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 中国 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为3604美元／人年，只相当于同期美国的3.7％(1995年)，日本的3.5％(1994年)。日本全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就业者每人创造的附加价值)虽在7个主要发达国家中居于末位，其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仍仅次于美国居第二位。日本的 研究 开发经费占GDP之比多年来保持在3％上下，民间 企业 成为整个国家研究开发的主力。而中国的研究开发经费占GDP之比在1998年、1999年和2000年分别为0.69％、0.71％和1％。2000年全国的研究开发经费为890多亿元(相当于107亿美元)，还不如国外一家大企业的研究开发投入。
当前中国少有自主开发的新技术、新产品，而商品开发能力是“世界工厂”的主要标志，在这方面中日之间还存在很大差距。
20世纪下半叶技术 发展 的一个有趣现象是，在最初想出某个东西(发明、试制新产品等)方面往往是欧美人领先，而在最后做出有实用性、可大量投放市场的东西(商品化)方面则往往是日本人“后来居上”。在20世纪中做出重大发明、研制出重大新产品方面，日本仅仅稍有贡献，然而在32项重大产品的商品化方面，美、欧分别只有6项和2项，日本竟有24项。商品化能力极强成为日本“世界工厂”的一个突出特征。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日本的制造技术水平还体现在其制造高水平机械设备的能力方面。例如号称迄今人类所能制造的一切机械中最精密的机械——制造集成电路用的高级光刻机的世界市场几乎被日本企业所垄断(日本的尼康公司占40％以上，佳能公司占24％，荷兰的ASM公司占20％)。
在工业技术水平方面，人的因素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二战后日本技术优势的一个重要源泉在于其“现场优先主义”的技术传统，工人的技术素质很高，大批优秀的理工科大学毕业生以能够到生产第一线工作为荣。而 目前 我国却出现了优秀的理工科大学毕业生“远离”生产现场的倾向。我国技术工人中，高级技工只占5％，而在日本等发达国家中这个比例超过35％。工人技术素质不高使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受到严重 影响 ：产品平均合格率只有70％，每年因不良产品而损失近2000亿元；由于缺乏技术力量，一些企业盼来订单却不敢接单；许多工厂生产线虽然比某些国际著名公司还先进，但生产出的产品根本不能和人家竞争。
随着资源、环境 问题 日趋尖锐，提高能源利用率和加强环保日益成为工业化新课题。1999年中国能源利用率仅为34％，比日美等发达国家低十几个百分点，每万美元GDP能耗比日美等发达国家高4倍多，工业排放污染物超过发达国家10倍以上。
(三)中日相互间工业品出口的比较
2000年中国向日本出口额最大的前5种商品是：妇女衣料(非针织品)、针织筒形布和套头衬衣、男西服和夹克、原油、T恤衫等；日本向中国出口额最大的前5种商品是半导体、产业用机械、半导体制造装置、办公设备零器件、电视机与雷达等设备用的零部件等。这说明中国出口到日本的大宗商品主要是纺织等轻工业品，而日本出口到中国的商品主要是高技术产品，表明了双方相互出口的品种依然处在不同层次上，“世界工厂”还没有达到在日本与中国之间调换位置的地步。
与中日贸易相对照，2000年中国向东盟5国出口额最大的前5种商品是：办公设备零器件、石油(非原油)、摩托车、半导体、 计算 机及其零器件；东盟5国向中国出口金额最大的前5种商品是：半导体集成电路、原油、办公设备零器件、计算机及其零器件、石油(非原油)。这说明双方相互出口的品种大体处在相同层次上，在制造业领域形成了水平分工关系。然而，在1995年，东盟从中国进口主要以纺织品、杂货为中心，这说明近年来中国对东盟出口结构明显升级，中国作为“亚洲工厂”的重要性已经可与东盟匹敌。总之，当国外有人要给我们戴“世界工厂”的高帽时，我们更应清醒地、实事求是地估价自己，避免由于过高估计自己而采取一些不当对策，特别是应避免奢侈型、非生产性投资的膨胀。
对日本“世界工厂”化与中国“世界工厂”化的比较 分析
由于国情、发展阶段及所处 时代 不同，中日两国的“世界工厂”化呈现出不同特点。
(一)日本的“世界工厂”化是在工业化过程中展开的；中国的“世界工厂”化则是在工业化与信息化并举的过程中展开的。
尽管日本的部分民间企业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开始导入计算机来控制生产和加强管理，但日本的“世界工厂”化过程基本上可说是“先工业化，后信息化”，然而中国的“世界工厂”化却遇到了信息技术革命这个难得机遇，中国通过利用信息化来促进工业化，很有可能缩短其“世界工厂”化进程，建设成具有更高水平的、信息化的“世界工厂”。当然，日本在实现工业化的基础上，更有条件利用信息技术来进一步提高其制造技术水平。这意味着中国的“世界工厂”化将在工业化和信息化两个方面面临日本的双重挑战。
(二)走向“世界工厂”的中国将兼有“世界工厂”与世界市场的性质，这与日本先立足于国内市场、进而向世界市场进军的“世界工厂”化道路有所不同。
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被认为是世界最具潜力的巨大市场。中国使用手机人数在短短几年中超过美国跃居世界首位(2002年3月达到1.615亿人)，正是中国市场之大的一个象征。尽管2001年全国人均GDP还只有905美元，但中国东部地区和大城市的 经济 发展水平提高较快，广州、上海、北京的人均GDP已分别达到4600美元、4500美元和3000美元。与此同时，广大内地和 农村 的市场潜力十分深厚，内地对房屋、汽车、电气化和 电子 化、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机械、原材料的市场需求极大。农村彩电普及率仍只有50％，随着农村电气化的进展(过去三年新增用电农民达WOO万人)，农村家电市场日趋广阔。而广阔的市场正是中国吸引和留住外国企业的强大磁石，尤其对日本企业来说，从“缩小中的日本市场”走向“扩大中的中国市场”是不可阻挡的趋势。
(三)日本的“世界工厂”化具有“全面配套型”的特征，而中国的“世界工厂”化从开始即立足于国际分工。
与当前中国工业化同国际分工紧密结合的事实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二战后几十年日本产业形成了一种有日本特色的、什么都靠自己制造的“全面配套主义”结构，也可说是推行了一种产业“无空洞化”路线。
然而，早在20世纪70—80年代，日本“产业无空洞化”路线已经导致它在工业品贸易方面出多进少，同欧美之间发生了尖锐的贸易摩擦。而随着技术不断发展，产业不断升级，国家这个“单位”对于 现代 生产力发展来说已显得太小，如果一国想把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技术、知识密集型的所有门类和层次的产业都容纳在本国国土内，是越来越不可能了。这就好比你要在家里添置新家具，就必须把旧家具搬出去，如果总舍不得把旧家具搬出，新家具就很难搬得进来，特别是对日本这样的狭窄岛国，“精简”一下本国的产业结构，将失去相对优势的产业部门或生产环节移至国外更适合的地方，为在国内孕育更高级的新兴产业“腾出空间”，促使产业结构从“国内配套型”向“国际分工型”转变，实属必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一些 政治 家总在说日本要做什么“普通国家”，其实在产业结构方面日本倒是真的需要做一个“普通国家”，抛弃“一国繁荣主义”发展模式和“全面配套主义”产业结构，更加深入、协调地加入到经济全球化潮流中去。
(四)中国的“世界工厂”化意味着在占世界人口总数近1／4的人口大国展开大规模人力资源开发的巨大试验，而源于中国丰富劳动力的、低廉的“中国产品价格”将对世界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正如日本学者叶芳和所指出：“中国正在世界上成为很多工农业产品的巨大供应国，我甚至感到很多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将取决于‘china price’(中国价格)，从而形成贸易方面的‘中国价格本位制’。”显然，中国产品价格低廉源于中国拥有世界上任何国家所不能匹敌的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日本是个高物价国家，所谓“内外价格差”成为日本经济一大痼疾(例如英国《经济学家》评出2001年底全球十大价格昂贵城市，东京、大阪居第一、第二位)，因此，在低廉的“中国价格”面前，日本感受冲击更大。
然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向日本出口廉价工业品，既有利于日本的消费者，也有利于日本的经济结构改革，归根结底是在帮日本的忙。正如日本学者矢吹晋所说：“中国正在成为大量制造廉价工业品的生产基地，但在高技术产业领域还比较落后。日本主要是在其‘夕阳产业’部门同中国形成了竞争关系，也可以说日本是在自己产业的失败部分同中国形成了竞争关系。这种失败对日本是‘好的失败’，弱的部门失败了，其经营资源让成长部门来吸收，对推进日本产业结构高度化、改变其‘高成本、高物价经济’很有利。”
日本是个很难依靠自身力量来厉行改革的国家。明治维新靠的是欧美列强逼日本开放的“外力”，其象征是所谓“黑船”造访；战后改革靠的是美国占领的“外力”；推动当今日本改革的外力或许正是这个被日本某些生产者看做是“21世纪黑船”的“中国产品价格”。
(五)过去，日本的“世界工厂”化基本上是“国别行为”，是一国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产物；而当今中国的“世界工厂”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国际行为”、是全球化，即全球性产业结构调整的产物。
经济全球化本质上就是以技术革新为动力、以跨国公司为载体、在全球范围展开的产业结构调整，它主要包括三方面 内容 ：工业发达国家走向信息化；发展中国家加快工业化，并利用信息化推进工业化；鉴于不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调整内容与水平不同，而导致经济资源在世界范围进行大规模重新配置。
在当今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中，各个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已从“国别行为”转向“国际行为”。对发达国家来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生产活动不断向全球扩张，引起本国生产体系出现一定程度空洞，而填补这种空洞的将是利用国内外资金发展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更高的生产；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其工业化过程则因为有发达国家企业的参与而大大加快，这样，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也从“国别行为”转向“国际行为”，同时发展中国家通过吸引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并向发达国家出口其工业化进展的成果——质优价廉的工业品，也“介入”了发达国家的结构调整过程，为发达国家传统产业结构“创造的破坏”提供了外压和动力。
有鉴于此，发达国家和部分新兴工业国家或地区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产业空洞化和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加快工业化，在本质上是经济全球化过程的两个侧面。由于日本吸引外资的水平(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占其国内固定资本投资的比例只有1.1％)比世界平均水平(16.3％)低得多，导致了日本的产业空洞化问题更加突出，因为既缺乏外国高新企业投资来“填补空洞”，其国内风险资本也不发达。与之对照，中国对吸引外资十分积极，外资企业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从1996年的40.7％上升到2001年的50％以上。
关于中国放手利用外资促进工业和经济发展的策略，有人认为尽管外资企业是在中国土地上，在中国雇用劳动力进行生产，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外国公司总部的指令进行生产，而非中国“自主地进行生产”，这与日本主要依靠本国企业实现“世界工厂”化有很大不同。中国的制造企业至今尚无一家进入世界一流工业企业行列，而日本在全球最大500家工业企业中占29％，与美国的31％差不多。也有人指出中国这种依靠外资发展工业的道路存在一定风险，因为这种发展可能由于国际政治经济风云不测变化而受到来自外部的制约。这个问题牵扯到国家外交与安全战略，已超出本文讨论范围。不过，当年日本“主要依靠自己”的“世界工厂”化也并非没有风险，因为二战后日本的发展是建立在严重依赖进口石油等能源、资源的基础上的，一旦日本赖以生存的“油路”被掐断就会面临灾难性后果，但二战后日本从外交和内政两方面竭力创造条件，变风险为动力，使本国从二战后“石油文明”中充分吸取了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动力。
中国的“世界工厂”化与中日关系
如上所述，中国向“世界工厂”迈进，在日本一时引起了各种议论，一些人担心“中国制造”的崛起将大量夺走日本企业的商机，大量夺走日本人的工作岗位，以致“中国威胁论”盛行一时。然而，可以相信从长远看，中国实现工业化归根结底将有利于中日关系发展。早在1954年周恩来就曾对日本客人指出：“诸位要问，我们工业化了，日本也工业化了，不会有冲突吗?事情是会变化的。假如永远是工业日本、农业中国，那么关系是搞不好的。日本朋友如何对待中国，希望中国永远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好，还是希望中国工业化好呢?这里有两条路。第一条路是不好的路，是制造战争的路。过去一百年的 历史 就是这样。……另一条路，是中国工业化。只有中国工业化和日本工业化，才能和平共处，‘共存共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