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三类案例 研究 表明， 中国 目前 的环境不公正主要与 社会 转型期社会分层的变迁有关，即主要表现为强势的 经济 阶层对于正在上升的弱势阶层的社会排斥，强势的经济社群城市和 企业 主把环境污染的社会代价转嫁给处于底层的 农村 社区的农民。
关键词：生存权、环境权社会排斥 环境正义 社会学视角
环境正义是 哲学 、法学、社会学、 政治 学等学科共同关注的 问题 。环境正义是1980年代以来环境社会学中 发展 最迅速、运用范围最广的领域。在西方发达国家环境正义论起源于关怀少数族群与弱势群体的土地与资源被侵占以及他们被迫承受主流社会的各种废弃物毒害之问题。环境正义论主张少数民族及弱势团体有免于遭受环境迫害的自由、权利——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资源的永续利用以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质，以及每个人、每个社会群体对干净的土地、空气、水，和其它 自然 环境有平等享用权的权利。在程序上，环境正义主张充分的信息、公开听证、民主参与、赔偿以及生态复原的权利。但在不同的国度，环境不公正的表现有所不同，因此环境正义的主张也有所不同。从建构主义的视角来看，环境不公正是有国别差异的，在美国往往与种族相关。在巴西环境问题总是与森林采伐有关，印度的环境运动从两个方面表现出与西方主流环境运动的不同。首先，在印度，忍受环境退化带来的各种问题的最严重社会群体是穷人、无地的农民、妇女和部落，他们面临的是生存问题，不是生活质量的高低问题。其次，印度环境问题的解决涉及到平等问题以及经济和政治资源的重新分配。所以，印度的环境保护运动所要求的，是从国家和 工业 部门那里夺回对自然的使用权，把它交回到真正生活在自然环境中、却正在日益被排挤在自然之外的农村社区。[㈠]环境正义论虽然反对弱势群体的家园被当成社会中的垃圾场，它的终极目标却不是将这些社会不可欲的垃圾及有毒废物送回原生产者，而是从根本上防止不当的资源剥削行为的发生，以及危害环境的废弃物的生产与扩散。[㈡]中国目前的环境不公正主要与社会转型期社会分层的变迁有关，即主要表现为强势的经济阶层对于正在上升的弱势阶层的社会排斥，主要是强势的经济社群城市和企业把环境污染的社会代价转嫁给处于底层的农村社区的农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创造了连续高增长的奇迹。胡鞍钢、[㈢] 世界银行、[㈣]成思危[㈤]等学者和机构均认为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次于美国，排名世界第二。 历史 经验表明， 现代 经济繁荣往往是以高污染为代价的，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中国也不例外，近年来密集爆发的环境污染突发事件就是这种发展代价的集中表现。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发展最显眼的公共麻烦或社会公害。然而环境麻烦的分配既不是人均的也不是与污染者的贡献直接相关，而是与社会分层中的地位及其流动的无序相关。污染者并不直接承受污染，某些社会底层的群体往往成为环境麻烦的无辜承受者，这种麻烦压得他们很难出头，在局部地区严重的环境麻烦到了剥夺生命权的地步，在受害者社群那里生存权、生命权与环境权已经是三位一体了，成为急需解决的尖锐复杂的社会问题。环境分配的不公正造成了社会的断裂，生活在同一社会的不同社群却没有共同的未来。这些问题需要社会学家给予关注。本研究选择了三类案例：一、位于沿海发达地区的渔村，海洋环境不公正致使他们由污返贫；二、受河流污染而形成的癌症高发村，村民由污致死，丧失生命权；三、走进城市的农民工仍然无法摆脱环境污染受害者的噩运。
一、海水污染：剥夺生路的社会排斥
沿海地区是我国经济最发达地区，然而发展成果的分享却是不公正的。由于环境污染，一部分沿海渔民在沿海高速的发展和高度繁荣中不但没有提高生活品质和水平，反而生存状况越来越糟，甚至还丧失了生活的来源，遭到社会排斥，形成了下向流动。
随着沿海地区以及入海河流地区经济发展，我国近岸海域污染程度日益加剧，整体环境质量不断下降，其中以东海、渤海海域最为严重。我国陆源污染物占入海污染物总量的80%以上，1990年代初每年排海污水为80亿吨，以年均3亿吨递增，近年来，通过直排、混排和市政下水等途径的入海污水超过100亿吨，各种有害污染物达180余万吨，使近岸海域海水超四类水质和四类水质占46.5%，达到一类海水水质的仅占14.7%。[㈥]海洋污染破坏生态以及滥捕严重致使近海无鱼可捕。由于污染和过度捕捞，2000年以来的珠江口已经无鱼可捕了。一位渔民说，二十多年前，他一网打下去，少则可以捞上几担鱼，多则可以捞上几十担、上百担，现在一网下去，只能捞上来几十斤甚至是几斤鱼，而且都是小鱼。他说因为海洋污染太厉害了，如今珠江入海口的海水浑浊不堪，海面上飘满了油污和塑料泡沫等污染物，有时拖上来的都是些玻璃瓶等杂物。[㈦]广东省渔政局的麦副局长证实了珠海渔民的说法。他说，在破坏南海生态资源的各类因素中，污染应该排在首位。[㈧]而这些污染，又以陆源污染为主。据了解，每年经珠江口排放入海的污水高达几十亿吨，这些污水绝大部分都是未经过处理的。他承认，目前政府处理海洋污染尚处于有心无力的状态。
当我国的渔业资源因海洋污染而日渐枯竭之时，渔民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呢？塘沽双向变化的图景最典型：城区拥有气势宏伟的楼群，车水马龙的宽阔马路，盘旋在路网上的高架桥等不逊于我国任何大城市的现代化景观。然而来到离繁华街区不远的北塘渔村，海边那片简陋破败的民房却仿佛是一幅褪色的老照片。北塘村原来有1000多条船，因为海洋污染和过度捕捞，海产资源越来越少，人们纷纷卖船，现在已经仅剩400条渔船了。[㈨]卖了船的渔民都改了行。有做生意的，有到开发区打工的，有到别的渔船上当雇工的，总之，干什么的都有。更多的人是失业。渔民大都是十几岁上船，没有文化，也只有打鱼这一技之长，所以许多人找不到工作。北塘渔村生活困难的人家很多。据北塘渔业协会统计，目前这儿的渔民至少有40%生活非常困难，有30至50户人家的孩子交不上学费，有的孩子因为学费无着不得不退学；还有的渔民为养船还债困难把房子都卖了。有实在无以为生的人家每月拿100多元的低保，还有许多人家拿不到。[㈩]天津市水产局的官员说，国家正在让渔民逐渐转向其它行业，但这很难。越来越重的海洋污染，让渔民雪上加霜，夺去许多渔民最后的饭碗。
因为污染和过度捕捞，一个曾经昌盛一时的小康渔村在过去的10年里一步步走向败落：除了渔船，山东省无棣县水沟村没有其他的生产资料，家里有多大马力的渔船，是村民们衡量财富的标准。七八年前，水沟村盛极一时，当时只有1200多人的小渔村，仅100马力以上的大船就有98艘。而在过去的三四年时间里，这一数字迅速缩小，目前仍在坚持捕捞的渔船只有30余艘。断了生路的一部分渔民被迫迁居，村里约有三分之一的房屋空置，村里的常住人口缩减到了800多人。[11]渔民们因没有耕地，弃船上岸后生活更加无着落。当地渔民称，村里的渔船会在两三年内消失殆尽。没鱼可打的渔村，不知还能支撑多久。[12]
海水污染导致刚刚进入个体工商户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等中产底层的渔民破产：在水沟村由于捕鱼破产“卖房还债”并不是戏言。曾经总资产在村里名列前茅的王玉强在2005年卖掉了房子还贷款。王玉强老家在河北，1992年，他听说在水沟村打鱼收入比在家种地多好几倍，于是就来到这里 学习 捕鱼技术，不到三四年渤海湾就回报给他了一艘价值三十多万的第一条船。1999年他又花了三十多万买了第二条船。谁知翌年水产资源便急遽下降，支撑了不到一年后宣告破产。为了还贷，王玉强卖掉了自己的新房，搬进村里临时搭起的简易棚，这是他们花几千元钱买下来的。王玉强的破产引发了村里养船户破产的多米诺骨牌。从2001年开始，几乎每年都有大约十艘船退出，其中绝大部分船主是破产退出的。“渔民的财产，都在船上，而船又太贵，所以尽管一度号称小康村，但是一旦打不到鱼，绝大部分村民便不名一文，并且还要欠银行贷款。”[13]水沟村村支书信连海解释道。破产的多米诺骨牌殃及了相关产业链—加油站、饭店等。1999年，孟繁强在码头旁开了一个加油站，刚开始生意非常好。渔船加油都是先赊账，渔货卖钱后再还油钱。但从2000年开始，大批渔船破产，他的油钱收不回来，欠了银行20多万的债。到2004年，便只能破产，并把自己的房子卖了还债。村里的4个加油站，3个都破产了。以前村里开饭店的有15家，现在都只剩下3家了。
水沟村灾难的源头来自漳卫新河的污染。是漳卫新河给了水沟村一切，“20年前，站在河边扔一块石头，都能砸到鱼。”但是从1997年开始，漳卫新河开始变脸：有时赤色，有时黑色。据无棣县环境监测站的数据显示，2000年9月至2001年4月，共有来自上游的三亿立方超标排放的废水，通过漳卫新河，排入了渤海，造成无棣县境内及近海区域鱼、虾、蟹和幼鱼苗的大量死亡，50%以上的渔船无法正常作业。[14]当时村里臭得没法住人，也就是从那时开始，近海的渔业资源开始减少。渔民弃船后无事可干，又无耕地可种，除了外出打工，没有别的出路。
海洋污染尤其是陆源污染不公正分配的后果是渔村衰落、渔业破产、渔民失业。政府只能消极引导渔民转产转业。
二、癌症村：污染剥夺生命
卫生部的统计显示，2006年恶性肿瘤成为我国城乡居民的首要死因。[15]我国恶性肿瘤高发的首要原因就是环境恶化。许多地方为追求GDP增长，对污染造成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把化工、印染企业都建在水边以便排污，城镇的垃圾和工业废料大量倾倒入水。这些做法使得水中的苯、烯等致癌物增多。恶性肿瘤上升为农村的第一死因与地下水的污染密切相关，由于水污染，我国在不同地区陆续发现了多个癌症村。近年来，有关癌症高发村的报道经常见诸报端，河北、河南、安徽、湖北、浙江、江苏、广东……部分村庄癌症高发的现象几乎遍及全国。癌症高发已成为流域污染地区农村无法回避的现实。仅在在淮河支流沙颍河流域就发现了20余个癌症村。[16]广东省韶关市翁源县上坝村，3000多村民，从1987年至今已有250余人因癌症而丧生。河南河南省沈丘县黄孟营村，2400多人的村子，14年来已有114名村民因患癌症去世。[17]湖北襄樊市翟湾村，3000多村民近两三年来已有100多人死于癌症。江苏无锡市广丰村，200来户村民，几年来因癌症去世的有近20人，目前已查出患癌症者也已近30人，占了全镇癌症病人总数的60%以上。江西乐安河沿岸悄然出现了10多个“癌症村”，从1980年代开始，有多人死于癌症。周边8个乡镇的数十万亩良田荒芜，颗粒无收。[18]这些案例表明水污染的社会危害已经突破了受害者的生存底线，已经侵害了农民的生存权与生命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