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已变得不相干”
并非如此。第二次海湾战争打击了联合国安理会已经摇摇欲坠的威望。鹰派指责安理 会未能支持战争；反战者指责安理会未能阻止战争。然而，当主要战斗停止后，美国和 英国赶紧寻求安理会许可其对伊拉克的联合占领、同意解除对伊拉克的制裁以及授予销 售伊拉克石油的权利。
从有关伊拉克的争论中能得出什么教训?法国、俄罗斯和 中国 是否会勉强承认美国的支 配权并且提供充分合作，以阻止美国习以为常地绕过安理会?或者，法国、俄罗斯和中 国是否可能形成一个使安理会瘫痪的反对集团?美国和英国是否将得意洋洋地继续这么 干?或者，美国和英国在伊拉克遭遇如此多的头痛 问题 ，以致事后得出结论，认为没有 安理会的支持发动伊拉克战争是一个错误?
双方都有理由向合作前进。法国人、俄罗斯人和中国人都从其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的地位中获得极大 影响 力；他们认为联合国是抑制美国霸权的一种手段，不希望白宫宣 布联合国已经死亡。此外，尽管布什政府的官员存在单边主义倾向，他们将欢迎在未来 打击恐怖主义者和无赖国家时得到安理会的支持。虽然安理会 目前 不是、也永远不可能 是其支持者所希望的战争与和平的优秀仲裁者，但安理会仍是得到最广泛承认的国际合 法性来源——合法性即使对帝国来说也是有意义的。这是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和美 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都在联合国的听众前发表其战前支持战争的讲话的原因所在。
除了安理会本身，联合国从不间断的重要意义在构成联合国体系的二十几个组织的工 作中是显而易见的。仅在2003年，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说，伊朗在违反其《核不扩散条 约》的义务的情况下处理核材料；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因种族灭绝罪对已被废黜的 南斯拉夫领导人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进行了审判；世界卫生组织也成功地协调了全球 对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沙斯)的反应。与此同时，世界粮食署最近5年来每年为7000 多万人提供食物；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维持着国际无家可归者的生命线；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发起了一场结束强迫儿童婚姻的运动；联合国抗艾滋病毒和艾滋病联合计划仍 是全球击败艾滋病毒和艾滋病的焦点；而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为地球上最贫困地方的家庭 计划、母亲生存和儿童健康成长提供帮助。在自鸣得意、心胸狭隘和心眼细小的少数人 看来，联合国看上去可能是没有用处的，但对世界人口的大多数来说，联合国的确仍是 非常重要的。
“目前美国与联合国之间的关系处于空前的低潮”
也许不太接近现实。在1952年的联合国大会开幕前一天，代表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参 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在纽约就被联合国雇用的美国公民的忠诚举行 听证会。一个联邦大陪审团接着就同一个问题在同一个城市展开竞争的调查(一些联合 国雇员甚至在援引其反对自证其罪的宪法权利的情况下被要求作证)。这种狂热引起巨 大的愤怒，造成美国与联合国的彼此不信任。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首席调查员马修斯 (J.B.Mathews)宣布，“如果联合国的组织说到底是为了帮助和唆使破坏美国的活动这 个惟一目的，它可能是最残酷的骗局。”
贯穿70年代和80年代大部分时间的东西和南北的紧张局势使联合国大会变成敌对的论 坛。诸如丹尼尔·莫伊尼汉(Daniel P.Moynihan)和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eKirkpatrick)等美国大使在反犹主义激情和马克思主义微弱影响所造成的动荡中反驳各 代表团的激烈言论，赢得了战斗。最低潮是1975年一项把犹太复国主义等同于种族主义 的决议的通过。
90年代，由代表佐治亚洲的共和党参议员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领导的“与美 国签约”(Contract With America)运动的支持者严厉谴责联合国的维和行动，防止支 付联合国会费，并且嘲笑联合国的计划。同样，当代表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杰 西·霍尔姆斯(Jesse Helms)称联合国是“对千百万美国人的惩罚”时，他所代表的是 具有极右翼思想但方向错误的人。
根据“皮尤全球态度调查计划”的说法，如今美国公民认为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 是第四个最受尊敬的世界领导人(在他之前依次是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美国总统乔 治·W·布什和以色列总理阿里尔·沙龙)。美国已支付了其所承认的大部分联合国欠账 。联合国的议事日程与美国的核心安全利益已逐渐汇合。例如，《联合国宪章》明确禁 止联合国干预任何政府的内部事务(除了强制行动)，但1993年在美国敦促下设立的联合 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只是为了推动各国政府做对其自己人民有利的事情才存在。联合国 的创建者从未提到恐怖主义，但如今联合国鼓励各国政府批准反恐约定、冻结恐怖分子 资产以及强化陆地、空中和海上的安全措施。民意测验持续地证明，绝大多数美国公民 认为，美国应该在使用武力前寻求联合国的授权，也应该通过这个世界机构与其他国家 合作。
“布什政府的先发制人学说是《联合国宪章》不允许的”
难道真是这样?宪章呼吁各国尝试和平地解决争端，并在做不到这一点时把问题提交给 安理会，以采取适当行动。宪章第51条规定，“如果联合国一个成员遭到武装进攻，在 安理会采取必要措施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前，”宪章中没有什么东西“将损害个人 或集体所固有的自卫权利”。
请将这一条与布什总统的《2002年国家安全战略》中的这样一段话进行比较：“鉴于 无赖国家和恐怖分子的目标，美国不再能仅仅依赖我们以前所具有的反应性姿态。制止 一个潜在攻击者的无能为力、当今威胁的迫在眉睫以及由我们的敌人所选择的武器可能 造成的潜在伤害的极其重大不允许这种选择。我们不可能听任我们的敌人首先发起进攻 。”
这方面的不解之谜与其说是美国政府说些什么，不如说是美国政府为何选择把始终是 一种剩余选择的东西提升为一种大肆宣扬的学说，从而引起全球争议。事实上，没有一 位美国总统会允许一个国际条约阻止真正为制止或者先发制人地反击对美国的迫在眉睫 的进攻所必需的行动。认为美国过去仅依赖“反应性姿态”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在冷战 期间，美国两党的历届政府都以自卫的名义发起过侵犯别国主权的行动。1994年，克林 顿政府曾考虑对北朝鲜的核设施采取军事行动。1998年，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向阿富 汗和苏丹发射巡航导弹，以报复对美国驻非洲两个大使馆的恐怖主义爆炸，并努力防止 “基地”组织领导人乌萨马·本·拉登再次发动攻击。
无论是否对照《联合国宪章》第51条的语言，布什政府的先发制人说都将证明背离了 过去的做法，只要实行这种学说的方式是侵犯性的，无视先例的，不在乎能被用于证明 军事行动合法性的信息。对构成迫在眉睫的危险的实际敌人采取标准的有效行动不能推 翻国际 法律 秩序。超出这种标准的措施确实会引起令人烦恼的问题：美国是否正在使其 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或者，美国是否默认每一个国家在军事上对仅仅是潜在的和可疑 的威胁采取行动的权利。美国政府由于入侵伊拉克已接近这条界线，但为这场冲突找到 的许多理由——执行安理会会议(较为有力的法律理由)、自卫(在这个例子中站不住脚) 和解放(更站不住脚)使问题变得模糊了。目前的问题在于布什政府是否打算首先打击北 朝鲜和伊朗的核野心家(如果这么做，根据什么证据)以及它是否会首先用尽其他选择。 迄今为止，布什政府正在走的是外交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