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城傍”为兵士的一种，史界已成定论，但城傍究竟为何种兵，中日学者有着不同的解释。[1]笔者在这些学者论述的基础上．继续 研究 城傍，认为城傍是一种兵牧合一的制度，唐对内徙蕃族置于军镇城旁，保持其部落组织，轻税之，战时发其自备鞍马从行，城傍不但是大唐帝国赫赫武功的重要创造者，而且对唐后期 历史 及军事均有较大 影响 。正确与否，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城傍的设置状况
《唐六典》卷五兵部郎中条略云：
秦、成、岷、渭、河、兰六州有高丽、羌兵。（皆令当州上佐一人专知统押，每年两度教练，使知部伍。如有警急，即令赴援。诸州城傍子弟，亦常令教习，每年秋集本军，春则放散。）
这是有关城傍子弟的重要史料。日野开三郎先生指出，城傍是与城傍子弟同样的称呼，正如土团、坛丁也称土团子弟、坛丁子弟一样。方积六先生也认为城傍是对城傍子弟的省称。[2]笔者以为，唐代子弟 问题 还需具体研究，但诚如日野及方先生所论，这里的城傍子弟是一词，城傍子弟指城傍兵．不但与土团、坛丁称土团、坛丁子弟同，而且也与神策兵又称“神策子弟”[3]同。
方积六先生指出城傍子弟为蕃兵，这一观点很有见地。城傍为蕃兵，不但对唐代兵制、军事，而且对唐代民族关系等都影响至深且巨。笔者在方先生的基础上，再就城傍的设置、制度及作用等，补充论述如下。
1、东北城傍
《陈伯玉文集》卷一O《为建安王与辽东书》云：
营州士[4]人及城傍子弟近送密款。唯待官军。
这里士（土）人与城傍子弟并举。同卷《为建安王与诸将书》称“营州饥饿，人不聊生，唯待官军”，未点明待官军者的身份，但《为建安王与安东诸军书》则云：“营州饥饿，人不聊生。诸蕃首领百姓等，唯望官军。”可见城傍子弟即指营州诸蕃首领百姓，他们在这次孙万荣叛乱中心向唐室，谋求归顺。
营州城傍子弟，其来已久。《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契丹传略云：
又契丹有别部酋帅孙敖曹，初仕隋为金紫光禄大夫。武德四年，与靺鞨酋长突地稽俱遣使内附，诏令于营州城傍安置，授云麾将军，行辽州总管。至曾孙万荣，垂拱初累授右玉铃卫将军，归诚州刺史，封永乐县公。万岁通天中，万荣与其妹婿松漠都督李尽忠，俱为营州都督赵翙侵侮，二人举兵杀翙，据营州作乱。尽忠即窟哥之胤。
契丹孙敖曹与靺鞨突地稽武德四年内附，被置于营州城傍，据此而形成的辽州、归城州都属于营州城傍。同传又云：
〔贞观〕二十二年，窟哥等部咸请内附，乃置松漠都督府。
李尽忠为这次内附的窟哥后代，世袭松漠都督。《旧传》未记松漠都督府的位置，但同书卷六则天皇后纪略云：
（万岁通天元年）营州城傍契丹首领松漠都督李尽忠与其妻兄归诚州刺史孙万荣……攻陷营州。
可知窟哥内附，也被置于营州城傍。契丹李尽忠、孙万荣作乱，所领兵为窟哥部及孙敖曹部，占据了营州因饥饿而“唯待官军”的城傍子弟，应包括这些部落兵（当然还有其它一些，详见下论）。他们因被置于城傍，而名之为城傍。《陈伯玉文集》中提到的“营州城傍子弟”指诸蕃部落（包括首领、百姓），这是显而易见的。
武德四年内附置于营州城傍的还有靺鞨人，因此营州城傍不只契丹一族。《旧唐书》卷一九九下靺鞨条略云：
有酋帅突地稽者……武德初，遣间使朝贡，以其部落置燕州，仍以突地稽为总管。刘黑闼之叛也……又徙其部落于幽州之昌平城……一子谨行……麟德中，历迁营州都督。其部落家僮数千人，以财力雄边，为夷人所惮。
结合上引契丹条，以靺鞨部落置燕州，也在营州城傍。麟德中，李谨行领这一部落仍称雄于营州，“其部落家僮”，即营州城傍。
东北城傍中，除契丹、靺鞨外，尚有奚及其他部族。《旧唐书》卷一四二李宝臣传略云：
范阳城旁奚族也。
《新书》二一一李宝臣传作“范阳内属奚也”，可见《新书》作者已不知道“城傍”为专有名词。“旁”与“傍”在 现代 汉语中是两个字，读音亦不同，而唐时“傍”在表示旁侧的用法上与“旁”通。如《全唐诗》3220页“路傍一株柳”，3306页“惊秋路傍客”，3367页“青襟在师傍”，3368页“若无傍人见”，“岂合离市傍”，这些“傍”均指“旁”。“傍”也有写作“旁”者，如3363页“浮云道旁起”，旁、傍含义相同。[5]“城傍”也是如此，故而《旧唐书·李宝臣传》作“城旁”。“城傍”即城旁侧之义，“傍”在这里读为“旁”。同书管一九九下奚国条云：
贞观二十二年，酋长可度者率其所部内属，乃置饶乐都督府，以可度者为右领军兼饶乐都督，封楼烦县公，赐姓李氏。
贞观年间内属的奚应与契丹一样，置于营州城傍。《册府元龟》卷九八五外臣部征讨门贞观十八年七月诏，提到营州都督张俭“率幽营二都督府兵马及契丹、奚、靺鞨，往辽东问罪”，这里的契丹、奚与靺鞨，都是营州都督可控制的营州城傍。万岁通天元年契丹叛后，奚率众属突厥，其后，奚、契丹与唐或降或战，开元二十年，奚酋长李诗琐高等以其部落五千帐来降，“诏封李诗为归义王兼特进，左羽林大将军同正，仍充归义州都督，赐物十万段，移其部于幽州界安置”[6]，《新唐书》二一九作“置其部幽州之偏”，偏者，旁也。奚部落被置于幽州城傍，李宝臣为“范阳城旁奚族”，当是与李诗同内附的奚族后代。
《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略云：
燕州 开元二十五年移治所于幽州北桃谷山……旧领县一，实无土户，所领户出粟皆靺鞨别种。户五百。
威州 武德二年，置辽州总管……贞观元年，改为威州，隶幽州大都督。所领户，契丹内稽部落。
慎州 武德初置，隶营州。领涑沫靺鞨乌素固部落。万岁通天二年，移于淄、青州安置。神龙初复旧，隶幽州。
玄州 隋开皇初置，处契丹李去闾部落。万岁通天二年，移于徐、宋州安置。神龙元年复旧，今隶幽州。
崇州 武德五年，分饶乐郡都督府置崇州、鲜州，处奚可汗部落，隶营州都督。
夷宾州 乾封中，于营州界安置，处靺鞨莫愁思岭部落，隶幽州都督。万岁通天二年．迁于徐州。神龙初还，隶幽州都督。
师州 贞观三年置，领契丹室韦部落，隶营州都督。万岁通天元年，迁于青州安置。神龙初，改隶幽州都督府。
鲜州 武德五年，分饶乐郡都督府奚部落置，隶营州都督。万岁通天元年、迁于青州安置。神龙初，改隶幽州。
带州 贞观十九年，于营州界内置．处契丹乙失革部落，隶营州都督。万岁通天元年，迁于青州安置。神龙初放还，隶幽州都督。
黎州 载初二年，析慎州置，处浮渝靺鞨乌素固部落，隶营州都督。万岁通天元年，迁于宋州管治。神龙初还，改隶幽州都督。
沃州 载初中．析昌州置，处契丹松漠部落，隶营州。州陷契丹，乃迁幽州，隶幽州都督。
昌州 贞观二年置，领契丹松漠部落，隶营州都督。万岁通天二年，迁于青州安置，神龙初还，隶幽州。
归义州 总章中置，处海外新罗，隶幽州都督。
瑞州 贞观十年，置于营州界，隶营州都督，处突厥乌突汗达干部落，咸亨中改为瑞州。万岁通天二年，迁于宋州安置。神龙初还，隶幽州都督。
信州 万岁通天元年置，处契丹失活部落，隶营州都督。二年迁于青州安置。神龙初还。隶幽州都督。
青山州 景云元年，析玄州置，隶幽州都督。
凛州 天宝初置于范阳县界，处降胡。
自燕以下十一七州，皆东北蕃降胡散诸处幽州、营州界内者，以州名羁縻之，无所役属。安禄山之乱，一切驱之为寇，遂扰中原。至德之后，入据河朔，其部落之名无存者。今记天宝承平之地理焉。
我认为这十七州部落皆为幽州、营州城傍，理由如下：
（1）燕州领靺鞨别种。前文已论，武德初突地稽降，以其部落置燕州，《旧唐书·契丹传》称其与契丹别部一起置于营州城傍。天元二十五年后燕州移隶幽州，当为幽州城傍。
（2）威州原名辽州。上文已论，契丹孙敖曹降，于营州城傍安置，行辽州总管，可见辽州为营州城傍。改威州后隶幽州，成了山州城傍。
（3）慎、玄、夷宾、师、鲜、带、黎、昌、瑞、信十州因靺鞨、契丹、奚、室韦、突厥等部落置，万岁通天元年前隶营州，孙万荣、李尽忠攻陷营州后，移于淄、青、宋、徐州安置，神龙初还，隶幽州。这些州部落也是城傍，因为《新唐书》卷一一一王晙传略云：
议者若谓降狄不可以南处，则高丽旧俘置沙漠之西，城傍编夷居青徐之右，何独降胡不可徙欤？
王晙主张将归降的铁勒九姓迁置淮右、河南宽乡，因有的大臣认为降胡不可徙，故举出高丽人迁沙漠之西、城傍迁青徐之右的成例。关于高丽人的迁徙，《旧唐书》卷一九九上高丽条云：
（仪凤中）高藏至安东，潜与靺鞨相通谋叛，事觉，召还，配流邓州，并分徙其人，散向河南、陇右诸州，其余贫弱者留在安东城傍。
仪凤中因高藏叛乱，高丽人被迁至河南、陇右，可能主要迁于陇右，上引《六典》“秦、成、岷、渭、河、兰六州有高丽、羌兵”，高丽兵即由迁徙陇右的高丽人组成。王晙疏中“高丽旧俘置沙漠之西”，指的就是高丽人被迁陇右一事。那么“城傍编夷置青徐之右”何指呢？
《旧唐书》卷九三王晙传此旬作“西域编氓散在青徐之右”，《全唐文》卷二九八同。查唐代史籍，开元十年因康待宾作乱，“移河曲六州残胡五万余口配许、汝、唐、邓、仙、豫等州”[7]，但王晙上表在开元五年，不可能预书五年以后事，疑《旧传》不解“城傍”之义而混于河曲残胡开元十年后的移隶，将“城傍编夷”改为“西域编氓”。实际上，《新传》作“城傍编夷”是有实指的。我国古代对少数民族称“西戎、东夷、南蛮、北狄”，夷者，一般为东方少数民族的泛称，而结合上引慎、玄等十州契丹、奚、靺鞨、室韦等东北部落的移徙看，“居青、徐之右”的“城傍编夷”正是原隶于营州的慎、玄等十州部落。古人称方位时，以西为右，如陇西称陇右，山西称山右等。“青徐之右”即青、徐之西。慎、玄等十州部落分别迁徙于淄、青、宋、徐四州，淄州在青州之西，宋州在徐州之西，这四州确实可称为“青、徐之右”。据此，我们可以得出慎、玄等十州部落正是“城傍编夷”的结论。《旧书·地理志》记叙慎、玄等十州时，只记其先隶营州，后隶幽州，并未记其为城傍，但王晙疏中一句话，就点明了居青、徐之右的慎、玄等十州部落为“城傍编夷”的性质。慎、玄等十州原隶营州，为营州城傍，万岁通天元年孙万荣等攻陷营州后，十州无所属，移于青、徐之右安置。神龙初还、隶幽州，成了幽州城傍。
（4）剩下的崇、沃、归义、青山、凛州无移隶青、徐北还的经历。但崇州分饶乐置，沃州析昌州置，青山州析玄州置。上文已论饶乐奚为城傍，昌、玄州亦城傍，则三府州的分州也应属于城傍。归义州总章元年置，处新罗，隶幽州，无移隶问题；凛州天宝初因降胡置，时间较晚，也不需移隶。在东北其它部落州府皆为城傍的大形势下，这二州也应是城傍。
经上论可以看到，《旧志》所列燕州以下十七州虽“以州名羁縻之”，但不是羁縻州，而是城傍。《旧志》所记的“无所隶属”，也不确，这十七州城傍在天宝年间皆隶属幽州都督府，故能为安禄山所用。而这些城傍改变了安、史后河朔的性质则是 中国 中古史上的一个大问题，详见本文第三部分。
2、北方城傍
这里的北方包括河东及朔方两部分。《册府元龟》卷一三五帝王部愍征役门开元十五年条略云。
北河遭水处城旁及诸蕃投降人，先令安置，及州县被差征行人家口等，去年水涝……不知并得安存与否……宜令州县简责，有乏绝者准例给粮，俾令安堵。
开元十四年秋唐数十州大水，至十五年未息，《新唐书》卷三六五行志略云：
（开元）十四年秋，天下州五十，水，河南、河北尤甚。河及支川皆溢。怀、卫、郑、滑、汴、濮人或舟以居……十五年五月，晋州大水。
位于河曲之地除河北道外，尚有河东道，开元十五年晋州大水，可见这次水灾波及了河东。开元十五年存抚北河的诏令应不专指河北道，而应指包括河东道在内的河北区域，厂”义而言．“北河遭水处城旁”可能包括了朔代等位于河曲之地的河东道城傍。
《唐大诏令集》卷一三O《命吕休璟等北伐制》略云：
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右武卫大将军……张仁愿……与副大总管右监门卫大将军鲁受信等将蕃汉兵募健儿、武用绝群飞骑、城傍等十五万骑。
朔方道行军大总管为朔方节度使的前身[8]，景龙四年敕中要求朔方道城傍与兵募健儿、武用绝群飞骑一起参加北伐突厥，可见朔方道有城傍。
河东朔方的城傍有哪些呢？《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开元二年条云：
闰月，以鸿胪少卿、朔方军副大总管王喀兼安北大都护，朔方道行军大总管，令丰安、定远、三受降城及旁侧诸军皆受晙节度。
《唐大诏会集》卷五九《王晙朔方道行军总管制》作“可持节充朔方道行军大总管，仍兼安北大都护，丰安、定远、三城等军及侧近州军，宜依旧例，并受晙节制”，《旧书》卷九三王晙传作“侧近军”。“侧近州军”、“侧近军”与“旁侧诸军”同义。五城旁侧诸军何所指呢？《资治通鉴》卷二一二开元八年六月条略云：
突厥降户仆固都督勺磨及●（足＋夹）跌部落散居受降城侧，朔方大使王晙言其阴引突厥……诱勺磨等宴于受降城，伏兵悉杀之，河曲降户殆尽。拔曳固、同罗诸部在大同、横野之侧者，闻之皆凶惧。秋，并州长史、天兵军节度大使张说引二十骑，持节即其部落慰抚之。
开元四年默辍被斩首后，在其控制下的铁勒部族拔曳固、回纥、同罗、霫、仆固等部来降，被置于大武军北。[9]其中仆固、●（足＋夹）跌部居受降城侧，拔曳固、同罗等在大同横野军侧。侧，即傍，契丹孙万荣、李尽忠在营州城傍，《通鉴》卷二O五万岁通天元年夏五月条作“皆居于营州城侧”，似温公已不知“城傍”为一专有名词，有固定含义，遂以“侧”释傍，《通鉴》记唐时内附部落于军、州城侧者，可能皆有傍义。据此，可以推知突厥降户仆固、●（足＋夹）跌皆为朔方城傍，而在大同、横野军旁侧的拔曳固、同罗则为河东（其前身为天兵军节度使）城傍。当然，朔方、河东城傍并不只这几部。
有关“城傍”一词，除旁侧、侧、侧近外，史籍中还有其它说法，如《新唐书》卷一一一王晙传略云：“●（足＋夹）跌部及仆固都督勺磨等散保受降城之鄙。”“鄙”亦为对“傍”的解释。《旧唐书》卷九三王晙传作“时突厥●（足＋夹）跌部落及仆固都督勺磨等散在受降城左右居止”，“左右”，亦旁侧也。加上论东北城傍时，奚部落置幽州之偏的“偏”字，有关城傍的异说居然有六种之多。侧、鄙、偏、左右、旁侧皆为后之史家不明城傍之义而对“傍’的义训，“侧近”唐诏令中亦有提及，可知后人也将城傍兵称为侧近军、侧近州军等。明确这些不同的称呼，对我们进一步 分析 城傍，是必要的。
●（足＋夹）跌、仆固、拔曳固、同罗等为内附铁勒人，他们的部落被安置于河曲朔方、河东城傍，与上论东北地区一致。朔方丰、胜、灵、夏州等及河东云、蔚、朔、代等州民族迁徙频繁，所居部族复杂，朔方、河东城傍并不只铁勒●（足＋夹）跌、仆固、拔曳固、同罗等部。本文不细考诸州内附蕃族安置情况，[10]主要探讨内附蕃族与城傍关系及作用等，对这些内徙民族只是略举几例。
《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略云：
达浑都督府 延陀部落，寄在宁朔县界，管小州五。
灵州大都督府 （贞观）二十年铁勒归附，并于州界置皋兰、高丽、祁连三州，并属灵州都督府……调露元年，又置鲁、丽、塞、含、依、契等六州，总为六胡州。开元初废，复置东皋兰、 燕然、燕山、鸡田、鸡鹿、烛龙等六州，并寄灵州界。
燕然州 寄在回乐县界，突厥九姓部落所处。（下略）
丰州 贞观四年以突厥降附，置丰州都督府，不领县，唯领蕃户。
《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关内道略云：
突厥州十九，府五。定襄都督府。云中都督府。桑乾都督府、呼延都督府。
这是隶灵、丰、夏州突厥部落的置州府情况。《旧唐书》卷九三王晙传略云：
明年（开元四年）突厥默啜为九姓所杀，其下酋长多款塞投降．置之河曲之内。俄而小杀继立，降者渐叛。（王）晙上疏曰：“……今有降者部落，不受军州进止。领动兵马，屡有伤杀，询问胜州左侧，被损五百余人……”。
胜州左侧置有突厥铁勒降户部落。结合上引《旧志》，知灵、夏、丰、胜州界内主要居住突厥降户及因突厥败亡而内附的铁勒九姓、原附于突厥的昭武九姓胡及薛延陀等，这些部落与上论居于受降城傍的仆固、●（足＋夹）跌部落一样，为灵、夏、丰、胜等州城傍，可总称之为朔方城傍。
朔方城傍也应包括一些党项、吐谷浑部落。《唐会要》卷九八党项条略云：
其在西北边者，天授三年内附，凡二十万口，分其地置朝、吴、浮、归等十州，仍散居灵、夏等界内。
灵、夏州界内居住着大量党项。《新唐书》卷二二一党项传记载，“（郭）子仪以党项、吐谷浑部落散处盐、庆等州”，表移徙之，可见此前盐、庆等州有党项、吐谷浑部落。这样看来，吕休璟伐制中的朔方城傍有突厥、薛延陀、铁勒九姓、党项、吐谷浑等，以突厥、铁勒、党项为最。
河东城傍主要为铁勒九姓。《资治通鉴》卷二—一开元四年六月条略云：
拔曳固、回纥、同罗、霫、仆固五部来降，置于大武军北。
《旧唐书》卷九九张嘉贞传条称“时突厥九姓新来内附，散居太原以北”，为同一件事。处太原北的部落为曾附属于突厥的铁勒九姓，对他们的管理情况，《册府元龟》卷九九二外臣部备御门开元六年二月戊子制略云：
其蔚州横野军宜移于山北古代郡大安城南，仍置汉兵三万人以为九姓之援。拔曳固都督吉质略……出马骑三千人，充横野军讨击大使；同罗都督[毗伽末啜出马骑二千人，充横野前军讨击大使，霫都督][11]比言出马骑二千人，充横野后军讨击大使；回纥可汗都督移健颉利发出马[骑]一千人，充大将（武）军左军讨击大使；仆固都督曳勒哥出马骑八百人，充大武军右军讨击大使……其五都督讨击大使各量给赐物一百匹，领本部落蕃兵，取天兵军节度。其兵有事应须讨逐探候，宜量追集。无事并放在部落营生，并使本军存问，务使安辑。
此为河东城傍之重要史料。四都督马军共8800人，这是受天兵军节度的马军额，他们不在横野、大武三万汉兵额内，也不是天兵军全部城傍兵总数。限定各部须出马军额,与此前东北及朔方城傍置州府处置不完全相同，但有事追集，无事放在部落营生，仍与东北及朔方城傍的政策同。作横野、大武军的后备马军，反映了城傍由边兵的补充向额内兵过渡的趋势。
3、西北城傍
《资治通鉴》卷二—一开元三年十一月条略云：
吐蕃与大食共立阿了达为王，发兵攻之，拔汗那王兵败，奔安西求救。（张）孝嵩谓吕休璟曰：“不救则无以号令西域。”遂帅旁侧戎落兵万余人，出龟兹数千里。
吕休璟为安西都护，所发“旁侧戎落兵”为安西城傍。《太平广记》卷一四七定数门裴伷先条略云：
北庭都护府城下，有夷落万帐，则降胡也。
这是北庭城傍，从中亦可见唐置归降外蕃于军州城下（即城侧、城旁）之制。有关安西北庭的蕃族，《旧唐书》卷四O地理志略云：
盐治州都督府 盐禄州都督府 阴山州都督府 大漠州都督府 轮台州都督府 金满州都督府 玄池州 哥系州 咽面州 金附州 孤舒州 西盐州 东盐州 叱勒州 迦瑟州 冯洛州 已上十六番州，杂戎胡部落，寄于北庭府界内，无州县户口，随地治畜牧。
《新书》卷四三下地理志．称此十六州为突厥州，实际上，盐泊（治）以胡禄屋阙置；阴山、大漠、金附、玄池分葛逻禄置；金满以处月部置。北庭的城傍主要为突厥及其别部，安西还应包括诸胡。
吐鲁番文书中记录了西州城傍。《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九册“唐开元二十二年西州都督府致游弈首领骨逻拂斯关文为计会定人行水浇溉事”（73TAM509：23\2-1）云：
1. □□葛 腊啜下游弈首领骨逻拂斯
2. □□得中郎将麴玄祚等状，西面武[
3. 检校。今共曹长史与此首领计会，传可汗[
4. 计会人数，长令浇溉，更不用多杂人出[
5. 一水子专领人勾当。首领请与多少粮食[
6. 用遣杨嘉运领人者。游弈突厥，令于此计会，[
7. 行水浇溉。关牒所由准状者。关至，准状，谨关。
8. ]元廿二年八月十二日
这件文书与同书所载“唐开元二十二年西州高昌县申西州都督府牒为差人修堤堰事”[73TAM509：23\1-1,2,3（a）]有关联，该件文书略云：
4. 右得知水官杨嘉恽、巩虔纯等状，称前件堤堰
5. 每年差人夫修塞。今即时至，请准往例处分
6. 者。准状，各责得状，料用人功如前者。依检案
7. ]例取当县群牧、庄坞、底店及夷胡户
8. ]日功修塞，件检如前者。修堤夫
□□葛腊啜下的游弈突厥骨逻拂斯部落，即住在西州附近的“夷胡户”，他们与西州百姓一起，参加了堤堰的修塞。这两件文书值得注意之处很多，限于体例，此处不赘论。骨逻拂斯部落，即西州的城傍，他们在充游弈之时，仍行农牧业，故需行水浇溉。
游弈，是较特殊的一类兵种。《通典》卷一五二兵制门守拒法条云：
游弈，于军中选骁果，谙山川、泉井者充，常与烽铺、上（土）河计会交牌，日夕逻候于亭障之外，捉生问事。
同书卷一五七兵门下营斥侯并防捍及分布阵条略云：
其游弈马骑，昼日游弈候视，至暮速作食吃讫，即移十里外止宿，虑防贼暮闻烟火，夜深掩袭捉将。
游弈则骁果善骑射、谙山川者充，危险性很大，西州的突厥城傍，居处于山川之内，精于骑射，充游弈，适得其选。吐鲁番出土文书提供了突厥首领率其城傍部族充游弈，平日与西州百姓共同修渠，从事农牧的珍贵记录，使我们对城傍的作用及其日常生活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河西陇右也有城傍。《新唐书》卷二一七回鶻传略云：
武后时，突厥默啜方强，取铁勒故地，故回纥与契苾、思结、浑三部度磧徙甘、凉之间。然唐取其壮骑佐赤水军云。
甘、凉之间有铁勒九姓部落。此外，尚有吐谷浑。《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上略云：
总章中，议徙吐谷浑部于凉州旁南山。
“凉州旁南山”，即徙于南山，为凉州城傍。《通典》卷一九O边防典吐谷浑传引郭元振上处安置吐谷浑状略云：
当凉州降者，则宜于凉州左侧安置，当甘、肃州降者，则宜于甘、肃左侧安置之，当瓜州、沙州降者，则宜于瓜、沙左侧安置之。
武后时吐谷浑大量归附，郭元振建议于凉、甘、肃、瓜、沙等州左侧安置，结合上引突厥部落在胜州左侧看，置于军州左侧，可能就是对当时归附降户的处置政策。与胜州左侧部落为胜州城傍一样，这些吐谷浑也是凉、甘、肃等州城傍。《旧唐书》卷四O凉州条云：
吐浑部落 兴昔部落 阁门府 皋兰府 卢山府 金水州 蹛林州 贺兰州 已上八州府，并无县，皆吐浑、契苾、思结部，寄在凉州界内。
这是对凉州城傍吐浑及突厥铁勒部落的州府设置情况。
河陇城傍部落还有党项。《新唐书》卷四三下略云：
党项州七十三，府一，县一。马邑州，（开元十七年置。在秦、成二州山谷间。）右隶秦州都督府。保塞州，右隶临州都督府。密恭县，右隶洮州。
这是秦、成、临、洮内附的党项部落，他们置于唐界之内，也是城傍。
以上我们论述了东北、北方及西北的城傍设置。《册府元龟》卷九九二外臣部备御门开元九年四月甲辰诏略云：“诸道军城，例管夷落。”隶于军城的“夷落”，主要指的是城侧诸军，也就是城傍部落。有的州记载中并无旁侧这样的字眼，但结合下论大小州问题及诸道军城管夷落的通制，只要这些内附部落置于军城范围之内，就是城傍。但这种城傍是否只置于北方呢？唐后期蔡京曾发邕管“乡丁及旁侧土军攻邕州”，这种不同于乡兵的旁侧土军似为土蛮[12]；安南峰州林西原，旧有防冬兵六千，其旁七綰洞蛮，酋长李由独．常助中国戍守，输租赋[13]，亦类似城傍。唐在岭南、剑南是否也实行了城傍制度？唐后期或如体尚需进一步研究，本文只考论了唐代前期北方城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