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司马迁以来， 中国 的史学家专以中国的 历史 为其工作范围。即使《史记》有《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诸传，胪述涉外事情，而中国以外的历史，仍只是在“边裔”的范围之内，从中国中心的立场，记载其“叛”、“服”与“盛衰”。
直到近世，中国史学界的工作，也仍旧把中国史与世界史，分为两个领域，互相之间并无贯穿结合。倒是上两世代的梁任公先生，曾有志于结合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他的工作，并未问世，然而在一篇序论中，他提出了将中国历史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是
先秦至秦汉，属于中国内部 发展 ，最后充满了整个中国，所谓“中国的中国”；第二段是中国与亚洲四邻交往与争衡的 时代 ，例如佛教的传人，及中国对外扩张，或异族入主中原，这是“亚洲的中国”；第三段是“世界的中国”，则是近代的中国历史。他的分期年代，有可以讨论的余地，但我们不能不钦服他的广阔视野。
今天，世界各处都声息相通，动静相关，中国既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也不能无视于中国的过去。今日世界各处，唯西欧与美国马首是瞻。西欧编制其历史的线索，在别处都借来
编制世界史；上古、中古、近代的三段分期，已为大家广泛采用，而且习焉不察。以为这是普遍可用的分期模式。另一方面，马克思由西欧历史归纳得来的分期模式，又经斯大林的推
动，成为通行的五段分期：原始公社、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及共产主义五个段落。中国大陆的史学界，至今仍深受其 影响 。这一套演化 理论 ，如果僵化地解释，史学的工作将过分强调一个国家(或一个文化圈)内部的变化，而忽略这一个单位的范围会有改变，也忽略这一个单位与其他单位之间的交互影响。不幸这四十年来，中国史学界正是犯了如此的病症。
海外与在 台湾 的史学界，可以不受教条的影响。然而，海外的史学同人，无论是非华裔，都难免因为“地区 研究 ”的约束，被圈在中国历史的范围内，不能“越界筑路”。台湾的史学同人，也长期承受中国史学师弟相承传统，以及“中国中心”观念的双重影响，专务发展自己的专长，不愿涉足域外的历史。甚至本是治外国史的同仁，返台之后，因为资料匮缺，独学无侣，也不免改辙，又回到中国史研究的园地。
今日的情势，逼人而来，港、台均已走向国际化的方向，不能再遗世而自囿于中国的范围内；大陆也正在急剧转变中，其沿海地区的生活，也已卷入世界脉动。我在海外工作，也在港台教过学生，痛感中国史与世界其他文化历史之间，藩篱之严，已使我们难以从人类各处的过去，归纳更有意义的共同经验。为此，不揣浅薄，冒然尝试设计一些思考的模式，以祈在中外之间，找出几条贯通的主题。
第一项主题是族群变动。我们先须寻索超越文化圈或民族与国家区别的因素。气候是一项因素。地 理学 家经常注意大地区气候的变化历史，人类学家与考古学家也经常注意这种长程大气候，并经常如此解释族群移动的现象。另一类跨区的因素是疾病。瘟疫的扩散，本来不是“边关”与“国界”可以防堵。一场大瘟疫，不仅影响的地域广袤，其延续的时间也
往往相当长久。瘟疫对人类人口的影响，各处人类历史，都注意及之。欧洲历史上的黑死病、美洲原居民遭遇的天花、中国在清代嘉道之间的鼠疫……无不是历史上著名的事件。一地
人口减少，别处人口即会移人，因此引发族群的变动。但是如何将气候与疾病对于人类的影响，作一番超越区域的讨论，则尚未充分地引人中国历史的研究。
人类族群的大规模移动，影响不会只限于一个地区。移动者会留下原来的地区，让另一族群移人，移动者也会推开所进入地区的原来族群，使后者又起身移向别处。于是，不论是
前路或者后路，一个族群的移动，常常会带动许多族群一连串的移动。
从上述 自然 因素与人为因素造成的族群移动，中国历史承受的影响与造成的后果，都颇有可以探索的余地。我们熟知的一项史事，是汉代中国与匈奴的长期争衡，匈奴败了，其
中一部分向西移动，三四百年后，欧洲出现了“匈人”，对罗马世界造成严重冲击。但是，至今我们的通史，并未注意另一波的族群大移动；北朝柔然，在中国的压力下西移，又不断承受新起突厥的压力，于是联合波斯击灭了*[口+厭]哒。另一方面，这一串的移动，引发了中亚经过南俄的族群移动，阿伐尔人在东欧的冲击，也是欧洲中古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