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关于秋瑾与近代文学革新之关系,是一个尚未引起重视和得到发掘的重要问题。务实、尚俗、切用、崇外、求变、创新,共同体现出秋瑾文学革新的理论取向和写作态势,其中有关白话“演说”活动的倡导组织、理论建树和写作实践,尤具创新精神和文体意义。她的白话文创作在晚清白话文运动中具有典范性,并代表着近代散文发展的正确方向。秋瑾关于文体革新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散文的近代化进程中有着独特价值和重要地位。
【关键词】 秋瑾;晚清白话文运动;演说;理论与创作;文体意义
    “俗语文体之流行,实文学进步之最大关键也”①,这是近代文学革新运动的领袖梁启超的一句名言。秋瑾之于这种“流行”,可谓身体力

【内容提要】
《申报》早期刊载的文学作品，使该报身为新闻报纸却被赋予浓郁的文学色彩，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大量刊载文学作品的“新闻纸”。这些文学作品对创刊之初的《申报》的立足和发展曾发挥了重要作用。刊载其上的文学作品为适应“新闻纸”这种特殊的传播渠道，在文体上也发生了诸多“新变”，具有了通俗性、新异性、地域性三大特征。整体看来，除了竹枝词等民歌俚曲，早期《申报》刊载的译本小说等，其文学价值都相当有限。但是，这种文学传播方式却给此后的报刊文学以重大启示，且促使近代出现了大量职业作家。
　　《申报》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寿命最长、影响最大的新闻报纸。它创刊于1872年，至1949年停刊，前后延续77年。早期《申报》刊载有诗词、小说等文学作品，它们一方面使《申报》成为中

下篇:创作失误
　　宝黛爱情婚姻悲剧的格局是建立在两个“不”字上的。首先是宝玉和黛玉尤其是宝玉不说出自己的心事，即所谓“作哑”，于是，家长便不知道他俩有心事，所谓“装聋作瞎”。两个“不”缺一不可，尤其是宝玉的“不说”，否则“木石前盟”成矣。然而按照人物性格逻辑与生活逻辑(即人情事理)，他们谁也不会“作哑”、“装聋”，因为这不是人物的自主意志！这样，作者的创作就如履薄冰，他必须小心翼翼地控制着他的人物，时刻警惕着他们获得主体性。最后，作者成功了。然而人物却死了。人物成了受制于主题、受制于情节的傀儡！可以说，只要有一个人稍稍有一点主体性，悲剧的整个格局就注定破坏殆尽!
　　从另一角度看，宝黛悲剧格局又是建立在作者不断地自我否定之上的。为了把情节导向终点，

　上篇:自我失落
　　一、“发乎情，止乎礼仪”:爱情与失落
　　当代红学的《红楼梦》“反封建主义”说体系的理论前提和逻辑起点是这样二个先验的命题。
　　“爱情反叛礼教!”
　　“礼教扼杀爱情！
　　不幸，它是偷换概念的产物！通常所说的爱情，实际上含两层、爱慕与交往首先是个体对某个异性产生了爱慕之情，它藏于心中，尚未向对方表达。这正是辞典对“爱情”一词的解释，其次是男女恋人相互交流爱恋之情，即通常说的“恋爱。”［1］正常的爱情，二者都应具备。如小红与贾芸的爱情。但前者是爱情的基本构件。瓦西列夫说:“真正的爱情即使得不到回报，也仍旧是爱情。我甚至认为它是更伟大的爱情。”［2］当代红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爱

    96、97年度的长篇小说除了在数量上超过以往的年份外，还有不同于以前的新特点，其中最明显的一点是艺术形态的多元化。作家的创作主体性突出，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切入视点，几乎每一个人都在寻找适合自己，而自己也的确是有所体悟、有所发现的表现对象。长篇小说的文体开始出现一种求新同时又是彼此不同的探索与实验，在形式方面有力地冲击了传统长篇小说的观念。另外，长篇小说题材空前的丰富，社会各个层面的经验都得到了书写和表达。尽管不乏急就的不成熟之作，但却在内容方面丰富了人们的阅读视野，让人们以最快的速度感觉到了时代的变化。
    为了便于叙述与了解，本文将试用分类的方法去描述和评点。
 

  1996年创作情况
    小说如人，也有它的性格和情绪。短篇小说在小说家族中性情最为敏感、多变，它往往是作者现实感受的迅速表达者，也就能够较及时地体现社会文化心理的变迁。
    短篇小说的景观常常是一年一个样。
    进入90年代后，短篇小说的变化加快了，1992年应该被看做是一个关节点。这一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和商品经济的发展，震动了中国的经济和文化领域，对文艺原有的生存状态、组织方式以及供需格局形成了很大的冲击波。作为反应，小说中的情节和情境因素得到加强，这是伴随竞争加剧、生活戏剧化、社会矛盾及人物关系的复杂化而来的变化，毕淑敏的

  1996、1997年散文创作情况
    ’96、’97散文界的情形大致延续着90年代以来散文的热风景。其弊端来自热闹喧哗背后隐含的浮躁、随意的炒作气息：副刊散文困扰于文化快餐品味；数量膨胀的期刊散文质量萎缩，精品意识淡漠。不过，在散文虚热的内里，新时期以来所形成的几大创作群体版块均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存在状况。
    女性散文进一步成熟，老中青三代的集合占据着散文界半数的天空。女性意识的表达与女性书写的风范在这两年里得到进一步展现。最为值得推重的是部分本着女性主义思想进行的创作。部分女作家在指诉长期以来男权压迫的同时，有意识地返回自身生命体验，在极具其强势力量的男性话语潮中探寻女性的声

    关于诗歌现状和未来的大讨论
    随着我们的社会和生活越来越技术化、商品化，诗歌一方面呈现出孤独无援的状态，另一方面又呈现出拒绝生存的态度。在过去的两年中，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怀疑和质问纷纷扑向诗歌，只有极少数人还沉湎于自我以幻想构筑的象牙塔里，还认为诗歌是文学乃至文化诸成分中最耀眼的明珠，如陈所巨说：“诗是一部分人或者可以说是极少数一部分人的特异功能艺术和崇高的享受方式。诗是人类最崇高的艺术。”〔1〕其实在今天，能够坦然承认诗歌是文学大家庭中具有平等权利和地位的一员，也需要十分的勇气，因为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诗歌已成为各类文体中最不受欢迎的一类，已有被驱逐出艺术殿堂的危险，诗歌面临着空前的生存危机。段钢在《诗歌

  1996年和1997年对于中国儿童文学来说是不平凡的年份：香港回归、党的15大召开、中国足球作着世纪末最后的冲刺……这些社会大背景下的各种因素，都在对中国的儿童文学产生着影响。从总体上看，它与90年代以来儿童文学创作的基本倾向变化不大，仍以平静、淡泊的现实主义创作为基本宗旨，不张扬，不火爆，但在一些局部上，却在酝酿着可能改变整个中国儿童文学面貌的变化。如《花季·雨季》的畅销预示了儿童文学彻底商品化的时代即将到来，又如科幻文学在沉寂十几年后开始复苏，再如一直不太为人所知的“大幻想文学”在一些作家和评论家大力鼓吹下在中国萌芽并逐渐形成一个渐来渐高的声音，等等。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对这两年的儿童文学进行一次浮光掠影的巡礼。
 

  1996年创作情况
    1996年的报告文学创作，真正迷人的地方似乎不多。在这些新景致中，热情讴歌社会生活中的新人和一些重大的生活事件的作品还是不少的。像江宛柳的《没有掌声的征途》〔1〕，报告解放军某坦克旅旅长邬援军，在和平的岁月里自觉以战争环境的要求来训练和约束自己，使自己能够成为既符合和平时期的军人也适应未来战争生活的军人，在“没有掌声的旅途”上义无返顾的追求的情形。像白描在《一个人与一座城市》〔2〕里报告的大连市市长薄熙来，在大连的城市开发和建设中的许多构想和实践过程，使大连的城市面貌有了巨大变化的内容。像李钧报告解放军某给水团团长李国安无私奉献，不惧艰难地长期带病生活战斗在找水打井工地模范事迹的《生命甘泉的追

  如果说，90年代以来的大陆女性写作，尤其是1995年以降的女性写作泛化热潮中，多少还存在着因大众传媒的炒作而一哄而起，在书写女性个人化生存的母题下隐含着题材上的投机与风格上的彼此模仿的内在因素的话，那么，1996—1997年的大陆女性写作，则完全是以女性成熟的个性化姿态出现并展示魅力的。纷争多义的“个性化写作”命题藉此女性写作得到良好的诠释。无论是池莉、铁凝作品中基于女性获救之路描画的性／政治文本的双重策略，还是张洁、徐小斌、须兰、斯妤等人的女性迷宫／镜像式写作，抑或是张欣、迟子建等的“现实一种”的书写，以及何玉茹、叶弥、周洁茹的关于“成长”的小说，女作家们都将笔触进一步逼向人性的本质，在实施尖利的质问和无望的叩询中，执意寻找一丝审慎的爱意和自我获救的温暖

重大题材唱主角
    1996—1997年我国电影创作生产情况良好，据统计，1996年完成故事片110部，1997年完成故事片88部。
    尽管这两年故事片产量略低于前几年，但就其思想艺术质量来看，整体水平高于往年。思想平庸、格调低下、粗制滥造的影片，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出现了一批思想艺术质量较高、观赏性较强、在社会上能产生比较强烈反响的影片。两年间，由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向社会广泛推荐的《大转折》、《红河谷》、《离开雷锋的日子》、《鸦片战争》、《大进军·席卷大西南》、《花季·雨季》、《非常爱情》、《灯塔世家》、《燃烧的港湾》、《惹是生非》、《挺立潮头》、《快乐天使》等影片公映后，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

  季红真：陈染进述了一个成长的故事。倪拗拗从一个小孩儿，逐渐长成为一个成熟的女人，经历了从家庭到社会(主要是学校)的权威话语对个性的压抑特别是极端集体主义的制度与意识对私人空间的侵犯。这部小说最让人触目的内容，是第一次在小说里表现了同性恋行为。但是，陈染表现的同性恋不是典型的同性恋。倪拗拗在禾寡妇的裹挟之下，与之发生肉体的亲近。禾寡妇与其说是她的恋人，不如说是一个代母的形象更准确。因为倪拗拗的母亲忙于事业和工作，对她的关心很有限。禾寡妇既有知识妇女的通达，又具有家庭主妇的温柔和料理家务的能力。倪拗拗是在她那里补偿着缺失的母爱，而不是异性的感觉。通常同性恋的两个人当中的一个人，具有异性的特征。而禾寡妇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女人，所以我说她更像一个代母的形象。从禾寡妇的角度来说，她也借

    一
    台湾文学界多年来以它的各项文学奖，不仅使文学在媚俗的文化情境中仍坚持一种抗拒姿态，而且直接推动文学新生代的成长。虽然，近年来，几大报的主要奖项在极力鼓励艺术创新的同时，越来越多获奖作品让人“完全看不懂也读不下去”，台湾学者、清华大学教授吕正惠认为这些作品不是“浮而不实的‘使命文学’，就是只在文字上花功夫的‘后现代文学’。这些当代作家都只在‘耍’什么，而不是在‘思考’什么，在‘写’什么……”〔1〕但，文学奖仍是每个年度中文学的盛会，更是新生代作家一展才华之良机。
    《中国时报》的时报文学奖1996年散文甄选首奖为张启疆的《失聪者》，写一个失聪的，

  顺应海峡两岸关系的变化，大陆学界从70年代末开始了对台湾文学的研究，并由最初零散、盲目的局面，到80年代末演变为力图对台湾文学做较全面、系统的了解和介绍的写“史”热，近年来情况又有所变化。学界开始总结前一阶段研究的得与失，考虑如何将这一研究引向深入。其主要动向有：
    一、部分学者认为文学史的写作应基于翔实的资料和扎实的个案研究，与其在不成熟的条件下，力不从心的写出一些题目大而无当的浮泛之作，不如回过头来，重做细致的个案研究，为真正的文学史写作打下基础。
    二、有些学者认为，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与现当代文学研究相比，整体水平相差甚远，原因在于研究者的素质较差。他们希望能有新的研究力量介入这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