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失衡”与世界经济增长动力多元化

   
    第三，当前的“全球失衡”与过去的失衡相比。具有更长久的可延续性，“利害关系者”具有了更大程度的可承受能力和可以接受性。
   
    美国巨额“双赤字”久已存在，但并未 影响 其 经济 持续增长和技术创新，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经常账户赤字规模持续扩大，其占GDP的比重1984年达到3.4%，到2004年上升到5.7%。据IMF统计，2005年全球经常账户逆差1.25万亿美元，其中美国以8050亿美元的逆差独占了64.4%的比重。但是，美国窟窿的填补者前赴后继，源源不断。继“石油美元”和欧洲资本之后，近年来亚洲经济体成为主要的填补者。据日本财务省统计，2000-2004年间， 中国 持有的美国国库券由603亿美元增加到1938亿美元，2005年中国外汇储备增加到8189亿美元，其中3000亿美元购买了美国国库券。这与亚洲与美国的双边和多边贸易密切相联。从中美双边贸易看，中国以美国为第一大出口市场和贸易顺差来源地，截至2006年10月底中国对美出口1653.8亿美元，占全部出口额的21.2%，对美贸易顺差1162.4亿美元，占中国全部贸易顺差的93%。中国是美国的第二大进口市场(仅次于加拿大)和最大的贸易逆差生成国，据美方统计2005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2016亿美元，占其7670亿美元贸易逆差总额的26%。中国是美国的第四大出口市场，但美国对华出口占其全部出口的比重仅略高于5%。购买美国 金融 资产是缓冲中美贸易摩擦和中国巨额外汇储备保值的不得已的痛苦选择。中国贸易出口和顺差对过度集中和依赖于美国，而美国对华进出口差额过大，确实是严重失衡，且面临美元大幅贬值的巨大风险。
   
    再从亚太多边贸易看，进入新世纪“东亚经济体—中国—美国”的新“三角贸易”替代了上世纪80年代“日本—东亚经济体—美国”的旧“三角贸易”。这反映在中国贸易伙伴结构上，中国前十位的出口市场是美国、欧盟、香港(转口贸易基地)、日本、东盟、韩国、 台湾 省、加拿大、俄罗斯和印度，美欧占近四成，也是中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地；中国前十位的进口来源地势日本、欧盟、韩国、东盟、台湾省、美国、澳大利亚、俄罗斯、沙特和巴西，主要贸易逆差来源于台湾省、韩国、日本和东盟以及资源产品输出国安哥拉、沙特、伊朗和巴西。美国仍然扮演东亚第一大出口市场的角色，但中国与日本和东亚经济体转换了角色。日本和东亚经济体变换了向美国直接出口最终产品的路径，变为向中国出口资本品和中间产品，在中国进行加工和装配的最后一道工序再出口到美国。日本和东亚经济体作为中国制造业零部件和原材料的提供者，拉长了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链，并与中国共享了对美出口和FDI流入持续增长的利益。这显然是一种双赢和多赢格局。其中，包括美欧国家制造业劳动密集型生产加工环节向中国转移、与中国廉价优质劳动力资源和规模经济优势“联姻”的利益。此外，还包括能源和资源输出国因中国持续高速增长拉动需求增长导致的溢价利益。据IMF统计，1999--2003年间全球增加的石油消费需求中有35%是中国和印度消费拉动的，而中国是“大头”。近年来，这一 发展 趋势从日用消费品、家电产品领域向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领域延伸，中国制造业规模迅猛扩张并成长为全球制造业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据总部设在维也纳的联合国 工业 发展组织统计的数据，在过去十年间，全球制造业产出提高了34%(57720亿美元增加到77470亿美元)，其中，美国稳定保持了在全球制造业中占有的份额(略超过20%)，日本作为世界第二制造业大国，产出增长了12.6%，但因其增速慢于全球总体增速，其全球份额由21.1%降至17.7%，中国制造业产出增长了156%(从2424亿美元增长到6197亿美元)，其全球份额从4.2%上升到8%，从全球第五位上升到第三位。2004年中国跃升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成为中国出口产品的主要构成。
   
    但是，中国对美贸易出口包含了相当大比重的东亚经济体对美出口和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转移。截至2005年底，美国公司在华投资累计额510.89亿美元，占中国实际利用FDI总额6624亿美元的8.2%；2004年美资 企业 在华销售收入750亿美元，当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802亿美元，两项相抵中国实际所得为52亿美元。这是货物贸易，而服务贸易中国是逆差大国，美国是全球顺差冠军。截至2006年9月，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和贸易J顷差的比重分别达到57.85%和的52.1%；加工贸易占中国出口贸易的比重为52.4%，外商投资企业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一主体，加工贸易成为对外贸易的主导形式。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入世5年来，对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的贡献年均13%和20%，2006年中国对全球经济与贸易增长的综合贡献率即达15%QD。国际机构称中国为继美国后的全球经济第二引擎是当之无愧的。中国价廉物美的产品抑制甚至逆转了国际市场多年来工业制成品价格上涨和资源产品下跌的走势。据摩根斯坦利公司估计，1996-2003年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累计6087亿美元，同期来自中国的价廉物美产品为美国消费者节省开支为6000多亿美元，同时还大大降低了美国制造商的零部件生产成本。中国还从“流汗经济”积累的官方储备中拿出相当部分来购买美国国库券回馈美国，支撑美国的“举债经济”。这是中美处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和国际分工不同地位所决定的，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资本支配劳动、要素稀缺度决定收益分配规则的体现和实现，从全球资源配置的视角看，是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基于不同资源禀赋优势的合理选择，由于这不是一场“零和博弈”，很难界定谁赢谁亏。相反，各有所需、互有所求，虽不平衡，但互补互惠，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持续和能接受的。
   
    三、调整世界经济结构与矫正“全球失衡”
   
    既存在失衡，迟早得纠正。一种途径是放任市场力量自行纠正，美国经济增长更大幅度放缓甚长期萧条或以美元大幅贬值来纠正失衡，这对世界经济及其他国家经济将造成巨大伤害。有 研究 表明，如果因美元贬值10%导致全球流动性趋紧，外国投资者在美国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上的美元资财缩水损失可达这些国家GDP的5%。另一种途径是世界主要经济体调整各自的政策和加强相互间的协调，从整体上和根本上调整世界经济结构来纠正。2005年向国会提交的“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年度报告要求中国做“负责任的利害关系者”，欧盟最新“对华文件”也提出，鉴于中国作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成功者”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在经济全球化和各国相互依赖不断增强的条件下，“利害关系者”甚众，但总应该有一些重大利害方担负更大的责任。譬如，重启被迫中止的多哈回合贸易谈判，欧美就应当担负更多的义务，应该更多地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但回顾以往历次重大的“全球失衡”调整，美国往往以此作为转移危机的捷径。比如，当年尼克松政府单方面宣布停止美元兑黄金而导致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解体，“广场协议”强制日元大幅度急剧升值(这里也有日本急于充当国际金融大国的勃勃雄心因素)导致日本经济在90年代陷入长期低迷。因此，“利害关系者”的任何一方都不应要求甚至强制另一方做单方面调整和超过其基本国情和综合国力的让步，而应协同合作，调整才有可能达到预期目标，最大程度地降低纠正失衡的成本。从美国来说，无论是在推进WTO框架下的全球多边贸易多哈回合，还是与发展中国家的双边贸易关系，应当更多地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进一步推进世界经济增长动力多元化发展。至少奉行其战后一度实行的从利己主义出发实现利己利他客观效果的政策。遗憾的是美国还不打算这么做。譬如，解决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过大的 问题 ，最简捷的路径是中国更多从美国进口 现代 化急需的技术和设备来平衡贸易差额，2006年中国贸易顺差将超过1750亿美元，外汇储备超过1万亿美元，是愿意并有实力从美国更多采购先进技术和设备的。但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的限制甚多甚严。2006年7月美国商务部出台了“对华出口和再出口管制的修改和澄清及新的授权合格最终用户制度”。对华技术产品出口既有所放宽又有所从严，如新纳入了40多项限制出口产品中涉及高分辨率光刻设备、数码无线接收器、照相机、雷达系统、喷气推进系统等。
   
    中国是当今世界经济中的投资者热土。几乎所有在中国投资的跨国公司都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中分享到了巨大的收益。但是，与中国市场和产业开放的程度相比，经济体制的转型尚未完全到位， 社会 保障体系建设与经济发展相比相当滞后，增长方式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尤其是资本市场发育很不健全，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又是世界冒险者投机的乐园。因此，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面临增强稳健性的挑战，从外部看，一是继续在高位剧烈波动的国际能源和资源产品价格的风险，二是全球约8万亿美元的“热钱”(其中最具投机性的对冲基金约1.5亿美元)盯住人民币汇率投机的风险，三是频频遭遇反倾销、技术壁垒、知识产权纠纷等贸易障碍和贸易摩擦风险。从内部看，对外开放与国内发展失衡、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失衡、区域发展失衡、收入分配失衡所蕴藏的风险和挑战。如果中国在“十一五”这个关键时期，能够在 科学 发展观的统领下，实现又快又好的科学发展，顺利而稳健地化解解决外部风险，形成一整套成熟的风险防御机制，缓解上述内部失衡，就是在履行“利害关系者”的责任，就是对进一步扩大世界经济增长动力多元化和矫正当前“全球失衡”的贡献，更长远地看将为造就一个更加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经济新格局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