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纵深作战：大迂回战略之法宝
在战争中对敌实施纵深打击，古已有之。我国三国时期的官渡之战和西方的坎尼之战，都是因为攻击敌方的纵深而制胜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及战后，大纵深作战打击方式则获得了重大 发展 。如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美英联军就是在左翼实施纵深迂回作战而一举围歼伊拉克军的。
相比之下，成吉思与毛泽东的大迂回战略之大纵深作战，足以令古今中外的军事家们相形见拙。
先从大纵深作战的方位看。成吉思汗继承者们是按逆时针走向，即从西北向东南纵深包抄敌方；毛泽东则按顺时针走向，即从中南向西南纵深包抄敌方。具体地说，蒙古军是在东起江淮西至川陕的宽大正面，对南宋实施大纵深作战的；解放军则是在东起京广线西至云贵的宽大正面，对国民党军实施大纵深作战的。
再从大纵深作战之方式看。对蒙古军而言，以骑兵大兵团实施大纵深迂回作战，无疑是他们克敌制胜的法宝。比如，蒙古军骑兵大兵团的锋芒所向，往往是以密集的队形冲击敌方的。据《圣武成吉思汗战书》载：“我们蒙古骑兵的冲杀拼搏极为厉害，我们的骑兵在冲锋临阵时大喊：‘喔噢’杀声，真是震天动地地吓破敌人。”
到了20世纪四十年代，曾经是大纵深作战杀手剑的骑兵大兵团，已经逐渐失去了以往的威力，因为，在敌我交战中更多的是倚重于大炮和坦克等重兵器。所以，我认为，在大纵深作战中，比之于成吉思汗 时代 ，毛泽东无疑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
众所周知，在20世纪四十年代末，毛泽东领导的军队之装备大都是小米加步枪（仅有少量的大炮），而他们的对手，国民党军之装备无疑优于自己。因此，就一般的战争 规律 而言，装备劣势的军队实施大纵深作战，其难度可想而知。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大迂回战略比之于成吉思汗继承者们，无疑增添了几分亮色。
下篇：“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
（四）速度：大迂回战略之魂
"快“，乃战争之父。
十九世纪欧洲有句名言：“速度和突然性，可以代替数量。”意指战场上的迅速和突然的攻击，可以改变兵力多寡对比。而速度和突然性，是基于时间这一前提之下的。对大迂回战略而言，速度则是战争突然性的前提，是远距离奔袭而对敌人形成迂回包围的基础。
早在我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著名军事家孙子，就已经提出了这一战略思想。他在《孙子。作战篇》云：“兵贵胜，不贵久。”意思是用兵贵在速胜。在《三国志。魏书。郭嘉传》中则归纳为“兵贵神速”。
军队的迅速突击，是战争的灵魂。古往今来，以突然袭击而直捣黄龙的战争奇迹，举不胜数。
早在我国的三国时代，魏国大将邓艾，曾率精兵走阴平小道，在蜀军尚未明确魏军的进攻意图之前，便接连攻下江油，涪城而直取绵竹。绵竹一战，魏军彻底摧毁了蜀军的抵抗能力和意志。此时，刘禅出了开城投降之外，别无他路。
在 中国 现代 战争史上，林彪以擅长用速度打击敌人而著称。如长征中的抢渡大渡河，辽沈战役中的围歼廖耀湘兵团，都是典范之作。林彪就曾说过，“时间是战争的一大要素，有时候兵力增加一个团，增加一个师，不能解决 问题 ，而抢足十分钟，就可以夺取胜利。”同样，拿破仑指挥战争的特点，也是速度。因而，他被称之为“行走的诗人。”
如前所述，在大迂回作战中，蒙古军往往是清一色的轻骑兵。在冷兵器时代，骑兵比步兵或其他兵种优越的地方，并不是冲刺力的大小，而是其作战速度和灵活的战术。所以说，骑兵具有灵活多变，突击力强的特点，尤其适应远程快速奔袭作战。
如在蒙古军对金的大迂回作战中，拖雷当时所指挥的三万人的西路军，均是清一色的轻骑兵。因而，仅就作战速度来说，金军是无法与其抗衡的。
除此之外，蒙古军的作战特点，也是“快”的原因之一。比如，蒙古军在对金的快速迂回作战中，每当遇到敌方坚固城堡时，通常只留下少数部队以待后续的攻坚工兵，主力部队仍然继续高速向前推进，因而，使敌人无法作出战争准备。
作为兵家泰斗的毛泽东，当然也深知“快”之真谛。1949年7月，根据他的远距离包围迂回而后再回打的战略方针，解放军的一，二，三，四野战军在追击国民党军中，利用夜间快速行军而与敌人比速度比时间。而后，以突然的作战方式击敌侧背，断敌后路。
当然，在大迂回作战略中对敌实施打击，是基于最高军事统帅对敌方军力部署和指挥失误的洞察力和决断力的。我认为，在这一方面，无论是成吉思汗还是毛泽东都可圈可点。
（五）变“迂”为“直”：大迂回作战略之精粹
孙子曰：“军事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又曰：“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盖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
在战争中，“迂”与“直”即指作战路线，取胜途径；也包含作战中的谋略，战术运用。从路线和途径上说，好比建隧道桥梁和高速公路一样，有迂有直而视不同情况作不同选择；从作战谋略和战术运用上说，作战中的以退为进，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再由迂变直，犹如拳击争霸赛中要出重拳时，必须也必然要先虚晃几招一般；也亦如棋句中需通盘谋划乃灵活运用。通俗地说，就是迷惑敌人，战而胜之。
同样，在大迂回作战中，巧施诱敌之策，变“迂”为“直”，乃必不可少。
遥想当年，蒙古军往往利用自己骑兵部队迅速敏捷的条件，常常以出其不意的反击或追击歼灭敌人。例如，蒙古军在对金实施的大迂回作战中，有意不攻战略要地潼关，却出没无常，假道唐县，邓县，大张旗鼓而直捣汴梁，引诱潼关金军移师援汴而破之。
在大迂回作战中，巧施诱敌之策，变“迂”为“直”，毛泽东比之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们，“玩’得更是得心应手炉火纯青。1949年6月，毛泽东指示一野，暂不进攻退守陕西汉中的胡宗南部。同年10月，他又指示正从华东向南进军的二野，作疑兵之态。根据毛泽东的部署，10月23日刘伯承到达郑州之时，故意在公开集会讲话后便隐蔽行踪，使国民党军事当局误以为二野将开往西安，与贺龙部回合后，从北向南入川。与此同时，中共又通过地下情报系统，部署当时潜伏在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的副参谋长刘宗宽，在蒋介石主持的重庆军事会议上，巧妙地通过胡宗南的副参谋长沈策，提出一份“情况判断”文件，使蒋介石相信解放军将首先从北面攻川而作出“拒共军于川境之外，以陇南，陕西为决战战场”的部署，下令将罗广文兵团的两个军从川东北调往川西北，以增强胡宗南部的防线。
由此可见，在大迂回作战中，这“迂”（诱敌）的假象背后，时常包含着“直”（进攻）的积极因素。战争实践证明，成吉思汗与毛泽东不仅深知以“迂”为“直”这一谋略原则，而且他们还是将其上升到了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之中的大师。
（六）大迂回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
要取得大迂回战略的胜利，也离不开其他因素和条件（准备充分与否，后勤供给， 政治 攻心等）。
从 历史 上看，在实施大迂回战略中，由于忽略了这一系统工程的某一环节而遭败绩的著名战例，要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对苏联的基辅会战了。
1941年6月，纳粹德国的南方集团军在仑斯特元帅的指挥下，对苏联的基辅实施战略包围，为进攻莫斯科打开迂回南翼的通道。但事与愿违，由于德军对冬季作战准备不够而最终遭到失败。
说到大迂回战略中的后勤保障，虽然在作战时要远离后方，但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们却有一整套体系，从而保证蒙古军的远征。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是也。
再则，当蒙古军进军南宋之时，他们本可以设法攀越长城，进而兵围中原，然而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会耗损资源，也会使蒙古军的军力减弱。所以，他们便另僻蹊径。
我们说，军事战略必须服从于政治战略，并以政治战略为目的。因此，在实施大迂回战略时，与之相呼应的“政治攻心战”，也层见叠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