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教合一及其三种形式
“政教合一”是政权与宗教合一的 政治 制度或 社会 现象。在上古 时代 的许多国家，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的教规起着类似 法律 的作用，该宗教的祭司或僧侣对政治有很大的支配作用，对人民思想控制很严，有些国家首脑同时兼任宗教首领，这种状况在东方奴隶制专制国家特别流行。在中古时代，东西方各国都用有国教之名或无国教之名的实质上的国教作为统治思想，政教合一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当时的国家一般地说都处于政教合一的 历史 发展 阶段。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提出政教分离的主张以后，政教合一的现象日益减少，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例如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还提出“神皇一体”、“祭政一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神道教一直作为其国教。当代进界上还有一些国家仍在实行

【 内容 提要】
从本世纪６０年代起，日本有的学者开始鼓吹一种新的否定我国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观点。１９８３年以来，国内有不少学者发表文章或从史料方面、或从逻辑推理方面、或从思想 方法 方面予以反驳和批判。但还没有人注意到日本的“屈原否定论”之产生，同当时我国国内意识形态方面的状况有关。学者们曾集中力量驳斥的，其实并不是新的否定论的始作俑者。日本新的“屈原否定论”的提出，还有两个原因：一是以往我国国内关于屈原的 研究 尚欠深入，二是屈原作品读起来语言方面障碍较大，而在日本广泛流传的汉诗都是明白易晓的作品，很多人不知道屈原。京都诗仙堂供有３６位 中国 古代诗人，第一位就是苏武，而不是屈原。这也就形成了日本一些对中国先秦文学了解较少的学者的心理定势。至于司马光何以在《资治通鉴》中没有写

【 内容 提要】
18世纪上半叶不仅是欧洲文化的转折期，同样是其 中国 观的分水岭。之前欧洲人在神权思维支配下而进行的描绘中西共通性的努力，逐渐转变为基于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对中西文化差异性及对立性的认识。不论是以黑格尔、韦伯等人为代表的“欧洲中心论”，还是以弗兰克、彭慕兰等人为代表的“中国中心取向”，欧洲人认识中国的基本立场其实从未脱离欧洲本位。他们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评价在不断的自我认识和评价的过程中随时发生着变化，也同样取决于他们对这种异质文化有着怎样的需求。而究竟如何才能够实现文化间令人满意的交流和汇通，仍然是一个需要人们苦苦思索和努力实践的 问题 。 
【关键词】 欧洲中心论/中国中心取向/中西差异/普遍主义

　　近年来，我国对外贸易迅猛 发展 ，海洋对我国 经济 生活的重要性日益明显，海军 现代 化建设步伐也明显加快，由此引起国外学者对 中国 海权的关注，他们从 历史 的宏观角度剖析了从明朝到当代中国海权的发展脉络及其连贯性， 总结 了一些颇具中国特色的海权现象。本文试对各种观点做一剖析与归纳。
   
　　　　　　　　　　　　　　　　　　　郑和下西洋与软实力构建
　　关于明代郑和舰队的远航，美国学者詹姆斯·霍尔姆斯、日本学者吉原俊井[1]在2006年10期《海军 研究 学报》联合撰文《海上软实力》指出：“15世纪郑和七下西洋其实是显示了明朝政府对亚洲的企图，塑造了中国的海洋性质和大战略。”[2]要前瞻中国未来的海洋战略，美国必须

【 内容 提要】
在越南藩属于 中国 的 历史 时期，越南使臣创造了北使诗文这一特殊的文学品种。他们同中国文士所进行的赠答唱和、请序题词、鉴赏评点等文学活动，是两种汉文学——产生于本土的汉文学与成长于域外的汉文学——交汇、合流、碰撞的主要途径。这些文学活动推动了越南古代文学的 发展 ，促成了域外汉文学向母体的回流，同时也显示了汉文学作为一个整体的内在联系。
【关键词】 越南使臣/北使诗文/文学交流/六八体/喃文文学
    越南与中国是一山带水的邻邦，两国有着密切的 政治 、历史、文化关系。宋开宝元年(968)，越南丁部领自称“大胜明皇帝”，建立“大瞿越国”，从此越南进入独立自主的封

二、古代 文献 与 历史 典籍
反映中华古代文明的 中国 古代文献，通常是指1911年以前历代的刻本、写本、稿本、拓本等，一般也称为古籍。中国的古代文献，浩如烟海。其数量之多，至今也没有一个精确的统计数字。据有关专家估计，不少于8万种，也有估计为15万种左右的。下面，先论述古代文献的概貌，然后再考察历史典籍。
（一）古代文献的分类
中国古代，适应图书的日益繁富，产生了一套根据学术渊源、著述流别的图书分类法，逐渐形成为专门之学――目录学。
1、《七略》到“四部”
中国目录学的源流，一般都从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群书算起。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以图书散亡，召刘向等校理各

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独特而丰富的文化遗产，并且以史学的发达和 文献 的浩瀚著称于世。史学，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献，则是反映中华文明的物质宝库。二者互为表里，拓印下中华民族不断前进的艰难步履和为人类做出贡献的辉煌足迹。
系统而 科学 地批判传统史学，系统而科学地整理古代文献，是繁荣和 发展 中国 马克思主义 历史 学以及整个学术文化的基础。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在这方面，我们曾经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并正在经受着新的严峻的考验。
一、传统史学与史学传统
作为人类文明的四大搖籃之一，中国与埃及、巴比伦和印度相比，起步较晚，史学的萌芽和早期发展也相对落后，大

在《永乐大典》纂修600年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仿真影印《永乐大典》之际，召开这次国际性会议，展示《永乐大典》的流藏 历史 和 研究 情况，广泛征求各界人士意见，制定切实可行的修复、保护和数字化方案，对于促进《永乐大典》的进一步研究和开发利用，包括世界范围内现存《永乐大典》的全部出版，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下面，简要发表个人的几点粗浅认识。
一、编纂与价值
《永乐大典》不仅成书以来评价不一，早在编纂之初就存在着认识上的差别。永乐元年（1403年）七月，明成祖朱棣太庙祭祖过后，对翰林侍读学士解缙等谈起编书的设想：
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事（书），篇帙浩穰，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察之便

《通典》问世迄今已经1190年，人们对它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认识很不一致。在当时，“颇详旨趣，而为之序”的李翰就为其“知之者甚稀”而“长太息”。两宋的数百年间，大都“习焉不察”，皆“以类书目之”[①]。陈振孙虽然认为“非类书”，却又以其“载古今制度沿革”而视之为“典故”[②]。至明，始谓“政书”。近代以来，称之典制史，为当今多数学者沿用。其实，称其为制度史也是“习焉不察”。《通典》分九门，兵、边防两门根本不记“古今制度沿革”。尤其“边防”一门，所记周边政权，相当于纪传史中的“四夷传”、“外国传”。这表明，《通典》一书的性质并未被真正揭示出来。
近几年，对于《通典》的 研究 中，曾有高度肯定其为“那个 时代 历史 家对客观历史之认识所达到的最高成就”的评价，触及到该书的性质

10年前，一篇回忆文章讲，毛泽东曾“特别提到李延寿写的《南史》和《北史》比较好，说他倾向统一。”[①]这之后，涉及李延寿《南史》和《北史》的论著，几乎都称赞李延寿的南、北二史“完全继承”并推进了其父李大师倾向统一的思想。笔者曾明确表示过：“李延寿并没有很好地完成其父李大师‘以备南北’的著述宗旨。”[②]由于参加的是集体项目，限于体例、篇幅，未能展开论述。1986年、1987年又相继有文章、出版物论述李延寿的南北统一观、李延寿在其父开辟的学术道路上前进的业绩――《南史》和《北史》。这些论作言南、北二史倾向统一的思想，主要论点归结起来大致有三方面，一是对民族关系的看法；二是对南、北之间战争的处理；三是南、北二史的“互相贯通”，虽为二书，实则已合二为一。[③]本文即由此入手，对《南史

  从世界范围来讲， 历史 学曾经经历了从口述传说向成文记事的过渡。 中国 史学萌芽阶段的独特之处，表现为口述传说与成文记事的同时并进，不像古代希腊先有一个“口述传说”的 时代 ，然后才进入“成文记事”的时期，在中国没有“口述传说”向“成文记事” 演变的清晰过程。我们所知，“口述传说”的整理与成文，甚至比起“成文记事”的出现还要晚。
 
一、成文记事的开端
 
探讨文明起源，文字的出现是一项重要标志。那么，中国古代文字究竟出现于何时呢？
自上个世纪中叶以来，从半坡仰韶文化的陶器符号，到大汶口文化的陶文，再到良渚及龙山时代的刻写文字，新的发现层出不穷，极大地推进着中国文字起源的 研究 。然而，

在 研究 新、旧《唐书》的论著中，大都沿引清代学者赵翼的说法：“《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1]，并由此判定《旧唐书》的史源。同时，在肯定《新唐书》“增旧书处”时，也引用赵翼在另一处所说：五代纷乱之时，《旧唐书》援据较少，至宋仁宗时，太平已久，旧时记载多出于世，故《新唐书》采取转多。请注意赵翼下面的这一说法：“今第观《新书·艺文志》所载，如吴兢《唐书备阙记》、王彥威《唐典》、蒋乂《大唐宰辅录》、《凌烟功臣、秦府十八学士、史臣》等传、凌璠《唐录政要》、南卓《唐朝纲领图》、薛璠《唐圣运图》、刘肃《大唐新语》、李肇《国史补》、林恩《补国史》等书，无虑数十百种，皆《旧唐书》所无者”，“皆五代修《唐书》时所未尝见者。”[2]据此，更有人认为：“《新唐书·艺文志》所载，较《旧唐

《旧唐书》、《新唐书》的修撰虽然已经不属于唐代的文化现象，但要考察唐代的文化，却又离不开这两部唐史。而两部书分别修成于五代前期和北宋前中期，反映两个不同时期对于唐代 历史 的不同认识。为了对 研究 唐代文化提供一些阅读方面的 参考 ，特对两部唐史的异同作以比较。
一  纂修情况考辩
    了解两部《唐书》的编纂情况，有助于把握两部唐史的异同。同时，也由于有某些 问题 有待进一步弄清楚，故对两书的纂修情况略作考辩。
一、《旧唐书》的纂修
《旧唐书》从筹集史料到最后纂成，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三代，前后25年，成为整个五代时期

在 中国 历史 上，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 政治 上由分裂走向空前统一的历史时期，同时也是民族关系十分活跃和封建 社会 的 发展 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各民族之间交往的增多，民族关系的变动成为 影响 这个时期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不论是魏晋时期的政权更迭，五胡十六国的骤兴骤亡，还是隋唐时期的“天下一家”、空前统一的政治格局，都与民族关系的现实状况密切相关。可以说，从魏晋时期起，少数民族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就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起着愈来愈重大的历史作用。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人们的民族史观必然反映出鲜明的 时代 特征。如魏晋时期华夷之辨的声浪日高，唐代“中华与夷狄同”的开阔认识，在中国民族史观发展史上都具有极特殊的意义。这些变化近年来引起史学界的重视，民族史、断代史 研究 领域都有各种成果问

  民族史观是民族史学 研究 中的重要方面，同时也是史学史研究中关于 历史 思想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方面的研究，对于认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 发展 和认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史学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
    元朝是 中国 历史上第一个统一了全国的少数民族贵族为主建立的皇朝，在这空前统一的国家内，我国封建 社会 的民族构成与各民族的融合都达到了新的高度。而史学对这一 时代 特征的反映，也通过民族史观更为鲜明、突出地表现出来，本文试图从时代、史学及其二者之间的关系角度来对此 问题 加以梳理，希望有助于对民族史观在中国古代史学中的发展 规律 的探讨。
一  元朝大一统与民族史观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