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演论》在近代 中国 思想史上久负盛名。它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翻译家严复（1854—1921年）最早翻译的西方 哲学 社会 科学 著作，也是他 影响 最大的译作。它首次向中国人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并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简洁语言，敲响了祖国危亡的警钟。
一　翻译过程与版本流传
    严复，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字又陵，又字几道，其祖、父均以行医为业，从而打下了较好的古文基础。长大后因家贫进入洋务派所办船政学堂读书， 学习 西方船舶制造知识。1876年，因为成绩优异，他被派往英国留学。在英国学习期间，正值进化论、庸俗进化论流行，严复接受了这一思想观念，对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等人的著作尤为感兴趣，并广泛涉猎了西方

  在 中国 古代史学 理论 发展 史上，关于史家主体修养的探讨是一个重要 问题 。梁启超所谓“史家四长”说即是对这个探讨的 总结 和概括。在这一理论成就的形成过程中，唐代史家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说及清代史家章学诚的“史德”说是关键环节。当然，任何学术成果尤其是理论上的突破，都必须以一定的思想积累为前提与基础，这种积累首先必须是学者个人的，而从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讲，它更是 社会 的与 时代 的。因此，从孔子、孟子的时代起，我们就可以发现与此相关联的某种论述，并为史学界所重视。本文所要讨论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朝梁刘勰在其理论名著《文心雕龙·史传》篇中所提出的“素心”说，它亦可视为从孔、孟到刘、章发展过程中的思想成果之一。从史学理论发展的大势来看，这一理论概括与刘

佛教史籍是佛教 历史 赖以保存、流传的载体，同时也是人们 研究 佛教历史所依凭的基本史料；而从广泛的意义上说，对这些史籍的勾稽与研究，也应当是史学史学科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在 中国 近 现代 史学 发展 中，陈垣先生于佛学、史学均有深厚造诣，这使他能够把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并取得突出成就。《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以下简称《概论》）即是这一成就的代表之作。
《概论》是陈先生早年授课之讲稿，1942年方编集成书出版，共6卷，它将“士人所常读，考史所常用”、“史学必需 参考 ”（《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缘起》）的六朝至清代35种佛教史籍，略按成书先后顺序，分类加以研究、辨析，依书的 内容 、性质，分目录、传记、护教、纂集、音义等几类，分别对每部书的名目、略名、异名、卷数

  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 历史 格局形成过程中，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和辽宋夏金元是两个重要的阶段。千余年中， 中国 历史上的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一起，在历史这个大舞台上通过矛盾、斗争、交往、融合，各自为中华文明的 发展 壮大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亦由此据有了愈来愈重要的历史地位；与此同时，中国历史上分裂与统一交互出现，政局时而相对稳定、时而相对动荡的局面，至元代以少数民族贵族为统治核心建立起空前统一的封建皇朝，基本宣告结束。上述两点，决定了魏晋至宋元时期民族史观发展的相对完整性[1]。而其中的辽宋夏金时期，由于少数民族及其统治者所建立的政权对中国历史面貌起着重要的作用，从而使得民族史观产生了某些变化与发展，这些变化与发展在受客观历史决定的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促进或制约着民族融合的历史进

白寿彝先生是蜚声中外的史学家。他一生著作繁富，尤其在 中国 通史、史学史、民族史等诸多方面撰述丰厚，提出了许多创造性的学术见解，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受到史学界的广泛赞誉[1]。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回族人物志》是白先生在回族人物 研究 方面倡导、主编的主要著作，分元代（1985年）、明代（1988年）、清代（1992年）、近代（1997年）四卷，依 时代 先后编次。全书以68卷之部帙，记述了自回族形成以来的 历史 人物共326人（其中正传192人，附传134人）[2]。自1982年开始筹议相关事宜，至1992年近代卷完稿，白先生与十几位学者经十年之共同努力，完成了这一回族人物研究的创举。这一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借鉴意义，有些地方已超出了回族史研究范围，本文试从三个方面对此予以论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 中国 史学迎来了它的多途 发展 阶段[1]，其中一个极为突出的表现是，在传统史学之外，佛教史学开始形成并有了初步的发展，这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个新事物，从此开辟了中国史学 研究 的新领域。受当时中国 社会 南北分途发展的直接 影响 ，初期佛教史学甫一产生就在四至六世纪的北中国和南中国表现出了不同的演进趋势，北中国形成了具有理性色彩的佛教史学，南中国则开创了佛教史观指导下的僧人修史传统[2]，它们在以后的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有着非常不同的 历史 命运。[3]僧人修史在近代以前始终保持了独立发展，蔚为大国，形成了传统佛教史学的主体，各种大藏经中的史传部就是明证。汉文方面，自两晋南北朝迄清代,不仅体裁多样,有传记体、纂集体、目录体、志乘体、经传体、灯录

    一、《明光宗实录》的纂修背景
 
天启元年六月己卯，在明熹宗的敕谕下，以英国公张惟贤为监修，首辅叶向高为总裁的实录馆组成，《明光宗实录》的纂修正式开始。按照熹宗皇帝的谕令，与累朝一样，纂修《明光宗实录》也是将先帝的德泽、惠政记录下来，以“光缵前摹，昭垂后范”[i]，然而这朝实录中的关键人物——光宗朱常洛，却是明代的一位不同寻常的皇帝，他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底即位，九月初便崩亡，仅仅做了一月天子。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他在位虽短，却牵连进了一系列不可息止的皇室纠纷、一桩桩宫廷疑案和与此相关的激烈党争。
万历年间，明神宗因宠爱贵妃郑氏爱及贵妃子常洵，迟迟不肯立长子常洛为太子，朝野纷传神宗将废长立爱，

中国 佛教史学[1]，是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布与 发展 逐渐形成的。它一方面适应着佛教在中国传布的需要，另方面又深受中国传统史学的 影响 。通常人们只把它作为佛教史的一个分支，仅从佛教史、 社会 史等角度来审视某些佛教史籍的史料价值，却很少从 历史 学的角度来考察这些史籍的史学意义。其实，佛教史学应该属于交叉学科。这里，从史学发展的角度来谈一点关于佛教史学的发展源流。
佛教自汉代传入，经魏晋南北朝至唐，达到鼎盛。宋元时期，又有新的发展。随着佛教在中土的长足发展，佛教史籍编纂逐渐呈现出三个阶段：东晋至唐初出现记录佛事的史籍，唐代佛教史籍范围不断拓展，宋元时期佛教史籍体裁不断完备。
一、最先记录佛事的史籍

作为“二十四史”之末，清代官修《明史》十分引人注目。它的纂修活动从顺治二年（1645）首次诏修到乾隆四年（1739）正式刊行，其间跨越四朝，凡经九十五年，历时之长，在 中国 古代史学史上已属罕见。这部《明史》历来受到人门的称誉，被认为是“二十四史”中除“前三史”外质量最好的一部。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这部《明史》后来经过精心细致的勘改和修订，从而形成了《明史》的最后定本，《四库全书》本[１]，这是 研究 明史，也是研究清代官方史学值得重视的 问题 。
 
               

明代 历史 上，建文朝是一个特殊的朝代，以皇太孙身份即位的建文皇帝朱允炆刚刚御极四载，便被叔父燕王朱棣以“靖难”为名起兵取代。得位不正的朱棣想抹去建文朝史事，革除建文年号，不纂建文实录，造成了这一段史事的歪曲与空白。从明代中期开始，私家建文朝史籍的编纂已经成为了明代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引言—— 编纂源起
公元1402年，明燕王朱棣率领“靖难军”攻破南京城，夺取了侄儿建文皇帝的江山。由于得位不正，再加上众多的建文朝臣忠于旧主，不肯附从新朝，致使朱棣采取了残酷的杀戮手段来巩固统治。方孝孺被杀戮“十族”，株连门生故友；景清则遭到瓜蔓抄杀，攀延乡里百姓。朱棣继位，又发布诏令，革除建文年号，改建文元年为洪武三十一年，并将此信息传布藩国。[1]在帝王的淫威下，

梁启超学识渊博，著作宏富，是我国近代成就卓著的史家。作为“新史学”的创始人，他极力倡导史学比较 方法 ，多次阐述比较 研究 法的内涵与功用 问题 ，促进了近代这一富有新意的史学研究法的成型和近代史学 理论 的 发展 。此外，作为“理论和实践并重的史界巨灵”[1] （p1），梁启超还在其史学研究实践中有意识地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推进了本国史和外国史等领域的探讨，其比较研究成果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学术界很多学者在研究梁启超时均涉及到梁氏的比较方法，本文试图在这些学者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地阐述梁氏在倡导和运用史学比较方法上的出色贡献。
一、史学比较方法的倡导与其史学理论的形成
对于一些 历史 问题或历史人物进行某种程度的比较，在古代史家所撰写的史

  北宋政权建立100余年间，学术文化事业出现繁盛景象。仁宗即位后，潜伏的 社会 危机逐渐暴露，“庆历新政”昙花一现，仁宗君臣面对内外交困的时局，向往唐朝“为国长久”，掀起朝堂议政必引唐代故事的风气。在《新唐书》修成之前，已经出现一批以《春秋》义例褒贬唐代史事的著述，其代表可谓孙甫《唐史记》75卷。孙甫以（旧）《唐书》“繁冗、遗略，多失体法”，“治乱之本亦未之明，劝戒之道亦未之著”，遂“用编年之体，所以次序君臣之事”。司马光为之作“书后”，欧阳修、苏轼等以其为旧史所不及。改用编年、效法《春秋》受到推重。孙甫说得非常清楚：“《春秋》记乱世之事，以褒贬代王者赏罚。时之为恶者众，率辨其心迹而贬之，使恶名不朽。为君者、为臣者见为恶之效，安得不惧而防之，此戒之之道也。”

  清代的西北史地 研究 在嘉道年间十分兴盛，探寻其兴起、 发展 到繁荣的过程，不难发现，这一研究直接源起于新疆地方方志的修纂，这类著作后因张格尔之乱的发生而受到时人关注，又因其中所包含的当代西北知识与边疆治理思想十分切合于当时知识界所提倡的经世致用之思潮，于是西北史地研究成为嘉道学术中的一门“显学”。
在这一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学者徐松可谓功不可没。他的西北史地研究几乎吸纳此前所有有关西北研究的学术资源，在史料搜集、研究规范、学术 影响 等方面，都将西北史地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他本人也在传播西北知识、培养研究人才等方面多有贡献。本文将通过对学者徐松西北史地的研究成就、他的研究与当时学风的关系及其研究中所表现出的向传统史志研究回归的特点等方面的叙

    以吴宓、梅光迪为代表的学衡派，人所共知，是20世纪20～30年代活跃一时的重要文化派别。但是，人们又多忽略了，学衡派中的柳诒徵、张荫麟、缪凤林诸人，还是一批著名的史学家，其史学见解同样独具特色。本文拟集中探讨学衡派的史学思想，并就正于方家。
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新旧思潮冲突更替的重要转型时期。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的实证主义史学受到了 历史 相对主义的有力挑战。史学意义上的历史是什么？客观的历史能否被认识？是否有历史 规律 ？如果这是肯定的，历史家应当遵循什么样的 理论 即历史观的指导？诸如此类的史学主体 问题 引起了西方史学界广泛的讨论，从而促进了“新史学”思潮的涌

    中国 历史 学 发展 到宋代，有种迥乎以往的现象，散发出浓郁的“史学自觉”精神，融入了强烈的 时代 特质。且不说其著作之丰、成就之高，而仅就其体制创新及蕴涵的极切关注 社会 历史命运的强烈意识，亦足现历史学之生命力了。 
处于两宋特殊时代的历史家们，涌动着一个伟大的抱负，那就是，要通过 研究 历史来干预 政治 、关注国家的命运，从而使历史学解决刻不容缓的现实 问题 ，关乎国计民生，进而完就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抱负。这个自觉精神是以长编法引入史学领域而贯注成功的。它表现于两个方面：其一，几乎所有史学大家都把主要精力奉献于当代史的研究和著述，对当代史赋予异乎寻常的关注；其二，在研究撰著当代史时，长编法作为一种编纂 方法 不断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