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税费并存，各自发挥不同的调节作用
税、费性质不同，作用于不同的领域，发挥不同的功能。在我国 目前 的 经济 社会 环境下，一味追求税费合一，不一定是明智的选择。
笔者认为，考虑到我国的国情，借鉴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在今后较长的时期内，税费并存应是我国资源税费制度改革的一个基本思路。其要点如下：
其一，资源税作为普遍调节的手段，其主要作用是调节资源的级差收益，促进资源的合理开发，遏制资源的乱挖滥采，使资源产品的成本和价格能反映出其稀缺性。同时，通过征税，也为政府筹集治理环境的必要资金，维护代际公平。
其二，权利金或特别收益金作为特殊调节手段，其主要作用是调节暴利，维护国家的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2006年我国开征的石油特别收益金收入远远高于当年征收的全部资源税收入。石油特别收益金对遏制暴利发挥了明显的作用。当然，权利金或特别收益金并非只针对石油，对一些价格暴涨的矿产资源产品（如铜、钨等有色金属）也应适时开征权利金或特别收益金。
其三.矿产资源补偿费作为专门的调节手段，其主要作用是保障和促进矿产资源的勘查、保护与合理开发，提高对矿产资源的有效利用，控制资源开采过程中的“采富弃贫”现象。因此，回采率是征收矿产资源补偿费的一项基本依据。
其四，探矿权使用费、采矿权使用费作为行政性收费，其主要作用是促进矿业主管部门的管理和监督，加强对矿业 企业 勘查、开发的 科学 指导。
在上述资源税费并存的思路下，进一步规范资源税费的收入体制。资源税原则上依然作为地方政府的固定收入（海洋石油资源税除外，因为海洋石油开采很难按省域划分），以促进地方政府对资源开采的管理和保护。权利金或特别收益金作为中央政府的固定收入，以满足宏观调控和维护全体国民利益的需要。矿产资源补偿费作为中央与地方共享收入，主要用于矿产资源勘查。而探矿权使用费、采矿权使用费作为矿业企业所在地政府的收入，主要用于日常管理的需要。
（三）进一步深化现有资源税费制度改革
1.资源税改革。主要是针对现行资源税制度存在的计征办法不适用、计税依据欠合理、征税范围偏窄的 问题 进行改革或调整。
一是实行“从量定额”与“从价定率”并存的征收方式。目前，大多数人都主张资源税应改“从量定额”征收为“从价定率”征收，笔者对此不完全赞同。确实，现行的从量定额征收办法存在着一定的弊端，主要是税收与价格脱钩，中断了价税的联动作用，国家无法分享涨价收益，无法体现“资源涨价归公”的理念。因为资源产品涨价反映了资源的稀缺性，并非资源生产企业努力的结果，且资源涨价由全社会负担，涨价收入理应归公。而从价定率征收可以弥补从量定额征收的缺陷，可以维护国家和全体国民的利益。但是从价定率征收办法也存在一些问题。由于资源产品价格是受市场供求关系 影响 上下波动的，当资源产品价格下降时，从价定率征收办法会导致资源税收入的下降，既不能反映资源企业成本负担的真实性与合理性，也造成国家权益受损。1986年之所以改为从量定额征收办法，与当时煤炭积压、价格下降不无关系。从国际上看，对于资源税也不是采用单一的计征办法，“从量法”和“从价法”都存在。为此，笔者建议：征收 方法 不宜“一刀切”，从量定额征收与从价定率征收应该并存，对于市场价格涨价趋势明显的资源产品可以按销售收入进行从价定率计征，而对于市场价格变化不大的资源产品可仍然沿用从量定额的计征办法。
二是以开采量或销售收入为计税依据。现在有一种观点，主张以资源的探明储量为资源税的计税依据，从源头上控制资源开采过程中的“采富弃贫”现象。对其用意笔者能够理解，但对此种主张却不能苟同。首先，以储量为税基，必然导致大矿的税负重于小矿，无形中会鼓励小矿“死灰复燃”，或刺激一个大矿分割为若干小矿，不利于资源的合理开发和保护；其次，以储量为税基，也难以设计合理的税率或税额。特别是对从价定率征收来说，储量如何定价是个巨大的难题；再次，以储量为税基，割裂了税收与企业实际生产经营的联系，如何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7因此，以储量为税基不具有可操作性。从资源税征收的实践来看，还是沿用目前的通常做法，对实行从价法的以资源产品的销售收入为计税依据，对实行从量法的以资源产品的开采量为计税依据。
对于是否应将回采率作为计税依据的一个要素，笔者认为，目前暂不宜把资源的回采率列入计税依据。因为回采率的衡量专业性较强，税务机关很难掌握运用，操作不易。而回采率是矿产资源补偿费的重要征收依据，还是通过矿产资源补偿费的征收手段来促进矿业企业提高回采率为好。
三是进一步提高资源税的税率税额。国家自2004年起，分批调整了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资源税税额，煤炭税额的调整幅度虽然高达1～5倍，具体金额只是每吨提高了1～3元，与每吨数百元的煤炭价格相比，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很难对煤炭的开采和使用产生什么影响。2007年8月1日起，国家又调整了铅锌矿石、铜矿石和钨矿石的资源税税额，最多提高了1 5倍，是资源税调整幅度最大的一次。企业反映如何7据江西铜业反映，企业将为此多缴资源税税款约7 1 25万元，但该企业的财务报告又披露，今年上半年该企业实现销售收入201亿元，同比增长43%。可见，此次资源税的大幅度上调，仍在企业的可承受范围之内。 据有关人士统计，白2002年到现在为止，伦敦期货锌的价格上涨了将近5倍，铅价上涨6倍多，铜价上涨了5倍多。因此，即便资源税税额同幅度调整也不足以理顺价税关系。对于一些涨价幅度较大的资源产品，资源税税额或税率的调整幅度应该高于其价格的上涨幅度。为此，需要建立起有关资源税体系的 计算 机 网络 和数据库，随时对重点矿山和重点品目的资源变化进行监测，为及时、准确地制定和调整资源税税率或税额提供科学的依据，实现资源税税率税额制定的科学化。
四是调整资源税的征收范围。目前的资源税只是对七大类矿产品征收，而资源的概念远不止这些矿产品。因此，逐步扩大资源税的征税范围也是资源税制度改革的应有之意。其一，应把对海洋石油、天然气征收的矿区使用费正名为资源税，健全资源税制度；其二，对是否将水、森林、草场、湿地等纳入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应进行可行性 研究 ，特别是负担能力及价税关系，待条件成熟后有选择地扩大征收范围；其三，由于我国各地的资源分布不一，稀缺性也不同，加上资源税是地方税种，因此笔者建议在国家未统一调整资源税的征税范围之前，可允许地方根据本地资源的具体情况适度增加资源税的征收品目。
2.各项资源收费的改革。一是制定并规范权利金和特别收益金的征收管理办法，以便中央政府能够依法调整权利金和特别收益金的征收范围和征收费率；二是调整矿产资源补偿费费率，探索建立矿产资源补偿费浮动费率制度；三是适当调整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收费标准，建立和完善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的动态调整机制。 总之，理想的资源税费改革应是三赢，既促进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有效使用，保证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必要权益，又有利于矿业资源企业的良性 发展 ，我们应该在此前提下进行资源税费制度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