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左氏》本不传经，其中的解经文字是后加的。后人陆续窜入解经的文字，虽经精心弥缝，然许多窜入之迹仍宛然在目。例如：
隐元年传：“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遂置姜氏于城颍……”
经原文上言“大叔出奔共”，写郑庄公与共叔段的关系，下即接“遂置姜氏于城颍”，继述庄公与姜氏的关系，中间用一“遂”字，承前启后，全文上下，一气贯通。而解经者为了解释经书“郑伯克段于鄢”，不得不在“大叔出奔共”之下，插入“书曰”至“难之也”一段。这样，本来一气呵成的经文便被横空打断成两截，而那个“遂”字也显得很不 自然 。显然这段解经的话是后人加入的，非原文所有。皮锡瑞论断：“《左氏》于叙事中搀入书法，或首尾横决，文理难通。……其他‘书曰’、‘君子曰’，亦多类此，为后人搀入无疑也。”（11）极有见地。
第三，《左氏》与《春秋》原是各自独立的书，至刘歆才将二书内在地联系起来，《左氏》从此被正式纳入“春秋学”的体系与轨道。据《汉书?刘歆传》记载，在刘歆之前，治《左氏》者只注意文字训诂，并不重视所谓微言大义。而刘歆在讲论《左传》时，则“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左氏》方才成为讲《春秋》的一家。至于在刘歆之前，诚然已有人窜入了解经文字（12），但那只是些零星、不成体系的尝试，大规模的系统阐发则是从刘歆才开始的。罗壁《识遗》说：“《左传》、《春秋》初各为一书，后刘歆治《左传》始取传文解经。”不无一定道理。
第四，《左传》非《论语》中所谓“左丘明”所作。最早提出《左传》作者为左丘明的，便是刘歆自己，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13）这只不过是为了抬高《左传》的权威性，以与《公羊》、《谷梁》相抗罢了。而作为《左传》原始面目的记事文字中存在着许多与孔子思想不合，甚至违反经意之处。例如“隐三年”，传记周桓王与郑庄公的关系，说“周郑交质”，又说“周郑交恶”。将周天子与诸侯视同敌国，这与孔子一贯尊周、称周王为天子的思想是违背的。由此可见，传中竟有如此与经相悖的记事文字，似不应为曾“受经于仲尼”（14）的左丘明所作。
第五，《左传》亦非刘歆伪作。钱穆考证，刘向卒于成帝绥和元年，刘歆复领五经在二年，而争立古文经传是在哀帝建平元年，上距刘向卒不超过两年，距刘歆领校五经才数月。刘歆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伪造出《左传》这样一部著作来。如果说他很早便开始作伪，那么当 时尚 在的刘向又怎会一无知晓、被蒙在鼓里？在钱穆之后，今人杨向奎、杨伯峻、赵光贤又各有补证，刘歆并未伪作《左传》可谓已成郅槁不易之论。至于《左传》的成书年代，或至春秋末年，或主战国，尚难确定。
从以上对《周礼》、《左传》二书历代考辨的梳理中，略可窥见“刘歆是否遍伪群经”这一悬案的真相：《周礼》、《左传》都成书于战国时期（15），皆先秦旧籍，并非刘歆伪作；其它各经如《毛诗》、《逸礼》、《古文尚书》亦或属此类（16），在刘歆之前均早已存在。当然成书后在传抄过程中，有伪窜是在所难免的。因为先秦、西汉之时，典籍尚未定型，于流传过程中往往有人增入篇章或窜入一些文字。清代杨椿作《周礼考》（已佚），书序存于其《孟邻堂文钞》，云“遭秦火，散亡遗佚，间有存者。后人网罗摭拾，汇为此书，……其残篇短简，亦或竟为增损”。这是很恰当的解释，可以推及其它古文经传。顾炎武也说：“《左传》之书，成之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17）当时经传多竹简所编，逢劫蒙尘，朽析散绝，书缺间脱，经或脱简，传或间编，实属正常。刘歆在整理秘府藏书时，校雠诸版本以正乖缪、一异同、补其缺、删其重，在此过程中进行一些增减字句、润饰文彩的工作，是其职责所在。又或“欲广其道木”，为争立古文经传于学官，而逾其校书职责，另有伪窜以成其谋，亦不无可能。康有为即认为：“歆以其非博之学，欲夺孔子之经，而自立新说以惑天下。”（18）但此推测即或揭示了一些 历史 的事实真相，充其量也只能说明有部分的伪窜，并无法构成整个古文经学体系均为伪造的支撑依据。
三、“刘歆奖奸翼篡”考辨
刘歆之争立古文是否属“奖奸翼篡”之性质，是经学史上与“刘歆是否遍伪群经”有着密切关联的又一个争论不休的 问题 ，而且由于牵涉到诸多 政治 史方面的 内容 ，情况变得更为复杂。
正如罗壁在《识遗》中就《周礼》真伪问题所举证的那样，“司马温公、胡致堂、胡五峰、苏颍滨、晁说之、洪容斋直谓作于刘歆，盖欲佐王莽，书与莽苛碎之政相表里。”到了晚清，今文学之集大成者康有为，更是在《新学伪经考》中口诛笔伐，强调刘歆遍伪群经以证成莽篡，并直斥刘歆所创立的古文学派乃“新莽之学”，非孔学正宗。对这一事关声誉的原则性问题，古文学家则奋起驳之，竭力表白经古文学与莽篡无关。于是纷纷嚷嚷，交战不止。笔者认为，解决此问题之症结，关键在于澄清二点：其一，在客观上，刘歆倡导古文经学是否助成莽篡？其二，在主观上，刘歆争立古文经是否如康有为所斥“媚莽”？以下对此二个疑点分别予以考辨。
王莽对《周礼》确实特别重视，曾模仿《周礼》所载古代井田制，于始建国元年（公元９年）把全国民田改称“王田”，不许买卖。同时，他还把私家奴婢改称“私属”，也不许买卖。这些改革措施都可以在《周礼》中找到证据，说明王莽确曾援用《周礼》，作为企图解决土地和奴隶两个问题的依据。另外，《周礼》相传是周公所作，“周公摄政”正适足作为他夺取西汉政权的借口，而“周公践天子之位”也被王莽作为由“居摄”而“摄皇帝”而“真天子”古已有之的证据，所谓的“以明因监”就是这层用意。
王莽除了推重《周礼》外，还大力提倡其它古文经传。他引《逸书?嘉禾篇》“周公奉鬯立于阼阶，延登，赞曰：‘假王莅政，勤和天子’”，作为“周公摄政”的根据。又如《左传》文公十三年、襄公二十四年、昭公二十八年均有“明文”，“明刘氏为尧后者”（19）。而王莽自谓是“虞帝之苗裔”，正好“舜禅尧位”，夺取刘家天下。
由是观之，古文经学在客观上确实很大程度地充当了王莽篡汉改制的 理论 工具。那么在主观上，刘歆争立古文经传是否有意“媚莽”？则未便简单轻易地以效果来逆推动机。于此问题，笔者认为康有为的所谓“歆莽交相为用说”并站不住脚。
首先，从时间上推算。钱穆考证，“歆请立《左氏》博士，尚在哀帝建平元年（王莽已去职），岂能预知十年之后，莽有居摄之局，而先伪经文以为之地？”（20）这一明显事实，连康有为也不得不承认，“歆之伪《左氏》，在成、哀之世，伪《逸礼》、伪《古文尚书》、伪《毛诗》，次第为之，时莽未有篡之隙也”（21）。而王莽于未篡时，勤勉去奢，折节恭俭，爵位益尊，节操愈谦，绝无篡汉之象，时人皆蒙在鼓中。职是之故，白居易有《放言》诗曰：“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可见当时王莽的伪饰确实是天衣无缝、不露破绽，刘歆又岂能预知莽之篡弑阴谋？
其次，王莽依附古文经典，但也援用今文经典；王莽提倡古文经学，但并不排斥今文经学。尤其是西汉哀、平以来，今文谶纬盛行，王莽乘机大加利用，借以证明自己得天命。成帝时，甘忠可、夏贺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言汉家逢天地大终，当更受命于天。”（22）此说极有利王莽之篡，因而博得其欢心，上奏太后曰：“案其本事，甘忠可、夏贺良谶书藏兰台”（23）。但刘歆从古文学派的利益出发，驳甘、夏之说“不合五经，不可施行”（24）。刘歆此言，在哀帝初，正值其争立古文时。如果其时他与王莽已沆瀣一气，又如何会驳甘、夏之说，有意拆王莽的台？可见，刘歆当时并未主动附莽助篡。况且，刘歆本亦主今文，他若早欲媚莽，为何不早造符命、早言灾异，却要另起炉灶、争立古文呢？
再次，顾颉刚曾惊诧于《世经》中的古史系统，因为它的五德终始说和以前的有很大不同，“第一是不遵守五德相胜的次序，第二是把朝代伸展了两倍。”（25）顾颉刚以为这是刘歆为了替王莽在历史上找到取得政权的先天根据，因而改造了五行说，改造了古史系统，伪造了《世经》。顾颉刚的这一理论是他的《古史辨》主要观点之一。其实，据扬向奎考证，“五行相生说”先于“相胜说”早已存在，董仲舒《春秋繁露》中即有《五行相生》篇，因此“相生说”绝不出于刘歆的伪造。（26）至于刘歆是否利用了固有的五行相生说来为新莽政权作舆论鼓吹，现存史籍上尚找不到明确记载。即或属实，仍不能就此肯定刘歆争立古文乃奖奸翼篡。因为五行理论出于今文经学，乃刘歆之旧业，而不是他所争立的古文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