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作为长期资本运动的国际直接投资便在世界 经济 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往的 研究 主要是集中在国际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以及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两个方面。但是国际直接投资对收入分配的 影响 也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尽管并没有得出一致性的结论。因此，对有关国际直接投资对收入分配影响的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 总结 ，具有一定的价值。
一、国际直接投资对投资国与东道国间收入趋同的影响
在过去的20年中，国际直接投资已迅速地扩散到世界经济的各个角落。越来越多的国家和部门变成了国际直接投资网的一部分。国际直接投资的高水平和互异的形式促进了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国与国之间的收入趋同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主题。经验和 理论 的研究已聚焦在国与国之间是否存在收入趋同的现象（Ben－David，1994：Greasley and Oxley，1997；Rassekh et al.，2001）。
自从 Lucas（1988）强调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后，关于收入趋同的理论 分析 在内生变量模型的背景下就 发展 了起来。Tamura（1991）认为技术投资中的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导致了国家间资本收入和产量增长率的趋同。Yuen（1997）使用与Lucas（1988）类似的内生增长模型研究了要素流动性在收入趋同中的作用。他们认为，资本流动将加速收入水平和增长率的趋同，并且收入水平和增长率的趋同能够通过附带劳动流动性的人力资本而可观地获得。通过使用一个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增长模型发现，如果人力资本积累过程中存在知识溢出，作为劳动力流动代替者的跨国公司可能也提供一个 学习 国外技术的机会。
国际直接投资本身是资本流动的最重要类型，并且作为劳动力流动的代替者能够影响国家之间人力资本的溢出。A. Mody（2002）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在过去的20年中已经促进了国与国之间收入的趋同，而国际直接投资之所以能够促进投资国与受资国之间收入趋同的主要原因在于：（1）国际直接投资比间接投资效率更高。Bosworth and Collins（1999）研究了外资对当地投资的影响，他们发现，在发展经济状态中，一美元的国际直接投资转化成了一美元的当地投资；相比之下，银行贷款和债券发行在东道国产生的投资效率则要低一些。因为大部分的国际直接投资是以“绿地”投资的形式进行，这涉及新的投资。而银行贷款和债券发行可能不涉及新的投资；（2）国际直接投资产生了生产力溢出，能够通过溢出效应提高当地的生产力。从水平溢出角度来看，通过非正式的接触和外国投资者对当地 企业 员工的培训，当地企业能够提高生产力。从垂直溢出角度来看，国际直接投资企业在东道国会产生一种纵向联系，外国投资者从而有机会转移技术并提供培训以提高当地供应者的生产力。
Changkyu Choi（2004）使用1982－1997年间OECD的16个投资国和57个东道国的双边国际直接投资的数据，运用平行数据回归的 方法 对国际直接投资在国与国之间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长趋同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发现当双边国际直接投资增加时，投资国与东道国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长的差距是降低的，并且发现，地理接近和语言相近在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长中起着重要作用。Choi假设双边国际直接投资对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长率产生趋同作用，那么国与国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规模越大，收入增长率的差距和每单位资本收入的差距就越小，并且所有的差距变量用绝对数据而非原始数据来表示；同时假设当国际直接投资由低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时，存在逆人力资本溢出的可能性，亦即甚至在国际直接投资是从低收入国家流向高收入国家时，低收入国家也能够有机会改进人力资本从而与高收入国家进行竞争。另外，地理接近和语言接近被认为是收入趋同的重要因素，因为它们能够促进跨国人力资本的溢出。
需要说明的是，不像已有的经验研究，Choi是在考虑人力资本溢出的前提下，通过运用收入水平和增长差距的绝对值方程，来检验双边国际直接投资的增加是否导致了收入水平和增长率的趋同。他认为，不论什么情况，只要国际直接投资率增加，收入差距就将减小；而且，如果两个国家距离接近并使用相同的语言，收入水平和增长率就会趋同。以此为基础，Choi又进一步对收入水平和增长差距的绝对值方程，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和平行数据回归，发现当双边国际直接投资流动增加时，两国之间的人均收入水平和增长率确实趋同了。这证明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动对人力资本溢出是很重要的，从而产生了趋同。同时发现，地理接近和拥有相同的语言在趋同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当两国接近并使用相同语言时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加强。
由此可见，伴随着国际直接投资的显著增长，国际直接投资将驱使世界收入趋同或趋散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重要 问题 。以前关于收入趋同的研究表明，通过劳动力流动而产生的人力资本溢出是造成收入水平和增长率趋同的非常重要的因素，而Choi（2004）则以收入水平和增长差距的绝对值方程为基础，通过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和平行数据回归，证明国际直接投资是造成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收入水平和增长率趋同的一个重要驱动力。
二、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
国内收入差距的影响
（一）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内收入差距影响的两种理论
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内收入差距的影响是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产生作用的结果。而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结果有着相互对立的两种理论－－“发展／ 现代 化”假说和“世界系统／附庸”假说。
1.发展假说理论。发展假说理论建立在边际生产率理论和储蓄、消费倾向的传统经济学概念之上。该理论认为收入差距是改进每个人收入的必要的前提条件。其研究主线是沿着库兹涅兹倒U型曲线假说进行的，根据这一曲线，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收入差距扩大，但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时收入差距就会缩小。在经济发展的前期阶段，高收入和低收入部门间的收入差距会扩大并且每一部门内部的收入差距也会扩大。这直接导致了整个 社会 收入差距的扩大（Adelman and Robinson，1989）。在增长的后期阶段，当更多的产品被生产和足够的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转移到现代 工业 部门，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逐渐消失并且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将提高到工业劳动力的水平。随着实际劳动收入的增加，经济增长和 政治 自由的增加将导致收入分配的更加平等（Fei and Rains，1964：Lenski，1966）。
虽然发展假说理论的经济学家很少直接涉及国际直接投资的分配结果，发展经济学家也还没有关于考察国际直接投资和收入差距假说的经验研究，但是发展假说理论的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和收入差距研究已经做出的重大贡献，足以使我们对其代表性的研究进行概括和总结。根据发展假说理论，更为重要的是现在的投资而非原来的投资。资本，无论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带来了增长并且其益处会最终扩散到整个经济中。因此，即使国际直接投资仅在几个领先部门带来了收入的增长，但从长远来看将有利于收入分配的平等。例如，东亚出口加工区的国际直接投资，曾经对低工资就业的增加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从而改进了收入分配的范围。大多数的发展假说理论经济学家认为，经济系统的类型和发展策略等因素，是收入分配的决定性因素。只要充分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外资数量的不同不能引起收入差距的任何变化。因此，发展假说理论的观点是：从长远来看，国际直接投资有利于东道国内的收入分配，不会引起东道国内收入差距的扩大。
2.附庸假说理论。相对于发展假说理论的内隐论证，附庸假说理论则提出了一些关于国际直接投资分配效应的观点。附庸假说理论从世界经济和 历史 的角度研究差距问题，认为影响收入差距的是社会体制和生产组织，而不是经济产量和财富。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位置是决定其收入分配的关键。更确切地说，收入差距是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之间关系的对应物，并且边缘国家收入差距的程度由附庸发展过程决定（Girling，1973；Rubinson，1976：Bornschier and Chase－Dunn，1985）。
伴随着国际直接投资的工业化进程的逐渐加快，在发展 中国 家跨国部门任职的员工明显地形成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这些“劳动精英”的收入是标准收入的4－10倍（Girling，1973），以至于促使在传统部门工作员工的工资伴随着生产过程的资本密集程度的不断提高而逐渐增加，这反过来又导致传统工业部门失业人数的增加。结果，劳动收入相对份额的增加不仅没有带来更大的平等，而且直接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换句话说，在这种附庸工业化的类型下，收入的扩散和混合效应没有出现。而且，当融入世界经济后，劳动精英通常会努力维持和巩固他们的领先地位。由于共同的利益，当地劳动精英会为外国投资者压制甚至驱逐本土企业家。这种为了使利益最大化的国家间利益联合的尝试，具有深层涵义。在世界系统框架中，国家被认为具有市场和生产的权力。当劳动精英包括了国家组织中强有力的执行者，并且当劳动精英和国家通常由国外信用支撑时，一个经济加政治的“三角联盟”就出现了（Evans，1979）。然后，当市场不能为它们的利益服务时，这个经济加政治的联盟就会操纵国家的独有权利来干预市场。这个联盟的形成因此意味着，任何想改进收入分配的政策都具有内在破坏性的因素。实际上，这可能是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的最根本原因之一。
Chase－Dunn（1975）
第一次简单地检验了国际直接投资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其研究发现基尼系数与国际直接投资水平正相关，从而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危害了经济发展进而导致了收入差距的产生。随后Rubinson（1976）进行一了更为复杂的分析，证明国家势力、直接 金融 控制和对外部市场的附庸是实施经济控制和影响的三条主要渠道。Rubinson用政府税收占GDP的比重、外国储蓄的数量、出口／进口占GDP的比重来分别代表以上三条渠道，得出了结论：哪个国家国内对国际直接投资控制的程度越大，这个国家收入差距的程度也就越大，特别是在任何将基尼系数作为因变量的方程中。然而，Rubinson的研究有其缺陷性。在其他人的研究中，控制发展水平和收入差距之间关系的二次方的失败对Rubin-son的研究结果提出了怀疑。事实上，Weede andTiefenbach（1981）所进行的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包含在他们的样本中的研究，并没有重新产生Rubinson的结果。然而，Bomschier（1981）有力地证明了Weede and Tiefenbach（1981）没有发现国际直接投资对收入差距影响的原因是，他们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放在了同一个样本中。根据Bomschi-er的观点，“附庸倾向于增加国家内收入差距数量”仅在发展中国家成立。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国际直接投资具有降低其收入差距的趋势。结果当一个样本中既有发达国家又有发展中国家时，这两个效应相互抵消，因此不会发现国际直接投资对收入差距的显著效应。Bomschier and Chase－Dunn（1985）在其所进行的包括14个发达国家，52个发展中国家、6个计划经济体国家的总共72个国家的分析中，引入了14个发达国家的附带变量，证明国际直接投资确实与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正相关，而与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负相关。但他们发现，公共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越大就越容易引起收入差距的改善。他们认为这是因为样本中包括了6个计划经济体国家，在这6个计划经济体国家中基本上没有私人资本，并且基尼系数仅仅是关于劳动收入的分配，而实际上劳动收入的分配比资本或总收入的分配更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