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 提要]本文试图以“全球化 经济 的要素收入分配论”回答经济全球化挑战的性质。文章运用要素稀缺性与要素收益 分析 方法 ， 研究 经济全球化中的利益分配 问题 ，认为经济全球化对 发展 中国 家存在着利益分配上的隐性冲击，需要在全球化经济和知识经济的意义上分析广义的生产要素，特别关注作为全球化基本特征的要素自由流动。因发达国家拥有全球化经济与知识经济的核心要素，其在全球化中居于主导地位并获得更大的利益。这一 理论 分析应当成为发展中国家探索新的发展战略的基础。
经济全球化全新而复杂的运行机制要求我们运用新的理论与方法去分析其内在的利益机制，从而认识全球化冲击的性质。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相对不利性，也必须从对新的运行机制的分析上进行解释。也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趋利避害的战略对策。
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不仅是贸易自由化的提升，而且更重要的是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增强。乔治·华盛顿大学普拉卡什和印第安纳大学哈特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系列导致要素、中间与最终产品以及服务产品市场的经济活动跨越地理界限形成统一整体，并使跨国界价值链在国际循环中地位不断上升的过程。”国际货币基金第一副执行董事、经济学家费希尔(Stanley Fischer)认为：“全球化是在商品和服务跨国界交易及国际资本流动数量和形式不断增加、在技术扩散广度和速度不断提升基础上所形成的日益加深的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因此，全球化经济与知识经济的新要素结构，要素国际流动的增强，要素收益服从稀缺度的 规律 ，决定了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分配机制。
一、国际竞争与全球化的隐性冲击
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冲击是广泛的，也是深刻的。它既会导致发展中国家的严重经济困难，也可能造成发展中国家长期落后。在对这种冲击的研究中，人们往往更容易注意到它的直接显现形式，而忽略它的间接隐蔽形式。研究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隐性冲击，不仅有利于在更深层面上把握全球化，而且有利于发现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中的不利性，从而正确制定长期发展战略。
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冲击，首先是易于看到的显性冲击，如由市场开放带来的本国产业的生存危机。发展中国家的弱小的 现代 制造业在强大的国际竞争压力下可能迅速崩溃；由 企业 破产与产业倒闭而导致的失业迅速增加；由本国生产萎缩引起的政府收入的严重下降和政策对本国经济调控能力的明显削弱；由竞争失败导致的本国产业结构的长期落后，从而使 工业 现代化目标的丧失；由 金融 开放和金融危机导致的全面经济混乱，其中包含着国民财富的大量流失，等等。
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将是形成一个更完整的世界经济体系，从而达到更深刻的国际分工。“比较优势”存在的永恒性决定了国际分工对各国都有利的必然性；即使有某种不利，也只是一国为深化国际分工进行结构调整所付出的代价。比较利益本身不是动态的，更没有考虑随着 社会 生产力的进步而发生的产业结构的进步。因此，经典的国际经济理论仍然没有回答从长期来看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相对不利性。正如比较优势理论只说明了国际分工的必然性而未能说明这种分工的利益分配一样，经济全球化可能深化国际分工，仅此而言可能对各国在总体上有利，但它的利益分配关系却同样是未知的。全球化冲击的性质不仅在于这种冲击可能对发展中国家构成的结构进步中的困难，而且在于分工深化中的利益分配。
邓宁等提出了最浅层次和最深层次全球化两个概念。前者是一个国家的某个经济实体与另一个国家的某个经济实体就某一种产品从事跨国贸易，而后者是指一个经济实体与全球范围内的大量经济实体通过一个增值链 网络 进行交易，且交易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并高度协调以服务该实体的全球利益。因此，从微观上看，全球化表现为企业在全球各大洲和主要国家拥有或控制子公司，参与增值业务联盟和网络，在最适合的地方获取劳动力、资本、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并在各主要市场销售其产品和服务；从宏观上看，全球化表现为一国金融、贸易和投资关系的区域多样性，并且由此而产生的增值构成其GDP的相当比重。邓宁认为，大多数国家和企业都介于最浅层次和最深层次之间，但其跨国经济活动的趋势是朝着越来越一体化的方向发展。
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道路上走到今天，使我们已经不能仅仅从贸易竞争上看全球化的冲击，从而不能仅仅从产业生存上看发展中国家所受的冲击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跨国公司全面进入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中形成了一大批现代产业。如果从国际分工的角度看，这些国家也已经在一个新的层次上参与了国际分工，因为出口产品的产业结构已经提升。但是很明显，除了就业以外，发展中国家没有真正获得产业进步的主要利益。至少发展经济学所指出的各种好处，如技术进步、人才培养、外部经济、 学习 曲线等等，在许多产业中是不明显的、或者是有限的，经过较长时期才逐步体现的。因此，出口商品结构的进步夸大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利益。全球化的直接冲击绝不是发展中国家所受冲击的全部。
在要素禀赋理论提出以后，国际分工的结构以劳动和资本富裕度的差异为依据，不再以比较优势论以劳动为单一要素的劳动生产率为依据。要素富裕是获得国际分工利益的原因。然而正是这一正确的理论，隐含了各国国际分工地位的差异和全球化条件下的隐性冲击。
以要素为基础的国际分工体系决定以要素为基础的国际利益分配，由不同要素国际组合形成的国际生产要求实行以要素为基础的分配结构。要素价格取决于该要素的稀缺程度。微观经济学的这一基本概念是完全正确的，也是仍然有意义的。但是如果我们运用这一方法，从企业经营的角度看，从全球经济运行的角度看，就可以从新的概念上来定义要素，为全球经济分析提供一个比较规范的研究方法。由此我们需要分析的生产要素，不仅是劳动力、资本，而且更重要的有国际销售渠道、国际经营管理和全球企业网络等等。
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关系中，这种以要素为基础的国际分配至少表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富裕而资本稀缺，资本收益必然高，而劳动力收益必然低。发达国家资本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中处于比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更为有利的谈判地位，这决定了其获得更高收益的有利地位。发达国家资本从发展中国家所获得的收益，必然高于其在本国或其他发达国家的收益，否则跨国公司不会冒巨大的国际 政治 经济风险进行国际投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大量供给使得其价格只能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从而为资本收益创造了巨大的扩展空间。雅克?阿达认为，发展中国家在涉及它们与国外的金融关系时，没有任何类似的调节手段，只有拒绝偿债，但这就意味着被淘汰出国际金融体系。由于当地储蓄不足或没有足够的出口能力而需要外来资金，这些国家客观上要依赖贷款。不论是所需资本数量、投资性质或贷款条件，所有这些决定北南资本流动的参数都不受发展中国家自己左右。杰伊·梅热也认为：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制定权控制在发达国家手中，且又完全是为掌握资本要素的跨国公司服务。
第二，对于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国际销售渠道即市场要素是特别稀缺的。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发展起出口加工型企业，跨国公司以掌握国际销售渠道实行与发展中国家东道国的合作方式。发展中国家获得的只是劳动力价格收入，政府税收也因为了吸引外资而控制在很低的水平上甚至完全减免。跨国公司通过产品包销控制着出口价格，国际市场销售渠道使跨国公司获得了巨大的利润。从生产经营的广义要素上讲，这是跨国公司拥有国际市场要素的结果。
第三，国际经营管理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一个日益重要的要素。发展中国家缺少市场经济的经营管理经验，特别是面对国际市场的经营管理经验。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经营管理人员的收益远高于东道国职工和一般管理者，是国际经营管理要素在发展中国家稀缺性的结果，因此使企业的收益向跨国投资者转移。在合资企业中，跨国投资者的各种非现金投入中大量实现了国际经营管理的收益。在外商独资企业中外资则更加限制了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收入而大量获得了国际经营管理收入。
第四，全球企业网络是另一种特殊要素，这一网络是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所掌握的。对于东道国单个被投资企业来说，这是一种企业的外部合作关系，是发展中国家所没有的资源。与国际销售渠道一样，跨国公司也要求获得与这种自己所拥有的网络相对应的收益。转移价格就是获得这种收益的形式。通过高进口、低出口的转移价格，跨国公司把利润从东道国转移出来，获得了更高的收益。企业网络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那就是在产品的价值链上，跨国公司自己完全控制了高增加价值的生产环节，而把低增加价值的环节放到了发展中国家中，使整个全球生产网络的增加价值结构向发达国家有利的方向倾斜。
以上分析表明，从由要素禀赋决定的国际分工中可以看到，国际投资越是发展，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的收益分配差距也越大。试设想国际要素流动的另一种形式：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向发达国家流动。由于发达国家劳动力的相对稀缺，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可能获得远高于在本国的收入，发展中国家由此可能获得比现在更有利的地位。尽管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也 影响 到发达国家非熟练劳动收入的下降，但其程度相对较小。据克鲁格曼测算，美国非熟练工人收入的下降，其中只有20％是由于贸易自由化造成的，主要根源是美国国内生产率增长缓慢和技术进步导致对非熟练工人需求的下降所决定的。事实上发展中国家的优秀人才不断向发达国家流动，获得了较高的收入，而发展中国家却付出了人才流失的代价，导致了发展的更大困难。一般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毕竟不是现行国际要素流动的主要形式。发达国家的政策基本上限制了发展中国家一般劳动力的流入，而鼓励本国充裕要素向国外的流出和优秀劳动力的流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只鼓励人才和基础人才的流入，这不仅增强了发达国家的优势要素，还大大加剧了发展中国家人才的稀缺程度。其他要素的以上分析也可以得出相似的结论。在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说，国际投资越是发展，国际收益分配的差距也将越大。
克鲁格曼还指出，作为全球化动力的技术进步导致劳动力需求结构发生变化，即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增加，而对非熟练劳动力需求下降。罗德瑞克指出，全球化所导致的贸易和投资壁垒的减少加重了能跨国流动的要素(如资本和熟练劳动)与不能跨国流动要素(如非熟练劳动)的不对称，削弱了后者相对前者的议价能力导致其需求弹性增大。马修·斯劳特通过对1961-1991年间美国制造业各行业对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需求弹性的实证分析，证实了罗德瑞克的观点，从1960年代初期至1970年代中期，非熟练劳动的需求弹性在0．5％左右，而到1991年上升到1．0％，而熟练劳动的需求弹性始终在0．5％-0．8％之间，并呈缺乏弹性的趋势。虽然这些分析是针对发达国家而作出的，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力结构上的显著差别，加上熟练劳动力的流动性，这一影响显然也成为不同国家间收入差别的重要原因。与全球化的隐性冲击相比，发展中国家所受到的隐性冲击是不易注意的、长期作用的和影响更为深远的。但是，隐性冲击正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主要形式，因为国际投资和跨国经营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表现，而产品的贸易和竞争只是国际经济的传统形式。全球化的隐性冲击最终会通过收入差距的扩大反映出来。收入差距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表现得尤为明显，且不断拉大。在过去的40年间，最富的20个国家与最穷的20个国家的收入差距已翻了一番，在过去的30年中发达国家人均GDP增长率始终高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所占有的全球财富总值也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从总体上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的比重已经下降，收入低于1美元／天的人口比重从1987年的28．3％下降到了1998年的24％，收入低于2美元／天的人口比重从1987年的61％下降到了1998年的56％，但仍有40个发展中国家的40亿人口在过去的30年中人均收入增长为负数或接近于零，而且除东亚和中东外，贫困人口的绝对数还在不断增加。
当然，对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中隐性冲击的分析，绝不意味着开放更为不利。相反，开放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仍然获得更好的发展。全球化通过对增长的影响，在发展中国家的减贫中发挥了重要的催化作用。比较开放的国家和较为成功地加快一体化步伐的国家，其增长业绩最好，而实施内向政策的国家，其增长率不佳。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贸易对GDP的比率提高1％，收入水平将提高1．5％-2％。一体化通过促进增长提高，能够对减少贫困发挥强有力的积极影响。
二、知识经济的要素分布与发展中国家的弱势地位
由于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平行发展，知识经济的要素结构也同样通过全球化的分工变化影响着利益分配，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
知识经济对于工业化经济是一场 历史 性的变革。这场变革导致了经济运行中占主导地位的要素的重大变化。与工业化经济相比，知识经济使某些要素凸现，其中包括：1．知识型劳动力要素。直接生产过程中劳动力具有的是“知”，而在研究与开发中的劳动力更多具有的是“识”。正是一个国家知识型劳动力质量与数量的区别构成了这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特征。2．知识要素。研究与开发重要性的日益提高，使它从作为企业生产的一部分中分离出来，成为社会分工进而国际分工的一部分。3．信息要素。经济的信息化不仅会改变一国的产业结构从而改变其国际分工地位，而且会改变该国的经济运行方式，从而改变该国的经济运行方式及其在国际竞争中的整体竞争力。4．金融要素。由于风险投资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主要投资形式，社会对这些产业的金融支持力决定了这些产业发展的可能性，一个国家风险投资的能力决定了这个国家发展知识经济的能力，从而在长期中影响着其国际分工的地位。5．创新能力要素。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制度的产物，经济制度可能激励创新，培养出大批企业家，也可能抑制创新，使大量具有创新才能的人被埋没。创新能力会从根本上改变一国在国际经济分工中的地位。6．核心技术要素。分工的深化已经使一个产品的核心部件的生产与其他部件及整体产品的生产相分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国的分工地位。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工业化 时代 经济要素地位的下降或在性质上发生变化：一般劳动力因全球化而过度供给更甚，土地与 自然 资源要素在知识经济下不再重要，资本在国际市场上已易于获得，生产性管理已有了规范流程。
对知识经济要素的分析指出了国际分工的发展趋势和发展中国家的另一种弱势地位。例如，在知识型劳动力方面，国际差异是显著的。发达国家的这一资源优势明显高于新兴市场经济体、转型经济和发展中国家(地区)。每百万人中平均从事研究与开发的 科学 家、工程师人数，日本为4909人、瑞典为3826人、美国为3676人、澳大利亚为3357人。远高于中国的454人、泰国的103人、印度的149人、巴西的168人。事实上，在这一数量统计的背后也还存在着质量的差异：在发展中国家中的工程师平均水平一般还会低于发达国家，所以实际的差距更大。
又如，在知识要素方面，研究与开发的支出占GDP的比重，发达国家普遍高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发展中国家与转型经济国家。例如1985至1995年统计，按百分比算美国为2．5、日本为2．9、英国为2．2、法国和德国均为2．4，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中除韩国2．8，新加坡1．1外，其余均低于1。无论是居民还是非居民的专利申请数，发达国家也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非居民在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中申请的专利数较高，显然是发达国家进入这些市场，需要得到保护的体现。这不构成后者的科学技术要素。
再如， 教育 是形成知识要素的基础。公共教育的支出和预计受教育的年数在发达国家一般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尤其显著的是高等教育占相应年龄组的百分比发达国家大大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世界平均为19％，高收入国家平均为58％，低收入国家平均为5％，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