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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协调发展的中国

[日期:2008-07-12] 来源:  作者:钟永生 [字体: ]
三、如何迈向协调之路 
中国 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 发展 ,主要的可以以下以下六个方面来思考:
第一,注重 农村 发展,解决农民 问题 ,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要继续大力发展农村 经济 ,同时要注重通过 工业 化、城市化、市场化,促进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解决。通过深化改革把农村经济纳入全国统一的 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实现工业化和 现代 化,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实质问题。 
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逐步实现现代化,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和农民问题,是中国现代化的最困难之点。解决这个问题,在围绕“农”字做文章的同时,也要注重在“农”字以外做文章,“功夫在农外”。“三农”问题,过去主要是农业生产的问题,现在则要从“三化”--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找出路。要通过“三化”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也就是说,用先进技术改造农业和整个农村经济,通过城市化实现大量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把农村经济纳入全国统一的市场化和社会化的轨道。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大量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状况,是迄今为止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各类国家的普遍 规律 。我们是在特殊的 历史 背景下快速推进工业化的,优先发展重工业使单位资本吸纳的劳动力相对减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粮食和其他农产品长期供不应求。当时采取的对应之策,是严格实行统购统销和城乡分割。结果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进程。1957—1978年,21年间城市化率仅提高2.5个百分点。如果按照这个进度,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算起,中国基本实现城市化要400多年时间,我们显然不能再在这样的道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政策逐步放宽,城市化速度加快。1985—2000年,城镇人口增加2.1亿,城市增加339个。1978—2000年,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在社会总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由70%降到50%,城市化率达到36%(1978年是18%,统计口径有不可比因素)。2002年提高到39%。因为起点低,现在我国城市化率仍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0个百分点左右,也明显低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国家。这说明,在城市化方面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十六大所提出的奋斗目标,是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加快城镇化进程。根据我们的预测,2000—2020年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是:第一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由15.9%降到10%左右,第二产业由50.9%降到30—40%,第三产业由33.2%上升到50—60%;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就业人口中的比重由50%降到35—30%,每年下降0.75到1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达到55%左右,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大体上相当于过去十多年的进度,经过努力是可以达到的。
城市化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强大推动力。城市化是和工业化相伴随的历史进程,其实质是大量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中国积极推进城市化,实行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战略。过去20年中国经济9%的增长率中,劳动力流动的贡献为1.5%左右,今后几十年仍将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预计2020年城市化水平可能达到55%左右。几亿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逐步改变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状况,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深刻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国还要坚持市场经济发展方向的改革。目标是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仅推动了中国的对外开放,也促进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中国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现代化建设正在大规模开展,投资和消费都有巨大的市场潜力,经济增长有广阔空间;中国具备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将给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支持中国经济发展的人才条件和人力资源,以及改革的发展经验的积累。国际和平环境和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有可能继续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 
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情况是必须考虑的。 
一是,我国人口多,又处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双重转折时期,就业压力大,给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带来的特殊困难。这种情况决定了,实现城市化将是一个比较长的渐进的社会转型过程。按城市化水平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 计算 ,2035年前后才能达到70%。在这个长过程中,城市化会表现出多样化的过渡形态,;大量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形式会多种多样,很多人不会很快同土地彻底脱离,就业困难时还会回到农村。土地是农民生计和农村稳定的基础,必须始终给予高度注意。要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土地经营权的流转要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采取慎重态度。部分农用地转为非农用地是不可避免的,但要统筹规划,节约使用,保护农民的权益。有 研究 报告称,在土地转让费总额中,征地费用所占比重很低,一些地方不到5%。在不少地方,50%以上的农民上访同土地使用权转让有关,已经成为 影响 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这是县、乡收入的重要来源,有愈演愈烈之势。这是农民收入增长不快、城乡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一些地方建设各种“形象工程”的财源。廉价征地使农民遭受的损失,一部分变成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一部分进了开发商的腰包,造成一些人的暴富;不少腐败和犯罪案件同土地转让和开发中存在的问题有关。需要有新的立法和政策,既保证国家建设用地,又保证农民的土地权益。一些地方农民以土地入股的方式参与开发,取得很好的效果。这也是保证城市化健康发展的一个带根本性问题。 
二是,地区发展不平衡对城市化的影响。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产物,经济发达地区进展快些,经济落后地区进展会慢一些,不可能齐头并进。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以及其他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小城镇星罗棋布,成为当地经济的中心,甚至成为全国性的某种商品的集散地;在没有经济基础的地方就不要不讲经济效益,人为地造镇。讲城市化和城镇化,实质是一样的,都是指大量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不必回避“城市化”的提法,因为“城镇化”的“镇”,实际上是作为经济中心的小型“城市”;“城市化”的“城市”,也可以包涵现在所说的作为经济中心的“小城镇”。
三是管理教育 问题。在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某些混乱和社会的不稳定状态,需要积极引导,加强管理和教育,使之有秩序地进行。除了改进城市户籍管理制度外,城市建设规划要考虑进城务工农民的居住条件,比如经济租屋的建造和经营管理问题。要通过培训帮助进城务工农民适应新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进城务工农民的第二代已经成长起来,子女教育是个大问题。现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都有民工子女的非正规学校,事实上已经成为基础教育的一部分,但往往处于无人管的状态。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仅影响今后城市劳动力的素质和城市化进程,甚至可能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城市由于出生率下降,中小学校设施都有闲置的,也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方便。 
过去害怕和限制农民进入城市有当时的背景,主要是农产品供应不足,城市又没有提供就业机会。现在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要有新的认识、新的政策和管理 方法 。在推进城市化方面,也有解放思想的问题。城乡分割是历史包袱,但这个历史遗留问题解决得好,可以成为促进发展的契机。城市化的推进将会促进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增加中国经济的活力,加快现代化的步伐。这也是一个历史机遇。 
我国现在农业在GDP中的比重已经降到15%,但城市化水平仍然滞后于工业化,大体相当于英国1850年(37%),北美1910年(41%),日本1950年(38%)。韩国20世纪50年代初是5%,30多年时间就达到80%以上,说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城市化进程会加快。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正是城市化加快发展的时期,对城市化的前景可以做乐观的预期。 
最后我门要强调,加快城市化进程,丝毫也不意味着可以放松对农村发展问题关注。农民占我国人口的大多数,即使城市化能够顺利推进,能够缓解农村发展面临的困难,2020年农村至少还会有5亿以上的人口,2030年至少还会有4亿以上的人口,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仍然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2020年之前,这个问题更为突出。 
第二,帮助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
国家在扶持落后地区发展方面,还有政策选择的空间,实际工作正在加强,包括加快落后地区改革开放的步伐,包括对落后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增加。区域发展与消除贫困。国家实施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贫困人口从1992年的8000万减少到2000年的3000万。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实施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和西部大开发战略,使地区差异扩大的趋势有所缓解,地区产业结构得到调整。
第三,注重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解决社会问题第一位的是扩大就业。扩大就业的政策取向是,在产业类型上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 企业 规模上注重扶持中小企业,在经济类型上注重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在就业方式上注重采取灵活多样的就业方式。历史经验表明,在社会中间阶层规模大的社会,社会资源的配置一般都比较合理,分配差距比较小,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一般都不会很大,这样的社会最稳定、最可持续发展。中国正处在经济社会转型之中,社会阶层结构也在不断地变迁。 目前 还有近60%的农村人口、50%的劳动力以务农为主。与此同时,我国社会中间阶层规模较小。能够纳入中间阶层的就业人口所占比例仅为18%左右,与西方国家的40%还有不小的距离。 
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减轻就业压力。中国社科院"中国社会形势 分析 与预测"课题组在2004年"社会蓝皮书"中有一连串让人心感沉重的数字: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城镇登记失业率逐年上升,1995年为2.9%,1999年为3.2%,2001年为3.6%,2002年为4%,2003年很可能达到4.5%,登记失业人数将超过700万人。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继续增加,2003年6月底,下岗职工达464万人,而再就业率则逐年下降,1998年为50%,1999年为42%,2000年为35%,2001年为31%。农村剩余劳动力继续增加,2002年进城镇务工经商农民达9460万,现在还呈增加的趋势。 
就业是民生之本,经济社会要协调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就业问题。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公共管 理学 院教授胡鞍钢认为,这有赖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为此要正确认识劳动密集型产业与资本密集型产业之间的关系。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投资增长与扩大就业之间的联系被大大削弱了,经济高增长、资本高投入并没有带来较高的就业增长。当时我们走的是一条资本密集和资本深化的工业化道路,全国少创造了上亿个就业机会。 
第四,注重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促进人类和 自然 的协调发展。
中国是人均资源比较少的国家,人口增加使人均资源占有量减少,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加大。要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出发,建设一个资源节约型的社会
环境问题是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重大问题,频频告急的环境危机已迫使我们再也不能对这一问题视而不见,放任不管了。
我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水土流失的面积已达50亿吨,约占全世界每年流失量的1/5。如果以耕作层为一尺厚的耕地计算,每年流失的50亿吨土壤,就相当于1750万亩耕地,随之而流失的氮、磷、钾营养元素,超过了全国一年的化肥施用量。
我国土地沙漠化的蔓延与恶化已触目惊心。据有关资料记载,在过去的10年中,平均每年沙漠化土地的面积扩大2100平方公里。目前,全国沙漠、戈壁、沙漠化土地、风沙化土地约有153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15.9%。
我国经济发展较快的广东省耕地面积锐减,以1995年的耕地状况与1949年相比,广东人口增长了147%,耕地总量却下降了15%,人均耕地面积减少了2/3。据1995年统计,广东人均耕地已下降至0.51亩,是全国人均耕地数量最少的省份之一,远远低于联合国粮食组织划定的0.795亩的人均耕地警戒线。按1996年的统计,广东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5亩,与上年相比又少了一截。其中汕头市人均耕地拥有量只有0.19亩。
中国面临着缺水的危机。1997年,黄河断流已至郑州段,断流147天,创历史之最,黄河洞岸无数的工厂、煤矿因缺水而限产、停产。京津塘地区,汾河、渭水流域,松辽平原等我国经济发达地区,至今已成高缺水区。由于缺水,“三北”地区荒漠化加快,单华北、西北两区,无水荒漠土地已达33.4万平方公里,而且每年递增2300平方公里(即52万亩)。有人预测,按现代化建设要求,2000年“三北”缺水量将达2373.7亿立方米,这相当于4条黄河水量。据统计,全国600多个城市中,严重缺水者已达400多个。
城市大气污染也是我国面临的一大问题。我国城市大气属煤烟污染型,主要污染物为粉尘和二氧化硫。1981年全国粉尘的排放量为2300万吨,二氧化硫约为1400万吨。城市大气颗粒物和二氧化硫浓度都很高,与国外相比,不低于60年代发达国家某些重点城市的水平。北京1/4的城市二氧化硫超过标准,南方的酸雨逐年扩大。
第五,注重国内外市场的协调,在扩大对外开放中促进国内发展。中国将会认真履行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进一步降低关税,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中国将积极参加全球和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多边和双边的经济贸易关系,达到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的目的。今天,我们所处的国际经济环境和对外经济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主要是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和我们对外开放的扩大。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是我们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条件。但是,我们经济技术条件落后,在与发达国家的竞争中面临很大的压力。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给我国经济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但这是充满挑战性的机遇。加入世贸组织,并不能保证一个国家经济的顺利发展,这正如一个舞台,并不能保证每一个演员的成功。加入世贸组织,只是获得了入场券和参赛的权利,关键是提高我们的国际竞争力。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
第六,大力发展教育,实现人才和经济的协调发展
科学 发展观提出的本义告诉我们,发展观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或语义学的论证是不够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指出:“发展是一个相互依赖的过程,而经济的成功不可能与社会、 政治 和文化的成就相分离。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社会,都不得不处理它自己的问题,而总是怀着极大的兴趣注视全方位的发展过程如何在本国展开”。研究表明,发展既是经济学概念,也是 哲学 概念、社会学概念、政治学概念;必须从经济学、政治学、哲学、教育、文化、社会等综合层面考虑,才会有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提高人口素质也是关系到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问题。据官方统计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七年。人均下掩盖了多少文盲数就不说了,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地方怎能建成全面的小康社会?抓人口素质的提高,优化分母结构也是当务之急。
  首先要抓优生,生一个健康的宝宝,如果每年生一百万残疾儿童,对家庭、社会都是极大的负担。再就是要抓教育,抓人的全面素质的提高。这包含着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转变人力资源占世界104位的劣势,使巨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浩浩荡荡的人力优势。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个“人”可以是破坏力也可以是巨大的生产力,人口的生产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对全面小康的实现都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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