三代是一个王道 社会 ，三代统治者“

  赵翼是清代干嘉时期著名的史学评论家，其所着《廿二史札记》一书，通过对历代正史编纂优劣的评论，纵论史法，提出了自己的 历史 编纂学见解。
赵翼评史书优劣，态度客观公允，能够一分为二地看待任何一部史书，既肯定其价值，又指出其缺陷，这一点与王鸣盛动辄指骂前人不同。如他比较《史记》、《汉书》，指出“史汉互有得失”。[1]（p14）“既不扬马抑班，也不扬班抑马，而是从记事、取材、书法、行文诸方面入手，在相互比较中考论双方得失，令人心服。《汉书》武帝以前史事基本全采《史记》，后人对此多有指责。赵翼通过 研究 指出，班固并非原封不动照抄《史记》，其“移换之法，别见翦裁”[1]（p16）。这样的评论符合历史实际。对于任何一部正史，赵翼都能做到从两方面看 问题

文字狱是 中国 历史 上一种特殊的 社会 现象，也是封建统治者为加强文化专制而采取的强硬控制措施之一。所谓文字狱是指旧时统治者出于巩固其 政治 地位的需要，有意从文人学士的作品中摘取字句，编造罪名，制造冤狱的案件。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里，文字狱尽管不是中华文化 发展 的主流，但于各代史书的记载中却屡见不鲜，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尤其对思想文化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 。
一、中国历史上的黑暗一页
翻开中国历史巨册，关于文字狱的记载不绝于书。见诸于史书记载最早的文字狱，是发生在公元前548年（鲁襄公二十五年）齐国权臣崔杼杀史官的事件。是年，身为齐相的崔杼因私怨杀了国君齐庄王光，正直的史官如实

汉代君主尊儒习经后，制诏诰令中征引儒经之风渐盛。汉武帝《举孝廉诏》中首次完整地征引了《论语》“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行必有我师”一段经义。上文提到的武帝策命三王的制文则是迄今能看到的较完整的汉代诏书，制文中引《诗》“高山仰之，景行向之”，表达对周公的仰慕效法，又引《书》“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后羞”，告诫受封为广陵王的刘胥。此诏被司马迁誉为“文辞ｌàｎ＠⑾然，甚可观也”〔88〕。
据粗略统计，《汉书》诸帝纪中保存西汉诏书约180篇， 这些诏书共征引经文35次，如武帝时凡引8次，成帝时引10次。 《后汉书》诸帝纪保存东汉诏书约120篇，征引约50次，征引次数最多的是汉章帝，约20余次。有的论者以为“西汉帝王引经下诏比东汉普遍”〔89〕，实际上东汉引经之盛超过了西汉

两汉是儒学独尊的 时代 ，以武帝改制为起点，儒家思想与王朝 政治 结下不解之缘。两汉君主尊儒崇经，稽古礼文，对儒学的研习逐渐形成儒家政治格局下的一大 历史 传统。封建皇权在儒学领域的 理论 行为，提高了最高统治者的政治文化素质，成功地维系了思想统治， 影响 到君主的临朝决策和治国施政。这种传统不仅赋予汉代历史以特殊的文化风貌和政治生态，而且也为后世王朝所承袭 发展 ，历史影响十分深远。然而，把汉代君主作为行为主体，观照其意识形态层面的理论行为和权力运作，却是迄今 研究 视野中的一个盲点。因此，本文拟就此探溯源流，揭橥因果，以求教于史学同仁。
一
我国自三代以来，素有重视思想统治，“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1〕的历史传统。在经历了秦代极端文化专制主义浩劫后， 儒学超拔

      中国 古代史学之极其兴旺发达，

    金代立国以后，效法中原皇朝的作法，建立修史机构，纂修本朝的 历史 ，逐渐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修史制度。在此基础上，皇朝的修史工作取得可观的成绩，构成金代史学成就最主要的 内容 。但是，古代 文献 中有关金代史制的记载零星散落，迄今还尚未对

 
      史书的体裁是史学著作的组织结构形式，是史学工作者再现 历史 发展 过程，向读者展现 研究 成果的具体手段。当代史研究作为与现实生活关系最密切的史学研究领域，肩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积极开展对当代史编纂体裁的探索以适应当代 社会 的广泛需求，是当代史工作者面临的紧迫任务，也是加强当代史学科建设，提高当代史编研水平，完成历史赋予当代史研究的神圣使命的迫切需要。笔者不避浅陋，对当代史编纂体裁作粗浅的 总结 与思考，希冀能引起有关专家、学者对此 问题 的关注。

       
        《史记》是我国 历史 上纪传体中“通古为书”的创作之作。但通常人们评论所及，多在《史记》对 中国 史学 发展 的巨大 影响 和重要地位方面。笔者在研习中国地方志发展历史的过程中，深感《史记》对地方志发展的影响也是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