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干部形象：12%认为腐败减轻，85%认为本村领导“贪污”
近几年，农民收入增长趋缓甚至出现了新的徘徊。“与前三年相比，你感觉你家的生活水平有什么变化？”53.3%的受访者回答有所提高；27%回答变化不大；18.5%回答有所降低了；其余表示说不清楚。“如果生活水平提高，你认为是否有乡村干部的贡献？”74.5%回答没有；20.6%认为有；4.8%则表示说不清楚。由此可见，大约四分之三的受访者不认为乡村干部是农户 经济 发展 的积极力量，或者说，他们认为乡村干部并不是在为他们工作。
“你认为你家乡村干部在农民中的威信怎样？”7.1%认为威信较高；26.5%认为一般；22.2%认为威信比较低；41%认为威信非常低；3.2%不能明确回答这一 问题 。也就是说超过六成的调查对象认为村干部在农民群众中的威信较低甚至非常低。“与前几年相比，乡村干部的威信有何变化？”58.9%认为降低了；22.1%认为变化不大；6.2%说不清楚；12.7%认为威信提高了。回答“提高了”的人中，解释的主要原因是，现任村干部是由村民民主选举产生的，所以威信比较高。
在42位曾经担任过村干部访谈对象中，超过六成的人认为乡村干部的威信比前几年下降了；回答威信提高者的比例比总体比例高4个百分点，达到16.7%。57位调查对象是共产党员，超过六成的党员认为乡村干部的威信比前几年下降了；认为威信提高者的比例比总体比例还低2个百分点。
以上的调查结果显示，不论普通农民还是党员干部，六成左右认为乡村干部的威信在下降。
为了进一步寻求对于干部威信降低的解释，问卷以是否“为村民办实事”和是否“搞以权谋私”为基本坐标将基层干部简单地划分为四个大类，即将干部分为“只为村民办事，不搞以权谋私”、“既为村民办事，也搞以权谋私”、“不为村民办事，也不以权谋私”、“不为村民办事，只搞以权谋私”，并请受访者将他们的村干部归类。
数据显示，4.9%认为本村干部属于“只为村民办事，不搞以权谋私”类型；31.4%认为属于“既为村民办事，也搞以权谋私”类型；2.8%认为是“不为村民办事，不搞以权谋私”的类型；59%认为属于“不为村民办事，只搞以权谋私”。交谈发现，村民对于干部的不正之风是比较能容忍的，一般认为搞点以权谋私不要紧，只要能为村民办事就行。问题在于，接近六成的受访者对于村干部的作用评价是完全消极的，即他们除了为自己谋取利益以外，不为村民办任何实事。从基层政府的角度看，这样的评价显然是不公允的，如果这么多的干部不干任何有意义的事情，那么基层组织早就瘫痪掉了。受访者的这种评价的基本含义是，村民并不把干部的许多工作看成是为自己办事，在村民看来，多数村级组织的公共功能已经崩溃，干部所做的是“统治”，而没有服务。且不论这种评价本身是否客观公正，主要显示了村民和干部的关系已经疏离甚至对立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
“如果现在进行选举，你是否会投现任村主任的票？”15%的人回答会；69.4%的人回答不会；14%的回答“说不好”。在回答说不好的人中，相当一部分提出的理由是村长刚刚上任，要看他们的实际表现再定。1.5%的人表示会选择弃权，因为谁当村长都一样，理由是“反正干部总是要贪的”、“天下的乌鸦一般黑”。
“你认为近几年 农村 干部中的腐败现象有什么变化？”62.7%的调查对象认为乡村干部中的腐败问题比前几年更为严重；10%的人认为有所好转；1.9%的人认为有明显好转；15.7%的人认为无官不贪，因而变化不大；还有9.7%的人回答“说不清楚”。党员和曾是村干部的调查对象也持类似看法。
“你认为你村主要干部（书记和村主任）是否有贪污腐败问题？”4.6%说“没有”；85%认为“有”；10%表示“不清楚”，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党员和村干部调查对象中，回答结构无明显差异。
超过半数的调查对象感觉村干部与村民的关系比前几年变坏了；认为关系变好了的村民只占10.6%；30.2%的人感觉变化不大。
“你对于村干部最不满意的事情是什么？”这是一个半开放性问题，经过归类整理后，发现高度集中于三个方面，依次为：“以权谋私贪污受贿（35.2%）”，“摊派太多加重农民负担（33.5%）”、“不为村民办事（20.4%）”等，仅此三项，占了所有回答者将近九成。其他方面的不满所占比例很低，如“打人骂人（4%）”、“拿钱买官”、“超生”、“土地被大户承包”、“赌博”、“随便停电”、“调戏妇女”等。明确回答对于村干部“没有什么不满意”者有2.6%。
关于乡村干部在农民中的形象，整个看来，不论是从正面角度提出问题，还是从负面角度提出问题，受访者中都有2／3做出否定性评价。尤其重要的是，高达85%的受访者认为（或者怀疑）本村主要干部有贪污腐败的问题。不论客观方面的准确情况如何，评价如此之低，显示基层干部在这些农民中的信任已经动摇，基层干部和农民处于一种不信任的互动状态中。
从这些农民的反映来看，更值得注意的是，农村基层组织历经90年代初的 社会 主义 教育 、90年代中期以来的3年整顿，特别是近几年的力度很大的基层民主建设，干部腐败在泛化，干部威信在下降，干群关系越加紧张。如果这种演变趋势在较大范围内是一种社会现实的话，需要我们深入反思和 研究 的问题就更加沉重。
关于信心和希望。
“您认为，在今后五六年里，农村干部的贪污腐败问题将有什么变化？”17%的人认为将会“有所好转”，显示了他们对于廉政建设有比较高的信心；11.9%的人认为将“变化不大”，显示这部分人对于维持现状有一定的信心；33.4%的人认为将会“更加严重”，说明他们对于农村反腐败的前景不看好。从倾向性判断来看，表示对于未来担忧的人明显多于表示乐观的人，说明乡村部分民众的社会心态的焦虑感值得重视；37%左右的人回答“说不清楚”。
耐人寻味的是，数量最多的受访者选择了回答“说不清楚”。深度访谈发现，回答说不清楚者多数并不是没有自己的看法，而是认为农村腐败问题向何种方向演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央整治农村腐败的政策和执行力度。如果措施有力，执行得当，腐败问题就会明显好转，如果措施不得力，甚至任其发展下去，结果难以设想。相当一部分农民指出，关键看政府如何行动。许多人反映，将问题反映到乡里、县里，往往会反馈到村里，不但得不到解决，还容易遭受打击报复，他们特别希望高层能够采取严厉措施打击农村不合理现象。因此，被调查者提出的主要建议是中央派员直接查处等，诸如“微服私访”“新闻爆光”“杀一批坏干部”之类，也有的提出“来一次运动”。这种心态说明，一方面，虽然他们对于基层干部缺乏信心，但是对于中央政府高度信任，这是做好农村工作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在谈到解决问题出路是，更多地寄希望于上层采取严厉举措，而对于村民自己如何运用公民权力参与问题解决却缺乏自觉认识。这是习惯寻求“青天”保护的臣民意识在社会转型时期的表现。同时也说明，公民意识还远没有成为广大农民的普遍意识。
注①：本次调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与管理”课题组组织，抽样地点在北京站和北京西客站。调查为非概率抽样，采用持卷访谈方式，15名调查员在6天时间里，共访谈873名外出农民，形成有效问卷818份。调查样本的限定条件是：以外出就业为目的、年满20岁、1998年和1997年分别在村里生活两个月以上的农村人口。818个样本来自22个省（其中数量较多者依此是河南省174人、四川省142人、安徽省114人、江苏省65人、山东省58人、湖北省54人、河北省53人），434个县、436乡的779个村。问卷 内容 以政策态度为主，包括人口流动、土地承包、农民负担、村务管理、计划生育等多项问题。本文是课题 分析 报告之二。抽样 方法 和样本特征已在分析报告之一中专门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