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中国 大陆出版业变化的 政治 意涵、存在 问题 及前景
中国大陆出版业过去二十年来变化的政治 社会 意涵可以被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正逐渐摆脱集权体制传统的出版业控制模式。政府和执政党八十年代为出版业所规定的准则是，“坚持两为方针”，即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到了九十年代初的中共“十四大”时，出版业的工作方针被修改成“向三个目标迈进”，即符合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适应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 、体现出版事业 发展 的内在 规律 。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时，出版业的发展方针被进一步修改为“加强管理、优化结构、提高质量”。从中共修改其管理出版业的指导方针的轨迹来看，意识形态的色彩逐渐淡化了，市场经济的要求成了其方针的组成部份。
第二，政治和意识形态一统化的局面有所松弛。过去，中共视出版业为单纯的政治 教育 和思想控制工具。而现在，出版业已经演变成兼具政治教育和文化建设功能的角色，其自主性增强了。这不仅表现为出版物的多样性、多元性和 现代 化，还表现为出版业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交流和传播新思想的重要角色。正因为出现了后一特点，才不时有一些中共不能接受的所谓“出格”的出版物问世，这类出版物在市场上的热销是出版社冒险出版的动机之一。虽然出版了此类读物的出版社事后会被宣传部门警告、查究，但随着中国加入并批准了联合国的相关政治权利公约，宣传部门追查此类出版物的姿态也越来越低。现在，宣传部门很少使用正式官方文件公开禁止某一出版物，而往往改用非正式的口头通知，甚至不许下级机构和出版社记录在案；同时，查禁的理由也越来越含混，比较少使用政治帽子，而是更多地用暗示手法要求下级机构和出版社领会其查禁意图。
第三，中共仍然视出版工作为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组成部份，并按此标准坚守其控制的底线。尽管过去二十年来大陆的出版业历经多重变化，但出版社在政治上仍属中共宣传系统控制，允许出版业开放改革的底线是，不能偏离“党的路线”、不脱离“党和国家的舆论和宣传工具”这一前提。换言之，出版业的一切变化和进步都必须服从于巩固中共的权力基础这一政治目标，而不能直接削弱这一权力。2000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丁关根曾明确强调，出版业必须“高举旗帜，服务大局，坚持正确导向”，这里的“旗帜”就是中共意识形态的旗帜，“大局”即维持统治的根本目标，所谓的“正确导向”便是，出版业要依照宣传部门的口径和指挥引导社会大众听党和政府的话。中宣部并要求大陆的出版业“要严格纪律，加强管理”，要“自觉贯彻党的出版方针政策，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29] 在这样的情势下，指望大陆的出版业全面开放、充份自由地反映各种思想和观念是不可能的。
中国大陆出版业 目前 面临的主要问题可以列举如下。
第一，体制转变的不彻底性、出版业结构的不健全，构成了出版业进一步发展的阻力。例如，出版社仍划归宣传部门领导，出版社的不少选题仍需层层上报各级主管部门批准，出版系统内官僚作风严重、往往用行政机关的手法处理出版业务致使矛盾成堆效率低下，图书销售体系一片混乱，上述政治方针与出版业的国际合作业务完全无法协调，等等。还有，大陆不是按照专业和读者层次形成出版社之间的分工，而是按照行政辖区和含混的“大专业”来实行分工，导致出版社之间重复出版等浪费现象层出不穷。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下，出版体系的彻底调整和重组是不可能的。在全球出版业日益国际化、集团化的背景下，如果大陆的出版业不能调整重组、解决发行体系等卡脖子问题、将“出版事业”转化为“出版产业”，其进一步发展将困难重重。
第二，对出版业政治属性的限定与出版业现行的市场运作方式难以协调。这一矛盾其实是中共坚持单一经济改革方针的必然结果。出版机构经济上的独立性越来越强，中共既拿不出钱来补贴并控制出版机构的运作，又不愿意看到经济上独立的出版机构自主运作，而在政治上设立种种限制，必然造成一系列难以解决的矛盾。
第三，在出版业日益激烈的竞争中，集体和私营出版机构或出版活动的活力使它们占据了越来越明显的优势，而完全听命于官方的国有出版机构却面临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以致于其中有些出版社是否能够生存下去都成了问题。[30]
第四，从境外走私盗版光盘、境内盗版盗印活动的规模化和团伙化、出版社买卖书号等问题，不但久已存在，而且长期以来无法有效遏止。
目前，中国大陆的出版业由于不能正常发展而处于落后状态，其质量、数量、方向、目的、手段、效果远远赶不上世界发达国家的状态。负责规划和管理出版业务的国务院新闻出版署曾制定了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出版发展规划，把重点放在调整和优化行业结构、提高图书的整体质量、提高出版社经营管理能力等方面，还提出要把出版社的布局转变为以经济和文化资源为基础，改变现行的按部门、行政区设立出版社的做法，还要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国内图书市场，利用高新技术改造图书出版业。不可否认，这个“出版十年规划”是雄心勃勃的，但实行起来无疑也会困难重重。
【注释】
[1] 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三十五年来的中国出版事业》，1985年。
[2] 仲岩，《1983年全国图书发行工作概况》，1984年。
[3] 《中国新闻出版统计资料汇编》，1997年。
[4] 刘颖，“《人民文学》宣布‘断奶’引发震动”，《中华读书报》。
[5] 许力以，《对1985年图书出版工作的回顾与展望》， 1985年。
[6] 所谓的中央级出版社，是指中央政府的出版管理机构及各部委直属的出版社，也包括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总部直属的出版社。所谓的地方级出版社，是指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管理的出版社，也包括大学、城市政府管理的出版社。1984年，在中央级出版社中，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书409种、商务印书馆出书341种、人民出版社及三联书店302种、中华书局239种、中国青年出版社150种、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37种、中国社会 科学 出版社114种，而在地方出版社当中，江苏人民出版社出书1,151种、四川人民出版社出书627种、福建人民出版社577种、北京出版社541种、辽宁人民出版社357种、广东人民出版社267种、上海人民出版社和湖南人民出版社均为205种、山东人民出版社141种、天津人民出版社129种、浙江人民出版社124种。在专业的 科技 出版社当中，情况也类似，1984年中央级的科学出版社出书530种，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则出书556种、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书193种。
[7] 于庆林，《近五年地方版图书的突破和发展》，1985年。
[8] 数据来源：《中国出版年鉴》。
[9] 数据来源同上。
[10] 《中国新闻出版统计资料汇编》，1998年。
[11] 胡守文，“中国出版业的现状与走向”，《出版 研究 》，1999年。
[12] 郑士得，“新中国图书发行事业的几个特点”，1985年。
[13] 于堇，“热点？冰点？1999年新华书店畅销书走势透析”，《人民日报》，2000年1月24日。
[14] 《全国图书杂志报纸出版统计资料》，1994年。
[15] 颜长庚、周亦翔，“面对买方市场──湖南部份新华书店调查及思考”，《中国出版》，1998年第10期。
[16] 刘臬，“文化、文化产业与意识形态”，《出版广角》，1998年。
[17] 《中国出版年间1984》。
[18] 九十年代中期，“席殊书屋”在中国大陆首创图书连锁经营店，现该店已在国内外设立了20家分店。（昭川，“席殊现象发人深思”，《中国经营报》，1999年4月6日；吕彤，“席殊的书业连锁帝国梦”，《出版研究》，1999年）福建的“晓风书屋”也实行连锁经营，并已形成跨泉州、厦门、漳州等地8家连锁店的经营规模。沈阳的“冬雨书店”，北京的“风入松书店”和“国林风书店”也实行连锁经营。据国家新闻出版署统计，至1999年仅在北京一地就有18家不同系列的连锁书店。（施诺，“书店做大靠连锁”，《中华读书报》，1999年6月2日。）
[19] 刘晶，“图书非法出版新动向”，《出版广角》，1998年3月。
[20] 陆伯华，《世界出版业（美国卷）》，1998年。
[21] 该公司的注册资本中，丹麦的迪斯尼分公司占49％，中国邮电出版社占49％，中国邮电公司占2％。
[22] 柳堤，“我国版权贸易持续大幅上升”，《新闻出版报》，1999年2119期。
[23] 《著作权》，1999年第1期。
[24] 虽然各类出版社因分工和经营状况不同，利润中需交税的比例略有不同，但各类出版社利润的缴税比例基本上维持在30％左右。
[25] 国家出版管理机构为此曾下令禁止出版社实行内部承包制，但收效有限。
[26] 宋晓红、韩云，《世界出版业（德国卷）》，1998年。
[27] “国际出版界公认互联网为未来行业战略工具”，《出版研究》，1999年。
[28] 阎晓宏，“当前出版改革提出的若干 理论 与实践问题”，1999年。
[29] 胡晓梦、卢新宁，“深化出版改革，多出优秀作品”，《人民日报》，2000年1月27日。
[30] “谁是下一支书业生力军──对高校出版社发展前景的预测”，《出版研究》，1999年。
洪浚浩（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传播系副教授）
李永平（湖南省新闻出版局主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