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的第二层含义。这个分散主义的特定含义可以从1961年11月16日邓小平批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中看出，即“分散主义状况，本位主义观点，不讲老实话的作风，在执行国家收购农产品任务上不照顾大局，片面地只顾本地区或者只顾农民一头，缺乏朝气，缩手缩脚的畏难情绪，等等”。由于当时我国粮食形势异常紧张，加之考虑国际 政治 斗争的需要，书记处要求1962年粮食征购数达到820亿斤，相应的粮食产量要达到3400亿斤。各地对此普遍表示出畏难甚至抵触的消极态度。因此，邓小平在1961年底书记处会议上多次讲话要反对分散主义，加强中央权威，实行全国一般棋。他说，大跃进高指标时，大家接受任务痛痛快快，但现在讨论低指标时却发生了很大的顶牛；党的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要有一个理想，一个志气，就是在3年调整后还要继续前进；现在的状况是大家斤斤计较于各部门眼前细小的利益，缺乏共产主义理想和风格；党章讲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全党服从中央是核心；不是说中央做得不对的，每个部门也照办，而是说即使中央有点错，大家也错个明白，这样纠正也容易。[6]邓小平讲话后，许多部门和省市在接受任务方面有了明显的改进。邓小平关于反对分散主义的这个思想，是随后召开的七千人大会的初衷。
但是，中央领导层以及各地的主要负责人在如何把握反对分散主义的上述两个层面的含义的轻重及主次上有不同看法。七千人大会的进程反映了这种区别。
1961年底至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原定的主题是在上述第二个层面含义上的反对分散主义。毛泽东认为当时收购不上东西，承担指标不积极，气不壮，很沉闷，开七千人大会就是要解决各地的小天地和局部观点的问题。在开会的前一天，他还说大会报告的“中心（反分散主义）不能变动，必须坚持”。[7]邓小平也说“明年为什么要开七千人大会，其用意就是要统一全党思想，鼓足干劲，在长远规划之下，立志气，有奔头，不要搞得思想解体，灰溜溜的”。[4]因此，大会第一个高潮的18天里，集中 分析 、批评的是分散主义。但这时在分组讨论和报告起草委员会内部的讨论中，已有不少省部级干部反对提反分散主义。中央领导同志，如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主张反分散主义的提法不能变，当然，他们更多地是在第一个层面上肯定这个提法。大会的第二个高潮是从1月29日下午毛泽东提议开“出气会”到2月7日闭幕，中心是“出气”，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会上，大家在反分散主义的问题上达成这样的共识：在反分散主义的第一层含义上意见基本一致，收回中央在大跃进期间不适当地下放给地方的权力；在第二层含义上，中央作些让步，下调计划指标，体谅地方困难，但反分散主义的提法要保留。据此，大会报告删掉了一些有伤地方同志感情的词句。这就是说，七千人大会使反分散主义由原来主要强调第二层含义转移到主要强调第一层含义。
如何看待邓小平这一时期关于反分散主义的思想？薄一波的一段话作了很好的评论：“今天回过头去看，当时把分散主义作为纠正错误的一个问题来抓，还是必要的。……当时反对分散主义，强调加强集中统一领导，也是为了集中力量克服困难，渡过难关，搞好国民经济调整。……集中统一领导在任何时候都不可缺少，尤其在渡过困难、调整经济时期就显得更为重要。”[8]
四、制定长远计划，规划 发展 蓝图
邓小平对制定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计划抱有很大的信心，调整时期，他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在1961年底主持制定了7年—10年计划设想。这个计划首先是解决吃、穿、用，同时兼顾国防，进而奠定四个 现代 化的巩固基础，实现1972年赶上英国的目标。邓小平在书记处讨论这个计划的各项指标时曾说：如果实现了，我们就可以说是真正独立自主了，真正完成了全国统一的经济体系；对建设经济体系，我是一个热心分子，以前那些吹了，我们要搞好这一个，搞得真正靠得住，当然这个目标一定要建立在3年调整好的基础上。[9]
1961年11月13日，邓小平在书记处会议上正式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12月中央工作会议的中心是搞7年计划。接下来，邓小平主持书记处对各个部门的7年计划轮廓进行了近10次逐个讨论。12月10日，他批发了《中央转发国家计委党组关于7年—10年计划的综合汇报提纲》，请各有关部门阅读，以备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之所以有一个10年计划，主要是在讨论7年计划过程中，有人提出，不要同赫鲁晓夫的7年计划同名。因此，毛泽东提出可以搞一个10年计划（1963-1972年），同时，也是考虑到实现15年赶超英国的愿望。
邓小平把很大精力放在7年—10年计划上，这与他关于调整工作的思路有关。邓小平认为，农、轻、重的比例调整，总的来说，农、轻是上，“重”是下，但农、轻要按比例逐步地上，“重”也要按比例逐步地下。[10]就是说，按农、轻、重来安排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归根到底还是要“重”，解决农、轻，要靠重 工业 （当然不能单打一）。那么，重工业如何做到按比例逐步地下？邓小平提出抓重点、带全局、打歼灭战的思想。所谓抓重点，就是把原材料、机械等能力集中在一两个（如煤炭、钢铁）重点行业，而不是按比例分配给众多行业，通过首先使重点行业走出困境从而由它们带动整个国民经济逐步跟上去，逐步按比例向前发展，逐步活起来。所谓打歼灭战，就是一个一个抓出成效，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地抓，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地抓，抓一个，解决一个。[11]
7年—10年计划因七千人大会而暂时搁置起来。经过七千人大会以及随后的西楼会议和5月中央工作会议对大跃进所犯错误的深入检讨，中央领导层在经济形势上的看法发生了变化，认为当时处于非常时期，全国财政经济仍面临严重困难的情况，因此，放弃了大跃进以来赶英超美的发展战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说，西方列强用了360多年的时间发展自己， 中国 要建设起强大的 社会 主义经济估计要花100多年的时间。在西楼会议上，陈云就建议把10年计划分成两个阶段，前一个是恢复，后一个是发展。刘少奇则明确说：“ 目前 不要搞10年计划，而是要老老实实地克服困难，搞吃穿用”[7](P,127)。据此，5月中央会议通过的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在长远规划问题上认为，建立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的国民经济体系“企图很快就做到，是不可能的”。在这次会上，邓小平也说，“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周总理对这几天议论的问题的讲话，我没有不同的意见。”[2](P,318)这样，7年—10年计划就暂时被搁置起来。
虽然长远规划被暂时搁置，但邓小平仍强调在困难面前不能丧失信心，对未来发展要充满希望。他认为，尽管这几年我们有一些想法和作法不切实际，但不要因为批判了这些东西，就丧失了理想，丧失了志气，就怕起“鬼”来了。在1962年5月的中央会议上，他指出，现在的危险，就是缺乏信心，主要是县一级存在所谓争不争上游，有没有干劲，情况看得对不对，决心大不大、信心够不够的问题。
1962年夏，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和阶级斗争后，我国社会发展的主题开始偏离经济建设的轨道。但邓小平的精力却仍集中在国家经济发展计划上。10月4日，在书记处讨论1963年计划和5年计划时，他指出，真正值得搞的还是长远计划，归根到底是为农业服务的重工业。1963年8月，在讨论工业决定问题时，他说，现在我们的基础如何，要有清醒的估计。过去我们一般估计是高的，这几年可能估计低了一点。“关于工业的发展问题，我主要考虑的是如何立足现实，瞻望前途。”“我们的奋斗目标怎样提？经过40年努力走到世界前列……我设想，是否先提一个近期的目标，如再经过5年至7年的努力，初步或基本建立一个全国范围的独立的工业体系。我们好好精打细算，合理规划，争取在1970年达到这个目标。如果不行，加一年两年。我们基本建成或者说是初步建成一个独立的工业体系，也就是为工业、为农业、为国防建设的更快发展打下基础。”[2](P,334-336)
【 参考 文献 】
[1]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325.
[2] 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23.
[3] 邓小平在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1962-07-02.
[4] 邓小平在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1961-12-18.
[5] 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80.
[6] 邓小平在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1961-12-11、16.
[7] 杨尚昆日记：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110.
[8]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072-1073.
[9] 邓小平在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1961-12-21.
[10] 邓小平在听取东北局书记处汇报工作时的插话.1961-07-14.
[11]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61-0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