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马基雅维利 君主 政治 知识增长
马基雅维利的美誉很多，“ 现代 政治 理论 之父”，“现代政治 哲学 的奠基人”、“第一位民主思想家”等等。其传世之作：《君主论》（1513）、《论李维》（1513－1517）、《战争术》（1521）、《佛罗伦萨史》（1525）等。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不同，马基雅维利作品都是出自其自己之手。而且带有强烈的政治现实主义色彩。与此同时，“马基雅维利主义”——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玩弄权术的思想和做法——却成为后世声讨马基雅维利的一个重要理由。无论是给其带来良好的声誉、还是带来无情的责难，都得从从其，《君主论》一书说起。因此，本文以《君主论》为 分析 文本，评述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
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有些论者们讨论的更多的是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一书中所展示的恶的人性观，不顾道德、不择手段达到目的的权力观，善于玩弄权术、玩世不恭的君主观，而对以下 问题 似乎讨论不够，或者需要进一步的考察。这就是：《君主论》一书的写作背景是什么？作者所要关注的主题是什么？作者的写作风格和研究方法是什么？如何评价马基雅维利及其思想？本文的写作主要也就是围绕这四个问题展开论述。
一、《君主论》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1、开篇直陈其意，折射其政治智慧
马基雅维利非常珍视自己的这本著作。尽管他不是出于纯粹的学术研究的目的而写作《君主论》一书。这从马基雅维利开篇《尼科洛·马基雅维利上洛伦佐梅迪奇殿下书》可以看出。
“凡是想要获得君主恩宠的人们，向来都是把自己认为最宝贵的东西或者自以为君主最喜爱的东西作为献礼。因此我们常常看见人们把骏马呵、武器呵、锦绣呵以及同君主的伟大相称的一类装饰品献给君主们。现在我想向殿下献呈本人对你一片忠诚的证据，我觉得在我所有的东西里面，我认为最宝贵和最有价值的莫过于我对伟大人物事迹的知识了。这是我依靠对现代大事的长期经验和对古代大事不断钻研而获得的。对于这种知识，我曾经长时期地孜孜不倦地加以思考和检验，现在我把它写成小小的一卷书献给殿下。”（马基雅维利，1985：1）
就是马基雅维利自己的这段陈述，引起后世人们对马基雅维利的不少责难。有政治史家如此评论道：“全书开篇奴颜婢膝，向麦第奇献词表忠，实为一张欲盖弥彰、祈求佛罗伦萨新得势的反共和政府赏个饭碗的陈情表。有人说，历史上很难再找到第二个如此明目张胆公然变节的例子。马基雅维利能如此恬然无耻背叛其毕生执持的道德与政治信念，必属邪恶非常之徒。论者另援引马基雅维利生平其他事实，以成其马基雅维利奸恶之说。”（麦克里兰，2003：182）
到底如何看待马基雅维利的这一行为？不管这么说，从书中的论证和材料的选择来看，马基雅维利写作此书自有其特色。《君主论》一书结构严谨，论证严密，思路清晰；材料丰富，引证自如，娓娓道来，一气呵成。更重要的是，有着丰富政治经验的马基雅维利非常谨慎。这一点主要表现在其《尼科洛·马基雅维利上洛伦佐梅迪奇殿下书》中特别说明的一点，他没有太多的野心。不管他这样说的目的是什么，至少我们可以指出一点，其既是一个有着自己独特的方式游说君主，又是一个善于自我保护的政治家。我们不妨再次重温马基雅维利自己的陈述。
“我想，一个身居卑位的人，敢于探讨和指点君主的政务，不应当被看作僭妄，因为正如那些绘风景画的人们，为了考察山峦和高地的性质便厕身于平原，为了考察平原便高踞山顶一样，同理，深深地认识人民的性质的人应该是君主，而深深地认识君主的性质的人应属于人民。”（马基雅维利，1985：1）
由此可知，在上洛伦佐梅迪奇殿下书时，马基雅维利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并且，强调自己没有僭越之意。其目的或许只是想从一个臣民的角度来审视国君应该怎么样做？君主到底要做什么样的国君？国君有哪些选择？在一个四分五裂、政局不稳的 社会 ，能够如此投入政治、敢于给国王直陈其意，为其“指点迷津”，多少还是需要一些道德勇气与政治智慧。毕竟，假若没有相当的智慧，就算有这种道德勇气，也是无济于事。如此一来，上述的指责和非难似乎很难成立。
2、回归当时社会结构，折射其写作目的
在考察《君主论》一书直接的成书背景之外，我们还要结合当时的社会结构，来考察其写作此书的目的。关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结构情形，史家多有论述。从这些论述中，我们也可以找到马基雅维利写作此书的政治考虑。萨拜因对此有非常清晰的描述：
“十六世纪初，君主专制政体已经成为或将很快成为西欧普遍政体。中世纪的机构体制到处正在土崩瓦解。君主专制都是靠铁和血建立起来的。因为它大部分都是非常公开地建立在武力之上。”法国最为典型。教会已然臣服于国王。“从十六世纪初期直至大革命时代，国王几乎成为法国唯一发号施令的人。”（乔治·萨拜因，1986：388－390）
意大利政局处于一种分散状态。“没有一种力量强大到足以统一整个半岛。意大利人忍受了暴政的所有屈辱和压迫，而没有从中得到丝毫的补偿。暴君之间四分五裂，又使这块土地成为法国人、西班牙人和日耳曼人的牺牲品。马基雅维利和他同时代的大多数意大利人一样，认为意大利的这种情况应特别归咎于教会。教皇本身没有力量统一意大利，而却有足够的力量阻止其他的统治者来这样做。同时他在国际上的联系又使得他成为推行一项招引外国干涉的邪恶政策的首要人物。”因此，马基雅维利会经常以尖刻的讽刺来攻击教会。（乔治·萨拜因，1986：391）
具体来说，使意大利分为威尼斯共和国、福洛伦斯共和国、尼布尔斯王国、米兰侯国和罗马教会领管区这样一些政治单位的原因是：教皇持“分而治之”的政策，俾能利用矛盾，以便操纵；各国之间相互猜忌与倾轧，不能得到统一与合作；任何一国都无强有力的统治者，足以控制其它国家；外国的干涉与操纵，使之互相敌视，力量分散，俾能乘暇抵隙，在意大利半岛逐其野心，攫取利益。（张金鉴，中华民国七十七年：154）
对于马基雅维利的这种追求和平统一的观点，有论者也有不同看法：使意大利获得和平统一固然是马基雅维利的真正思想动机，但是对他来说，这是一种思想感情而不是一项明确计划。他看到法国和西班牙获得国家统一，便认为意大利一定要由一位专制君主来统治，除此之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称之为使意大利获得统一的方针政策。质疑者所要针对的是意大利统一的具体方式问题。诚然，这一点尚有可商榷之处。但是，至少马基雅维利指出了意大利当时所面对的历史问题是统一，而不是各自为政。
并且，这样一种趋势无法回避，更无法拒斥。“一位君主如果他的作法符合时代的特性，他就会得心应手；同样地，如果他的行径同时代不协调，他就不顺利。”（马基雅维利，1985：118）用我们今天的政治话语来说，君主只能是与时俱进，而不能是逆历史潮流而行。英明的君主 自然 会选择前者而不是后者。而且这种统一，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英明的、果敢的国君、需要一支强有力的、属于自己的军队。“一切国家，无论是新的国家，旧的国家或者混合国，其主要的基础乃是良好的 法律 和良好的军队，因为如果没有良好的军队，那里就不可能有良好的法律，同时如果那里有良好的军队，那里就一定会有良好的法律。”（马基雅维利，1985：57）多年以来，意大利之所以没有完成统一的任务，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意大利没有一支属于自己的强有力的军队。换言之，意大利的分散状态正是因为其是被雇佣军统治着。
二、马基雅维利关心的主题是什么？
在明晰了上述背景之后，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是，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一书中主要解决什么问题？正如译者所指出的，马基雅维利关心的主题是：讨论君主国是什么，它有什么种类，怎样获得，怎样维持，以及为什么会丧失。（马基雅维利，1985：译者序页7）或者说是，国家兴衰的原因和政治家维持统治的手段。他关心的是治国之道、兴邦之术、强国之策、衰亡之由。为达此目的，“政治手段和军事措施几乎是他关心的唯一课题。”可以说，马基雅维利确实抓住了那个时代政治的主题。
乔治•萨拜因对于马基雅维利所要讨论的政治问题做此评价：“他把这种手段和措施同宗教、道德和社会考虑完全分隔开来，除非他们直接 影响 到政治决策。政治活动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和扩大政治权力本身，而他衡量政治的标准则是在这方面获得成功。一项政策是否过于残忍、失信或不合法，在多数情况下对他来说是无所谓的，尽管他也懂得这些事情对政治上的成功会有影响。他不时议论统治者为了达到目的巧妙地使用不道德手段的好处。而正是这一点败坏了他的名声。总起来说，与其说他是不道德还不如说他是不关心道德。他把政治从其他许多方面的考虑中孤立地抽出来，从而把政治写成它本身好像就是目的似的。”（乔治•萨拜因，1986：394）也正是这种把政治研究当政治研究，为政治而政治的做法，最终奠定了马基雅维利作为第一个真正将政治学和伦 理学 分家的政治学者。
马基雅维利当时所要解决的问题，用现代政治理论的术语来说，就是关于政治权威的结构问题，也就是权力应当是集中的还是分散的？或者说权力的分散与集中的问题。而这一问题也正是莱斯利·里普森所谓的政治学的五大问题之一。（莱斯利·里普森，2001：13－14）对于建国时期而言，这一问题主要是国家的统一还是国家的分裂问题。或者说是要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还是要维持一个强大的地方势力的问题。在一个民族国家理论逐渐兴起、民族国家建立已经提上议事日程的时代，马基雅维利确实看到了问题所在，也就是国家的最终走向必须是迈向一个坚强有力的政治统一体。或者说，将分散的、各自为政的地方政治单位统合起来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恐怕不能简单地将马基雅维利视为一个为权力而权力、为了权力而不择手段的政客。如此匆忙的盖棺定论，多少有失偏颇。
关于马基雅维利对于国家理论的贡献，政治史家对之已经有非常明确的肯定。萨拜因对之评论道：“马基雅维利对国家这个词的近代含义所作的贡献要超过任何别的政治思想家，甚至国家这个词本身，作为最高政治实体的名称似乎也主要是因他的著作而开始在近代语言中加以经常 应用 的。国家作为一种有组织的势力，在自己的领土内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并在同别国的关系中推行一项有意识的扩张政策。国家不仅成为典型的近代组织，而且日益成为近代社会最强有力的组织。国家越来越多地承担起调节和控制其他社会组织的职能，并按照根据国家本身利益而公开制定的路线来指导这些组织。在近代国家政治 中国 家一直在起着这种作用，马基雅维利的预见表明他已洞察到政治演变的趋势。”（乔治•萨拜因，1986：394）
因此，马基雅维利对国家及其发展的深刻洞见，对此后国家理论的进一步研究无疑有着非常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时至今日，关于国家的理论的讨论和研究依然方兴未艾。并且，将永远成为政治学、 经济 学、法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恒久论题之一。诚然，我们应该承认的是，马基雅维利在这方面的奠基作用实在功不可没。
三、《君主论》的研究方法是什么？
《君主论》一书充满了丰富的人物事例和历史故事。因而可以说《君主论》是一部 内容 翔实的历史分析与现实关照巨著。不仅论述条例清晰，而且旁征博引，证据丰满。我们不得不惊异于马基雅维利对“伟大人物事迹的知识”的娴熟掌握与灵活运用。正如论者已经指出的，“他极相信历史的研究方法，以为如此便可援古以证今，鉴往以察来，利用过去的知识与经验可以解决现在及将来的问题。这才是研究政治的正当途径与方法。在实际上，马氏所真正注意者乃在如何解决当时所遭遇的政治问题。他对政治的事实作广博的观察与搜集，就此作深切的整理与分析，求得自己的结论，然后再提举历史事例，以证明或支持其结论”。（张金鉴，中华民国七十七年：155－156）
也正是因为其例举史事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政治现实问题，因而，论者一般称其著作缺乏政治哲学思想。“其所研讨者，实在说，并非政治哲学，乃是实际的政治策略及如何运用力量去推动政府的工作；不是理论上研究国家的性质，而是从实际上研究政治的运用。马克维里是第一个现代的政治在实主义者。他认为国家及君主应为自己而存在，自己的俄利益居于第一重要地位，不可受了对他人所负的义务而拘束自己的行动。”（张金鉴，中华民国七十七年：156）
如何看待马基雅维利的这一研究方法？在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之前，我们不妨看看史家如何看待这一问题。梁启超从人的三要素谈及人类社会。人的三要素中主要包括骨干、血液和神经。“有骨干才能支持、生存，有血液才能滋养、发育，有脑神经才能活动、思想；三者若缺少其一，任何人都不能生活。”（梁启超，2003：226）以此类推，社会的骨干就是政治，社会的血脉就是经济，社会的神经就是文化。就政治而言，其涉及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就权力来说，有国家的形成，统治权力的运用、统治权力的解体；就性质来说，涉及军政、民政、财政、法政、外交等；就纵向结构来说，涉及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以及中央与地方各自内部的细分问题。具体到政治专史而言，应该如何研究？
梁启超提到了三个方面的研究。第一是基础研究；第二是研究中央政权的变迁；第三是研究政权的运作。基础研究包括研究民族、国土、时代、家族和阶级。民族研究包括民族的结构、发展演变情况、民族融合等。国土研究主要包括国土的演变，即版图、疆域的扩大、缩小等。政治研究要特别注意政治时代的转变，如从封建到郡县，从闭关到开放等，在每一个时代里，又可以细致研究其具体情况。家族史、阶级史特别需要研究。“在中国，一直到现在，还有许多人，与其叫他国家的国民，不如叫他家族的家人，因为他是对家族负责的。所以家族如何形成，如何变迁，如何发展，都得研究。阶级，亦无论那个社会都免不了，许多个人都由阶级间接参加国家。”（梁启超，2003：228）政治史的研究，首先就要做这一最为基础的研究。“因为政治就是社会的组织，社会组织的基础就是上述民族、国土、时代、家族、阶级等。把基础研究清楚，才可讲制度的研究。”（梁启超，2003：228）
由此观之，政治史的研究的意义自然凸显。特别是将其与现实政治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更是宏旨深远。从写作方法和技巧来说，这也是一种论据的选择方法。为了使我们的论证更有说服力和可信度，我们必须要有充分的事实佐证或者论据。正如美国著名的批判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所指出的，在我们所处的这样一个世界中从事社会 科学 ，首先就要秉持事实的原则。（C·赖特·米尔斯，2005：194）所有的学术研究都需要论据，不论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定量论据，还是人文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定性论据。政治科学同时需要这两种论据。而且，所引用观点论据要经得起质疑和检验。每个阅读研究成果的人都应该能够检验你的论据并且判断其是否有效。（ 迈克尔·罗斯金等， 2001：17）问题只是在于，我们选择什么样的论据。就政治科学的研究而言，将史事作为论据无疑也是一种选择。
毕竟，史家有其既定的专业知识和翔实的史事优势，问题只是在于君主们在面对这些知识与史事时如何选择的问题。“史家的作用应是提供大量不同政策及其结果的实例，有识别力的君主可从中甄选那些对他最合适的东西。”（哈多克，1989：13）在论述过程中，马基雅维利很善于将时事的经验与古代的知识结合起来，不厌其烦地例举历史事例，分析其成败的经验教训，点评帝王将相的功过是非。如此一来，他就为时人——最主要是国君——提供了一个分析当下政治事件与现实政治的可资借鉴的深邃历史视角。于是，“所有的历史都应当是对当前事件的一种注解，政治才智应当是对古代实例缜密周详地思虑的结果。”（哈多克，198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