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的胆铜生产

　　与矿铜生产相比，胆水浸铜和胆土淋铜两种生产的成本都比较低。崇宁元年（1102年）时，负责胆铜生产的官员游经提到，每生产一斤胆铜（此处应指胆水浸铜法），用本钱四十四文省。他建议：“措置之初，宜增本减息，庶使后来可继。胆水浸铜，斤以钱五十为本；胆土煎铜，斤以钱八十为本。比之矿铜，其利已厚。”［3 ］（食货三四之二五）当时政府向矿铜生产者支付的成本大约是每斤一百文［28］（卷四《论时事》）至二百五十文［3］（食货三四之二七）。 从节约政府资金的角度来考虑，胆铜法生产是值得大力提倡的。从北宋后期至南宋期间，生产一斤胆铜需要的耗铁量不是固定不变的，耗铁量最少的如《 文献 通考》所载，“大率用铁二斤四两得铜一斤”［29］（卷一八《征榷考五•坑冶）），耗铁量与出铜量比为2.25∶1； 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南宋高宗末期，各地年供铁料八十八万斤以上，而全部胆铜产额只有二十一万斤，耗铁量与出铜量比为4∶1；南宋理宗时期，按照张端义《贵耳集》所言：“韶州涔（岑）水场以＠(12)水浸铜之地，会百万斤铁浸炼二十万（斤）铜……”［30］（卷下）耗铁量与出铜量比则增至5∶1。综合以上材料，可以看出，随着耗铁量的增加，胆铜原有的成本低廉的优势逐渐减弱以至消失，这应该是南宋以后胆铜生产无法再恢复到北宋时期的原因之一。
　　　　　　五、宋徽宗至南宋期间胆铜生产地区与产量的变化
　　自宋哲宗绍圣年间在信州铅山推行胆铜法后，很快就将这一新的生产 方法 推广到有胆水的矿区。大概在宋哲宗绍圣末元符初，游经曾主管推行胆铜生产，后以丁忧去官。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游经守孝期满，向朝廷上言：“昨在任日常讲究有胆水可以浸铁为铜者：韶州岑水、潭州浏阳、信州铅山、饶州德兴、建州蔡池、婺州铜山、汀州赤水、邵武军黄齐、潭州矾山、温州南溪、池州铜山，凡一十处。唯岑水、铅山、德兴已尝措置，其余未及经理。将来钱额愈见亏失。”户部以为请，于是命“宣德郎游经提举措置江淮荆浙福建广南铜事”。“崇宁元年户部言：‘游经申，自兴置信州铅山场胆铜已（以）来，收及八十九万斤八千八十九斤八两。……自丁忧解职之后，皆权官时暂监管，致今胆铜十失五六，今再除职事以来，自今年正月至九月二十日终，已收胆铜一十七万二千一百二十三斤八两……’”［3］（食货三四之二五）依据上述记载推测，游经在丁忧前推广胆铜生产时，信州铅山场、韶州岑水场、饶州德兴场胆铜生产成效已十分显著。游经以丁忧去官后，胆铜生产曾一度懈怠，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官府再次授命游经总管南方诸路胆铜生产，并开发其它尚未经理的矿场。这之后，胆铜生产出现了高潮。前引《续资治通鉴长编》佚文曾提到：崇宁五年（1106年）中书省勘会诸路岁收铜数中，胆铜约收一百万斤。此后，据南宋乾道二年（1166年）的记载，北宋徽宗时期除信、饶、韶三州生产胆铜外，池、潭、婺三州也已生产胆铜，六州产量共约一百八十七万多斤，称为“祖额”（注：这一“祖额”没有标注年代，据危素《浸铜要略序》称：“政和五年雨多泉溢，所浸为最多”，又据《宋会要辑稿》记载：政和八年十一月，饶州提点司上奏称“江、池、饶州钱监鼓铸钱额上供全仰韶州岑水、潭州永兴、信州铅山三大场并新发坑场收趁铜料应副”，估计政和年间当是胆铜生产的兴盛期。），是宋代有据可考的胆铜最高产额。但仅仅数十年以后的南宋高宗末期，胆铜总额就迅速下降到只有二十一万多斤。其中，婺州不再生产胆铜，其他五州的产额也急剧减少。现将北宋徽宗时期及南宋高宗末期各地胆铜产量制成下表（表1），以供 参考 。［3］（食货三三之一九至三三之二○）
　　表1　乾道二年铸钱司统计胆铜产量表
产地　　　　　　　　祖额(斤)　　　　　　绍兴末产额(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