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软权力 理论 软权力资源 软权力开发
近几年，软权力理念已经深入中国战略决策和实际工作当中。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 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 问题 的决定》，将“和谐”作为中国人民共存发展的纽带，成为中国社会凝聚力的代名词，这种凝聚力正是一国软权力的集中体现。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新提法孕育着对中国软权力的关注，包括国内体制机制的完善与创新意识、文化建设与发展的能力以及外交政策和政府形象的魅力等，更加丰富了中国软权力的内涵。
一、关于约瑟夫·奈“软权力”论的启示[1]
现在用的“软权力”(soft power)一词首先是由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于1990年正式提出的。他认为，软权力是一个国家运用吸引力而非强制力实现其目标的能力，并使其他国家按照与它的偏好和利益相一致的方式界定自身的偏好和利益。[1]即软权力可以使人心甘情愿的去做，是一种能 影响 人价值观和喜好的能力。
“软权力”(soft power)出现和运用是相对于“权力”( power)而言的。有关权力的阐释的有很多，但是人们通常把权力定义为控制或影响他人的能力，或者是为达到理想结果的能力。按照字面的解释，“权力”是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给“权力”下了一个比较权威的定义，权力就是使他人不得不按照某种方式去作某事的能力。而约瑟夫·奈认为，权力是达到自身目的或者目标的能力。奈的这个定义同达尔的定义有不同之处，奈的定义强调的是运用权力的目的，即权力是达到自身目标的能力。而达尔的定义强调的是运用权力的方式或者手段，即通过改变他人的意志或者控制他人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然而，这并不是说，约瑟夫·奈不重视运用权力的方式或者手段。恰恰相反，正是在论述影响他人行为方式的基础上，他把权力分为“硬权力”和“软权力”两个方面，从而阐述了其软权力思想。约瑟夫·奈认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 经济 力量、 科技 力量、军事力量等表现出来的“硬权力”，这种硬权力表现在一个国家通过依赖经济“胡萝卜”诱惑或军事“大棒”来威胁、利诱别国去干他们不想干的事情；除此之外，还有这种间接使用力量的 方法 ，即以文化、意识形态吸引力、政治价值观、民族凝聚力所体现出来的“软权力”。这种软权力就是能让其他人做你想让他们做的事的特殊力量，它强调合作而不是强迫人们服从你的意志。换言之，硬权力是指凭借其占有先进的 科学 技术优势，通过军事手段和经济手段驱使别国屈从于自己意志的能力；软权力则是一种影响他国意愿的能力与无形的权力资源，主要通过其文化、政治思想、价值观发挥吸引作用的能力。
约瑟夫·奈的“软权力”论自提出后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并得到国内学界很多人的认同。较早涉及这一问题的国内学者如政治学学家王沪宁[2]先生和河北师范大学国际政治张骥[3]教授，他们一般将软权力的概念阐述为文化。近几年，学者们尽管也把文化归属为一种软权力，但赋予了更多的 内容 。吉林大学刘德斌[4]教授，不再将软权力简单概括为文化，认为软权力是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同化力与规制力。学者朱峰、张小明分别在《浅议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软权力”》、《重视软权力因素》论文中，对约瑟夫·奈的观点重新进行表述，认为软权力资源主要包括：文化、意识形态（或者价值观念）、国际机制与制度。有些学者进一步认为软权力除了包括上述三个构成要素外，经济和文化构成了软权力的主要来源。现在西方学者普遍认为软权力包含三个要素：文化、意识形态、西方文明。
实践证明，软权力在增强综合国力和扩大国家对外影响方面将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软权力是由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民族习性和政府素质等多方面的精神因素构成的。在 现代 社会里它通过各种文化媒体、信息资源及国际组织规划等表现出来，它具有可以无限挖掘、迅速扩充和超越时空的巨大潜力。软权力既可增强一国国民的凝聚力和意志力，又可提高该国政府处理国内外事务的能力，还可以对一国政府和人民产生政策、制度、心理和行为上的影响。总之，软权力通过吸引力而非强制力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意图，往往能够发挥出比经济、军事手段更加显著的效果。约瑟夫·奈关于“软权力”的论述对于我们认识和发展中国的软权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为我们衡量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找到了新的参照标准和依据。
二、中国拥有的软权力资源
每个国家都有一定的软权力，只不过是大小强弱不同。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呈现突飞猛进之势，国际影响力与竞争力也与日俱增，中国的软权力，随着中国硬实力的不断增强，也悄然崛起。尽管 目前 中国的软权力是初步和有限的，总体来讲还很薄弱，但中国的软权力因素却在孕育滋长，潜力可观。
1.丰厚的传统文化资源
软权力在国际政治界是个新概念，但就其内涵来讲并不新鲜。三千年前孔子就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意思是说，用道德教化来治理国政，就好像北斗星一，在自己一定的位置上众多的星星都围绕着它。[5]儒家主张的重“王”道、轻“霸”道，都是古人对软权力的认识。 历史 上中国与周边国家形成的“华夷秩序”、“东亚朝贡体系”更是中国软权力影响的见证。中华文化的辐射圈除了本土还远及东北亚、东南亚、西亚，甚至还远播非洲和西欧大陆。进入新时期，中国儒家文化所提倡的“和而不同”、“贵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庸”、“人与 自然 和谐发展”等，都成为我国对外政策和战略的指导思想。这些思想和政策在国际社会上得到许多国家的认同，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对中华民族独特的和平主义文化传统，美国历史学家马克.曼考认为：与西方对外扩张的文明不同，“中国对本国文明的认识不包括侵略的使命。既不去提高世界其他地区的文明程度，也不给自己增加负担。”[6]同时中国的功夫、书法、绘画、传统服饰、京剧、中医药等在世界上都很有吸引力，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能够增强我国的感召力、民族凝聚力和认同感。
2.“中国模式”的吸引力[2]
2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道路与西方不同，在经济和政治制度上实行渐进式的改革模式。这种模式被贯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国际上则被定义为“中国模式”，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在于中国既没有像“依附理论”那样完全脱离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也没有像“现代化理论”那样采取全盘西化的激进方式，而是根据客观国情，在保证国际经济政治安全的前提下逐渐扩大开放领域，并增强国际竞争力。
2004年6月14日，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巴西圣保罗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中国依靠独特模式实现发展的有益经验的确值得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借鉴。安南一句话让“中国模式”成为全球发展中国家转型模版市场上的热销品。如今她已经拥有相当一批国际追随者。在印度成为世界大国的愿望愈发强烈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印度学者、媒体甚至官方高层都希望通过“中印比较”激励国内精英，并借鉴和 学习 中国的成功经验，找到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早在苏联解体时，当时大多数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对俄罗斯能否移植或者 参考 中国模式表示怀疑。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开始关注、 研究 中国模式，在很多领域里自觉不自觉地借鉴中国的做法。连普京总统在一些内部场合也透露，俄国要学中国模式。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发展模式也大为称道。
尽管中国模式对很多国家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并为中国带来了可观的软权力，但是中国政府对此一直保持低调。因为有过“输出革命”的教训，所以在国际交往中从不大事渲染中国模式，只在必要时强调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唯一正确道路。近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模式”的魅力》的文章，大力推崇“中国模式”。文章指出，在世界贫困国家看来，“中国模式”更具吸引力。文章认为许多参加中非首脑会议的非洲领导人并不只是被援助和贸易的机会所吸引，他们同样也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所吸引。虽然有人认为，这种说法是某些西方媒体在有意“捧杀”中国，但不可否认的是，世界对“中国模式”的关注中也包含着积极的因素。这种论调显然扩大了中国模式的意义，但是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国模式日益扩大的影响力。随着中国现代化的逐步实现，中国模式必将散发出更大的魅力，为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
3.灵活务实的外交风格
中国政府灵活务实的外交风格首先体现在处理大国关系时，更加加强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尽管当今世界客观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但中国丝毫没有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人的意思。尽管国际上仍然存在“西化”、“分化”中国的企图和冷战思维，但是中国政府仍公开宣布中国将以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中国政府在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的同时，非常注重改善同包括美国、俄罗斯在内的一些过的关系。中国政府主张双方应避免或减少对抗，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加强合作，在合作中增进相互了解并由此发展为相互信任，直至消除对抗。
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提出了“做国际社会中负责任大国”的外交理念，并积极展开了“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构建活动。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倡导以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破除冷战思维，实现国家间安全合作，集中体现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感。在构建负责任大国形象过程中，中国政府还特别注意外交策略的灵活运用。如在与东南亚国家的交往中，为了消除这一地区对中国的恐惧心理，中国政府采取了淡化意识形态的外交政策，在有争议的南海问题上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建议；在中非关系中，在坚持尊重主权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前提下，通过举办“中非合作论坛”等活动来加强同非洲的交流。这些举措加强了中国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力，增强了该地区国家对中国的信任，为塑造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打下了基础。
三、如何继续提升中国的软权力
自晚清以来，中国综合国力迅速下降，软权力也几乎丧失殆尽。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软权力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伴随着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增强，软权力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提升。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虽然有着丰富的软权力资源，但在利用这些资源建设和提升国家软权力的过程中，仍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的复兴。
约瑟夫.奈软权力理论给我们带来的启示之一是：一个国家在发展硬权力时不能忽视软权力的重要作用，软权力需要一定的硬实力作为支撑，也需要有意识地培养和点滴的积累，“软硬失衡”必将造成国家影响力的下降。对中国来说，软权力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不仅为我们 分析 综合国力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也为中国在和平发展中构建强大软权力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参照系。中国虽然有相当的软权力条件，但要把它提升为强大的软权力还需要克服诸多困难和障碍，例如：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发展的地域失衡和收入差距拉大问题；贪污腐化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三农问题以及国家完全统一问题等。那么，中国在新世纪如何巩固和发展自己现有的内政与外交方面的软权力因素，如何继续提升和扩大自己内部软力量，诸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价值观念的吸引力、体制创新能力、国民凝聚力和民族文化影响力等，如何继续发挥和增强外部软力量，诸如外交政策、国际形象、参与国际机制建设以及承担国际义务的能力等，我们应该从约瑟夫.奈软权力理论得到启发，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倍努力。
1.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和先进文化在中国的和平崛起过程中也是一种软权力。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指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实践中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并以此为指导，取得了经济发展、政治进步和社会稳定，人民生活水平大幅跃升。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持实事求是创造性地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7]江泽民继承了邓小平的创新思想，他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8] 所以我们要在此基础上兼容并蓄世界上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进行理论创新，以促进中国的软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