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伦理和 政治 文明之间,政治文明是最终的目标,制度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基础,制度伦理则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价值维度。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关于 社会 政治结构和国家政治生活的 研究 ,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的 哲学 主题。
政治文明的最终标准是 现代 政治制度的文明
作为现代公民,作为现代社会进程的参与者,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的首先要扮演自己作为政治人的角色。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政治文明”的标准是怎样确立的?大多数法学家和政治学家认定,甚至包括大部分著名的 经济 学家也这样认为,政治文明的最终标准是现代政治制度的文明,就是民主政治制度的最终确立和“良序”运作。因此他们相信,以现代社会 法律 或法制体系建设为中心的政治制度建设,将是决定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个根本条件和基础。
什么是制度?要了解制度伦理 问题 ,首先当然要了解何为制度。早期制度经济学家康芒斯在其《制度经济学》一书中有一个非常简明而奇妙的定义。他说,所谓制度,就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因为制度是基于社会公共意志建立起来的,对每个个体的行为都具有约束力和限制作用。不过,这种理解仍然过于消极,不足以反映制度的全部本质。因此,康芒斯又对“制度”下了一个更为完整的定义,即:所谓制度,就是“集体行动对个体行动的控制、扩张和解放”。把制度理解为集体行动对个体行为的控制,这很好理解。因为制度建构立基于社会的公共意志,对每一个人的行为都具有强制性的约束力量。比如说, 交通 规则、国家法律等等。
为什么制度还可以扩张个体的行动呢?也许有些人觉得不好理解。让我们举例说明吧。例如,假如没有现代 金融 制度,那么我们出国就得携带大量的现金；如果没有国际政治制度的建立,我们甚至连出国都不可能,因为你要拿到出访国的签证才可以出访该国,如果没有相应的国与国之间外交制度的建立,个人想出国 旅游 当然就不可能了。同样,事实上,正是由于现代信用制度的建立,我们才可以带着一张信用卡走遍天下。如果没有交通规则,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开车,正是因为有交通规则,我们在高速路上开车,不担心会有逆行的车辆,一般情况下不会有人违反规则,所以我可以开100迈或者120迈,甚至更快。这就是制度对个体行动和行动能力的“扩张”功能,它大大延伸和扩展了个体行动的范围和能量,使过去我们每一个人单独所不能做的事情现在成为了可能和现实,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的确可以说,现代社会制度的建立扩张了我们作为个体的行动。再说得极端一些,即使在传统社会里,那些约定俗成的礼仪规范其实也具有类似的作用,只是因为习以为常以至我们没有留意罢了。
那么,制度的“解放”意味又是什么呢?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是现代婚姻制度。现代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具有“解放”人类自我生产行为的伟大意义。我们不能简单的把它理解为是对我们婚姻生活或家庭生活的外部约束,相反,它恰恰是一种具有内在解放意义的积极规范。在现代婚姻制度内,我们是自由的,当然我说的自由或者解放并不是绝对的。世界上原本就没有什么绝对的自由,当然也没有绝对的解放。
显性制度规范和隐性制度规范
康芒斯还提醒我们,制度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它至少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显性的制度层面,也就是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社会约束体系,法学家把它归纳为成文法,政治学家则将之归结为“正式的制度”。另外一个层面是隐性的制度,比如说地方性的风俗礼仪,甚至是一些道德伦理规范,这些都是没有成文形式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人们也将之归结为“非正式的制度”。正是因为这些风俗礼仪的存在,使得人际交往和社会交往成为可能。如果没有人伦次序,我们的社会交际就会出现混乱,遇到困难。隐性制度是一个社会的人文社会资本,其完备程度取决于社会人文社会资本的积累厚度。
在美国社会里,真正值得我们 学习 的是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隐性制度建设经验。美国社会的秩序优势并不仅仅在于其显性制度规范,更多的恐怕在于其看不见的隐性制度规范。美国的法律可以说真的是武装到了牙齿,如果你到一个饭馆里吃饭吃到一块碎石把牙齿给崩坏了,你完全可以找到相应的具体法律去起诉饭店老板。但美国还有一种类似于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和道德 教育 的隐性机制或“非正式制度”,这个机制不是由政府建立和操作的,而是由诸如教会等民间文化组织承担的,这就是它隐性的也是更有效的社会规范系统,即“隐性制度”。
美国的国民有90%以上是教徒,现在这个比例可能会有所降低,这是因为新移民不断增多,而许多新移民又不一定是宗教信徒。我发现,美国人道德的自觉,完全是孕育在深厚的宗教信仰里的。对个体的道德教化和宗教感召,这就是隐性制度,是一种无形的约定俗成的制度。这套隐性制度的运作效果看来也非常不错。开始我去教堂时,我感觉到教友们全都像是活雷锋,很多人见到我都争先恐后地问我:“听说你是新来的,我这个星期一开车带你去买东西好不好?你有没有锅?衣服够不够?棉被够不够……”开始我还有些不习惯,感动得眼泪都差点掉下来了。你在那里生活,可以感到很温暖,是很温暖的社区生活。
我认为,要赶上西方的经济 发展 和 科技 发展并不难,难就难在这些隐性制度的创建和操作上。这是一种独特的文化资本运作,需要比运作经济资本更高的技术,更高的文化智慧。当我们说欧洲人美国人有较高的文明素质和文化教养的时候,一般是说他们有很好的现代法制意识,但更重要的是这种法制意识是同他们的现代文明和道德素质紧密融合在一起的,不是某种消极被动的服从法制,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认同、遵循和维护法制意识,是一种已经内化到个体行动和心理之中的道德伦理责任、甚至是宗教信仰的高度文明人的文化心理。比如在美国,如果你要买烟,不满18岁是不行的,几乎所有的香烟卖主都不会卖烟给你。
光是“以权力制约权力”还不够,还需要“以社会制约权力”
制度、尤其是社会政治制度的功能发挥,主要是通过国家的公共权力机构来实现的。国家的公共权力一旦形成,就成为力量非常强大的、不可任意改变的、同每一个公民个人的基本人权相对应的一个权力实体,因而如何合法有效地控制公共权力及其运作,就成为了民主政治的头等大事。实际上,民主政治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如何尽可能合法、有效地约束公共权力,使之能够合法、正当的运用,而所谓公共权力的合法正当运用,根本的判断标准就是如何尽可能合法有效地保障全体(而不是部分!)社会公民的基本权利及其实践,并为其创造尽可能优良有序的社会生活条件,使之得到较好的发挥。这就是民主政治或者说政治文明的最高标准。
现代民主政治或文明政治对公共权力及其运作的基本要求不仅是高效、合法,而且还有正当合理。公共权力可能演变为各种私人资本,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政治腐败”或“权力腐败”问题。显然,“政治腐败”或“权力腐败”不只是个政治问题,因此也就不可能仅仅通过公共管理技术的改进所能根本杜绝的政治问题,它同时也是、甚至根本上是个政治伦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