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冲基金、金融市场与民族国家

　　当然在现实中， 经济 活动并不那么简单。 现代 以来的迂徊生产方式，使生产周期加长，风险因素增多。如果风险过大，债务市场就不能正常运转。因为不能清偿的债权债务不仅会破坏信用，而且会导致货币供给的收缩。针对这种情况，一方面，债务市场采用抵押的方式减少风险，另一方面，它将风险过大的经济活动的融资 问题 推向了股权市场。股权市场与债务市场的重大区别是，股权没有偿还问题，一旦风险过大造成亏损，不会象债务不能清偿那样引起货币供给量的收缩。如果没有股权市场，或者是一些风险较大的经济活动无法融资，或者是债务交易包含过大的风险，造成货币供给本身的不稳定。而如果没有债务市场，融资的成本则会太高，以至导致货币供给不足。因此股权市场是一个为风险较大的经济活动提供融资支持，同时又能避免因为风险过大导致的货币体系的不稳定的制度安排。在股权市场与债务市场之间，有一个恰当的比例，它将由两个市场的相对价格决定，因而两个市场的价格之间有着很敏感的关系。

　　将一个民族国家放在世界格局中去看，它的货币体系并不能保持完全的独立。国际贸易和国际货币流动仍然会 影响 一国的货币供给。当一国的货币政策一定时，贸易差额将会增减货币供给；一笔外国的贷款也会产生货币乘数（如美元贷款在欧洲的作用一样，参看彼得．林德特和查尔斯．金德尔伯格，1985，第443-448页）。这很 自然 将一国货币与它国货币联系在一起。如果将不同国家的货币看作是不同的商品，它们之间的相对价格（即汇率）也会与其它商品一样发生变化。一方面，它与发行货币的不同国家的国内的货币供给相关；货币供给水平的不同，可以用利率水平和通货膨胀水平（或两者之和的真实利率）来描述；另一方面，它与相关国的贸易差额相关。如果两国的货币可以自由兑换，汇率与利率之间也有着很敏感的关系。

　　对于一个民族国家的政府来说，该国货币体系的有效性和稳定性，就是它应该提供的公共物品之一。一方面，由于 金融 市场可以放大货币供给的数额，同时探测出货币供给的边界，政府就应该推动金融市场的发育，并借助于它的力量。这使得货币体系运转得更为有效，从而使每一单位发行的货币发挥更大倍数的作用。另一方面，国际因素的作用并不确定。有时它会推动一国的经济 发展 （例如一段时期的贸易顺差），有时也可能抑制它的发展（如资本外逃），有时甚至会威胁一国货币体系的稳定（如国际游资的冲击）。政府在考虑货币政策时必须同时将国际因素考虑进来，并经常要辅之以贸易政策和外汇政策。政府所面临的悖论是，如果完全对外开放，让国际因素充分发挥作用，它的货币政策就会失效，并且会使该国的货币体系面临外部冲击的巨大风险；如果对国际因素做出某种管制，如设定固定汇率，它的国内宏观政策有时会处于两难境地。例如当出现贸易逆差时，政府一般要提高本国货币的利率才能使贸易恢复平衡，但这样一来，使由于贸易逆差本来就紧缩的货币供给进一步减少。因此在现代的国际经济学中，对一国政府采取怎样的汇率政策没有定论（彼得·林德特和查尔斯·金德尔伯格，1985，第406-431页）。然而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一国的货币体系不仅建立在政府发行的用 法律 保证的货币基础上，而且需要政府通过各种政策的精心呵护与调整。

　

二、金融市场与对冲基金

　　金融市场作为一种制度并不是抽象的，它是由一群人组成的。金融市场在货币体系正常运转中的重要作用，它改进资源在 社会 中配置的功能，都是通过人们追逐自己利益的过程完成的。近代以来，通过金融工具和金融组织的改进，例如融资的证券化和证券交易所的成立，金融市场不断地降低交易费用，从而使货币体系更为有效。这些改进所带来的利益，由金融业中人与其他人分享。

　　由于利益的驱动，金融市场有着强劲的创新动力。然而金融市场的利益并不总是与社会的利益相一致。例如，一家证券交易所的利益和它的交易量相关，交易量越大，它所收取的佣金越多。因此它有动力鼓励增大交易量的创新。但对于社会来说，并不是交易量越大越好，借贷过度和投资过度都会破坏经济的均衡。从经济学角度看，只有被证明对增进效率有好处的交易方式才能被接受，否则就接近于赌博：它很像交易，但没有增进效率的功能。因此，一个成熟的国家会对金融创新采取谨慎的态度。当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推出第一张金融期货合约时，它的目的是创造更多的交易量。金融期货（financial futures）和金融期权（financial option）构成了七十年代以来的金融创新的主体，它们被统称为金融衍生工具（financial derivatives）。但这些金融创新，只是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认真甄别（公众听证会和调查）后，才获得了合法性（弗兰克·J·法博和弗朗哥·莫迪利亚尼，1998，第306页）。这些金融衍生工具获得合法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可以作为套期保值、规避风险的工具。从经济学角度看，规避风险有着改进效率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