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对外国法院判决承认与执行的条件

　　总之，在我国与有关国家签订的双边司法协助条约中，都设专章规定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并就承认与执行的判决的范围，拒绝承认与执行的条件，请求的提出与应附的文件，承认与执行的程序及效力，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五个方面作出了规定。
　　（二）自1869年世界上第一个相互承认与执行判决的双边条约之后，国际 社会 为寻求制定统一的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的国际条约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但 目前 具有广泛的国际性和普遍性的公约还较少，至今，真正的具有国际性的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的公约应为1971年2月1日由海牙国际私法会议订立的《民商事案件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另外还有两个具有广泛 影响 的欧洲区域性多边公约，即1969年布鲁塞尔《民商事司法管辖的判决执行公约》以及1988年卢加诺《民商事司法管辖权和判决执行公约》。1971年的公约参加国仅有荷兰、葡萄牙、塞浦路斯等少数国家。公约就民商事判决的范围、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的条件、程序以及诉讼期间 问题 作了较详尽的规定，在许多问题的规定上，坚持了当前较为普遍接受的各种制度，但也有其自己的特点。
　　现将公约的主要 内容 作一简述。1.关于公约的适用范围，公约规定，除以下几种判决以外的其他所有民商事判决均可适用。不适用公约的八种判决是：(1)人的身份或能力，或家庭上的问题；(2)法人的存在或成立，或法人机构的职能；(3)不包括在前述家庭上问题中的抚养义务；(4)继承问题；(5)破产、清偿协议或类似的诉讼程序；(6)社会保障问题；(7)核能造成的损失或损害；(8)责令支付一切关税、税款或罚款的判决。此外公约还不适用于命令采取临时措施或保全措施的决定，以及由行政法院作出的决定。适用公约时不考虑当事人的国籍。2.关于承认与执行的条件，公约作了三点规定：(1)判决是由依公约规定的有管辖权的法院作出的（公约在第10条专门就法院管辖权作出了规定）；(2)判决在请求国已不能再作为经由普通程序上诉的标的；(3)判决在请求国应是可以执行的。3.关于拒绝承认和执行的情况，公约规定：(1)与被请求国公共秩序相抵触；(2)未给当事人提供充分出庭辩论的机会；(3)判决是用欺诈手段取得的；(4)此案已在被请求国开始审理，或其他第三国已作过判决。4.关于承认与执行的程序，公约要求：(1)要求承认或申请执行的一方必须提供一份完整而真实的判决副本；如是缺席判决，还要提供一份证明传票已合法送达的文本或经核对无误的副本；证实判决是有管辖权法院作出的和在请求国已不能再作为普通程序上诉的标的等方面文件；(2)如本公约未有相反的规定，执行程序应依被请求国 法律 进行。公约还规定被请求国当局不应对请求国法院所作出的判决进行实质审查。
　　（三）为使一国判决以相同的条件在广泛的国际范围内得到承认与执行，从五十年代中期以来，在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方面出现了一种新的动向，即在有关专门性国际 经济 贸易类的公约中增加一条关于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的条款。在这些条款中规定承认与执行判决的条件和程序。执行这种判决的条件最宽松，程序也最简捷。如1980年我国参加的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在第10条所规定的关于承认与执行成员国判决的条款颇有代表性。公约规定，凡是依公约中规定的有管辖权的法院作出的判决，如可在原判决国实施而不再需要经过复审手续的，除下列情况外，应为各缔约国所承认：(1)判决是以欺骗取得的；(2)未给被告人以合理的通知和陈述其立场的公正机会。同时该公约还强调规定，经缔约国所确认的判决，一经履行各缔约国所规定的各项手续之后，应在各该国立即实施，在各项手续中不允许重提该案的是非。这就表明，对于寻求承认的缔约国的判决，不进行实质审查，由执行国按照自己法律所规定的各项手续，保证予以执行。又如1970年国际货物运输公约第56条也规定缔约国之间执行外国判决不需进行实质审查，只需简单履行手续。
　　四、完善我国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条件的建议
　　从上面的论述不难看出，我国对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条件的规定还很原则，很不具体，同其他国家有关规定相比显得过于简单、笼统。这样就会给我国与别国开展国际司法协助或相互承认与执行判决带来许多障碍。因为我国在这方面的规定不够详尽，存在着我国法律没有作出规定而外国法院却要求具备某种条件的情况。此时，假如 中国 法院判决要求外国承认与执行时，对方则可能以我国法院的判决不具备某一条件而不予承认与执行。同时，如我国法院发现要求承认与执行的外国判决存在某些我国法律未作规定而依据一般原则却构成承认与执行的情况时，或我国法院认为不应予以承认与执行的，我国法院则很难在法律上援引相应的合乎逻辑的条款对此作出拒绝承认和执行的决定。因此，为更进一步开展我国的司法交往与合作，我国应尽早完善这方面的立法规定，本人认为可通过下述途径来加以实现：
　　（一）尽快补充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规定的立法不足
　　我国学术界对有关外国判决审查条件的规定，意见有过分歧，有人认为采取原则性的规定比较符合中国的实际。有人认为采用详尽的列举式的规定更为妥当。我们认为采取何种方式并不重要，关键是必须对有关此方面的必要的问题作出详尽的规定。首先对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没有作出详尽规定的问题，如管辖权条件，依何国法确定判决国法院管辖权问题，外国法院判决的诉讼程序是否公正以及取得外国判决的手段是否合法或欺诈问题，对互惠原则与对等原则的界定问题等，应尽快加以补充和完善，特别是管辖权问题，它是国际私法上一个国家审理和裁判涉外民事案件的权利，从各国的 理论 与实践来看，它是一个判决的先决条件，在一定的程度上关系到国家司法主权的行使，且直接关系到当事人权利的取得。因此，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甚至一些重要的国际条约在确立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的条件时，都将司法管辖权原则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我国对此不予以规定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陷与不足。
　　（二）以最高人民法院的判例作为补充
　　中国属成文法国家，判例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并不占有什么位置，但我国可以借鉴外国如澳大利亚等国的做法。澳大利亚显然属英美法系国家，但澳大利亚的成文法也很发达。这种判例法与成文法的结合的做法既可达到统一各州立法的目的，还可起到补充或弥补判例法不足的作用。因此，建议我国在完善成文立法的同时，不可忽视对一些判例法的 发展 ，使中国有关承认与执行判决方面的规定既有原则性又有一定的灵活性。
　　（三）缔结或加入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的国际公约
　　近年来，我国在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等方面的国际司法协助工作虽有一定的加强，如1991年2月中国加入了《海牙送达公约》，1987年先后与法国等近30个国家订有双边司法协助条约，但是中国目前还不是1971年《民商事案件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公约》这一在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方面最重要、最具国际性的多边国际公约的成员国。如前文所述，该公约对承认和执行判决的有关问题作了非常具体的规定。我国在不断加强与别国进行双边司法协助交往与合作的同时，也应尽早考虑加入上述1971年的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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