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8年开始，在 中国 的出版体制改革中出现了以下几种模式。其一是横向 发展 模式，即出版社之间的联合。其二是纵向发展模式，即出版社沿着出版的上游和下游行业纵向扩张。其三是横向和纵向相结合的发展模式。[16] 其四是报业出版集团模式，即以报纸为龙头，联合其他文化产业形成集团化经营，在这种集团当中，书刊出版基本上是个配角。在高 科技 和信息化 时代 来临的背景下，这种出版集团由于有报纸的牵头，极可能从文化产业向文化传媒产业过渡，而在这一过程中，其出版的书刊就可能从传统式知识思想的载体转变成一般信息的载体，即书刊被传媒化。新成立的《光明日报》出版集团、上海的“新民文汇”出版集团，就是集报纸、图书、杂志的出版及举办俱乐部等多元化形式为一体。这条道路可能对中国形成新的出版模式产生重要 影响 。其五是一些省建立的省级出版集团，大多数这样的集团只是原各省出版局系统的翻版，无非是新瓶装旧酒，其内部运行机制、分配原则和功能协调并无创新。由于 政治 等方面的限制， 目前 中国的出版业还无法借鉴引进国外先进的出版运作模式和管理机制。
图书发行方式与手段的转变
中国的图书发行体制自八十年代以来也经历了重大变化，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 以后，除了传统的“国营”新华书店的发行系统之外，集体、个体及图书俱乐部式 等新发行方式也先后蓬勃兴起，改变了旧的图书发行体制，给图书发行市场注入了 活力，但同时也带来了激烈的竞争。1949年以前，私营的书店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 绝大部份县城没有书店。从1950年到1956年，在大陆逐步形成了以新华书店为主的 图书发行体系，但同时全国也存在着2,400多处私营书店、书摊。但1956年将私营书 店公私合营后再并入新华书店系统，由此形成了由新华书店独家垄断的图书发行体 制。[17] 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集体或个体的书店、书摊、书贩迅速增加，成了整 个图书销售体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同时，也出现了寄销、图书连锁店、 书市展销、直销、邮购、出版社自办发行等新的发行方式。[18] 图书发行体制的变化，特别是一系列新发行手段的采用，大大促进了图书的发行量。从1993年到1997年，图书销售册数增长了2倍多，销售金额增长了4.5倍。
目前，国营的新华书店虽然仍是图书销售的主力，但它总共只有1万多个售书点，全国平均每个城镇只能摊到4家，远不能适应市场需要。广大 农村 地区目前仍主要靠供销社销售图书，每4万农村人口才摊到一个售书点。1997年全国只有14万图书销售人员，平均每8.5万人口才摊到一人。虽然出现了大量的集体、个体售书摊、店，但它们无法有效地与国营书店的发行系统相融合。现在，中国的图书发行体制是由国营、集体和个体的发行体系混合而成的，不仅各自奉行完全不同的运行规则，而且彼此互相封锁信息、互设障碍，因此难以建立全国性的图书发行信息交换系统。在这种情况下，图书发行过程中经常出现梗阻：一方面出版社的备货图书大量积压在仓库和个别有门路后台的批发商手中；另一方面，急需购书的读者却往往求购无门。
当前大陆图书和音像制品发行体系中的一个严重 问题 是，盗版现象非常猖獗。虽然直接参与盗版活动的多是个体户，或一些出版单位的员工与个体户内外勾结从事盗版活动，但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上面，如法制不健全、部份地区的地方保护主义作崇、盗版业者找到了官方后台、对盗版活动打击不力等。据国家新闻出版署的统计，在1997年盗版现象最严重的时候，正版产品销路萎缩，通过对外合作正式合法出版的盒式录音带、录像带、CD、VCD的数量暴跌。例如，盒式录音带的产量从上年的301万盒跌到1997年的44万盒；录像带产量从上年的16.7万盒下降到1万盒；VCD数量从上年的37.4万片掉到9.3万片。随后，出版业与司法部门合作开始打击盗版活动，1998年各地版权局共受理各类版权案件1,182起，结案1,067起，各地版权机关收缴各类盗版制品611万件。[19] 但这些处理大多是“打苍蝇不打老虎”，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盗版现象也不会杜绝，只是随着政府不定期的“打击”而高一阵、低一阵、明一阵、暗一阵而已。
出版物进出口业务和出版业对外合作的发展
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出版业开始朝国际化的方向努力。这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引进外国的图书版权，在国内翻译、出版、销售，或直接进口外国图书在国内销售[20]；另一方面是向国外出售中文图书和版权。在八十年代初期，少数有远见的出版社就开始与国际出版业合作，如 科学 出版社就分批派人出国联系业务、参加各种书展。由于政策上的限制以及出版社本身的人力财力条件局限，地方出版社的国际化步伐远不如中央级出版社，而这又导致地方级出版社在视野、信息、办法、人员素质等方面往往落后于中央级出版社。目前，图书进口业务主要仍由一些中央级出版社掌握。但随着对外开放的延伸和地方自主权的增加，许多地方出版社正纷纷加入出版物进口的行列。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图书、特别是音像制品的进口越来越活跃，同时，走私或偷印的盗版音像制品则在市场上占据主要地位。由于政治上对允许进口的外国图书的 内容 严格设限等原因，再加上发行渠道单一、价格高，外国图书直接进入中国大陆销售的数量仍然非常少。
目前中文图书和音像制品的直接出口量很少，海外销售对象主要是华人，内容也多半是关于中医药、卫生、食品烹调、健身、武术等，范围很窄。而且，出口图书的印刷质量远落后于国外，售后服务基本上是空白。只有通过大陆出版业自身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才可能改善中文图书出口的现状。
近年来中国出现了一种新的对外合作出版活动，即由中外双方共同投资完成一个出版项目，此类活动已非偶见。例如，美国的一家大型出版公司就投资几百万美元，与中国南方的一家出版社合作，在中国出版一种百科全书。[20] 此外，中国也出现了一家中外双方共同投资组建的“童趣出版公司”，其主要业务是引进迪斯尼公司在国外市场上已经出版并受到欢迎的图书及其他产品，在中国的市场上出版发行。[21] 这类合作带来的新编辑思想、图书内容、装祯形式和经营方式，都将对中国的出版业产生冲击和影响。一旦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就可能逐步松动对外国出版资本进入的限制，捷足先登的外国出版公司有可能对大陆今后的出版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在某个领域内形成垄断的局面，中国的出版业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和对策。
在1992年5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版权公约（伯尔尼公约）之前，中国大陆的出版社翻印或翻译外国书着时从不购买版权，而是径自盗版或翻译出版。目前，这一状况已有明显改变，20个省、市、自治区从30多个国家购买了一些出版物的版权；自1995年至1999年4月，大陆与国外的图书版权贸易超过1.5万项，购买对象国也从美、英、日等少数国家拓展到更多国家。[22] 但是，目前中国的出版界仍存在着不严格规范地执行版权合同的情况。[23]
三、中国出版业过去二十年来变化的动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版业变化的基本趋势是朝着市场化、国际化、规范化、法制化、专业化、商业化和多样化的方向发展，这一系列变化出现在出版体制、编辑思想、经营方式、管理模式、与国际接轨等多个方面，是一种积极的、广泛的、深刻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最终能否导致在中国大陆出现一个充份享有出版自由、完全市场化的出版体系，使出版业的地位从被执政党掌握控制的政治及意识形态工具改变为一个为公众服务的传播知识、文化、信息和从事 教育 的工具，现在还难以作出结论。
从总体上来看，中国出版业这些年来的变化主要是由下列几方面因素所促成的。
第一， 经济 市场化对旧的出版体系构成强烈冲击。改革开放前，大陆的出版社一直被当做“事业单位”，仿照行政单位来管理。在改革开放的最初阶段，出版业仍然实行“事业单位性质、按 企业 管理”的制度，即所得利润交给财政，然后由政府拨款维持运营。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和单位自主要求的增强，出版社的管理中也引进了所谓的“包干制”，即每年向政府上缴一定数额的利润，余下的利润由出版社自行支配。这种利润支配方式给了出版社很大的经济自主权，大大激发了出版社的经营积极性。有些出版社甚至将经济收入指标层层分解到编辑部和编辑个人，形成了出版社内全面包干的局面。1985年全国开始实行“利改税”的制度，把国营机构的上缴利润改为缴税[24]，这样出版社就在经济上逐渐与上级一年一定的经费控制脱勾，由原来的事业化管理逐渐走向市场化，这一体制上的根本转变使出版业经历了一个新的发展高潮。随着政府逐渐断绝对出版社的经济支持，出版业只能立足于自负盈亏的生存模式，在市场竞争中开辟生存空间。但是，由于出版社内部的人事管理并未市场化，仍按照事业单位员工的传统人事管理方式运作，在人员刚性的情况下，出版社内部机制无法理顺，只能实行不健全的内部份层承包制。这导致了急功近利、选题失控、买卖书号、资金分散、重复出版等种种弊端。[25]
第二，政治控制有所松动。尽管过去二十多年中中国大陆的政治几经起伏，先后出现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六四后反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等风波，但总体上政治控制仍显示出逐渐有所松动的趋势。过去，政府主管部门长期实行严格控制出版社选题的政策，出版社每年出版书着的所有选题必须层层上报至各级党委宣传部，获准后方可编辑出版。从九十年代起，对出版社选题的控制有所松动，除涉及中共领导层的个人生活、敏感的政治话题、宗教、对港台政策等领域的选题仍需事先上报获批准之外，其他的选题计划基本上可以由出版社自己决定。同时，中央政府还逐步放宽了以往对引进版权、出国考察、出版社内部机构设置调整、出版机构外汇使用等事项的审批权力。另外，以往对于印刷厂和印刷材料的严格管制也放松了，印刷厂需要引进技术设备、选择高档纸张油墨时可以自主决定、而不再报批，也开始允许私人印刷企业的发展。在图书销售管理方面，允许集体和私营经济的介入，各种私人的零售和二级批发系统已经出现。一旦政治上的压力减轻了，出版业从出版到销售各环节的活力必然大大增加，就可能出版更多受读者欢迎的书着。
第三，新技术的推动。八十年代末期激光照排技术的引进，使大陆许多出版社的文字出版告别了“铅与火的时代”。至九十年代末，大陆的出版业已全部实现激光照排化，这种排版技术上的进步不但大大加快了图书的出版速度，缩短了出版周期，而且提升了出版物的质量。许多有实力的印刷厂还引进了最新的印刷设备，如六色胶印机、一次多色胶印机、电脑控制系统等。[26] 九十年代初开始，电脑的普及及互联网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出版业的变化。编辑部内的稿件处理加工、编辑与作者的联络、出版社与印刷厂之间的往来、出版社与图书发行公司和书店之间的交流、对国际出版界信息的检索、获取图书情报、洽谈版权贸易等，都因电脑的普及和 应用 而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27]
第四，国内外出版物的竞争产生了动力和压力。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大陆的出版社之间无需竞争，国外的出版社也无法进入大陆市场。过去二十年来，随着国内出版社数量的急剧增加、政府限制的减少、出版社必须自负盈亏的生存压力，加上大量国外出版物进入大陆市场，导致国内外出版物开始相互激烈竞争，这种局面有利于促进大陆出版业的发展。除了前述的“童趣出版公司”的出版物外，世界著名的西蒙──舒斯特出版集团的出版物、上海一出版社与美国一时装杂志合作出版的《世界时装之苑》、牛津大学出版社与多家大陆出版社合作出版的书着等，都已成为中国大陆本土出版物的强力竞争对手。许多 台湾 和香港的出版公司也半明半暗地在大陆开展业务活动，与大陆的出版机构合作出版刊物。这样一种内外出版机构相互竞争的局面对中国大陆的出版业既是一个压力，也是一个动力。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国内的出版机构不得不增加出书品种、改进书刊内容、缩短出版周期、因应读者需求、尊重市场 规律 ，这样出版业整体的素质就逐渐提高了。[28]
第五， 社会 与公众的需求品味的改变。文革以后，中国大陆的老百姓开始在政治上逐步觉醒，形成了独立于官方意识形态控制的自我意识，他们不再被动地单纯阅读“党和政府要求读”的读品，而是开始寻找自己想阅读的读物。同时，改革开放以来，读者对国际社会的信息知识的需求量急剧增长，对图书的内在、外在质量的要求也大大提高了。在这样的新的社会需求环境中，公众对政治、经济、文化、娱乐、休闲等类读物的需求大幅度增长，特别是了解世界各国文化的欲望越来越强烈，这也促使中国大陆的出版业加快其国际化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