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1年农历的大年三十——本应是每个 中国 人怀着祥和、欢愉的心态来迎接春节到来之际，有几个期望瞬间获得超凡脱俗成就的法轮功练习者，怀着“殉道”的精神在天安门广场——中国乃至世界瞩目的地方将自己点燃了，此情此景堪称人类步入二十一世纪后第一大骇奇之事件。
在震惊之余，我们不能不由衷地感到痛心并自发地对当代人的整体生存状态进行较深入的反省。之所以对天安门自焚事件进行整体反思，是因为：
一，自进入近代以来，天安门一直是中国、乃至世界风云的晴雨表，在其面前展现的一幕幕景象都全息着所对应 时代 的 社会 与人心状态，反映着相应时期国人的精神风貌；
二，这次事件不能仅仅理解为是几个被“邪教”蒙蔽的群众所做的过激行动，最后将 问题 的解决限定在揭批“邪教”的范围内，而应当将这一“事件”的发生上升到 历史 与文化的高度，整体地认知其中反映出的复合信息内涵，从而发现于当今时代社会变革中潜伏的隐性危机，并寻找综合治理的手段。
自十九世纪上半叶，外国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大门后，中华民族的国民心态中就逐渐失去了平和协调的内养状态，被带入了一个世界性生存竞技场，于种种主权威胁、军事侵犯、 经济 角逐和意识形态对峙中不断谋求巩固自己的生存空间和锻炼自己的求生本能。不能否认，这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承受了前无古人的来自客观世界的生存威胁，以至于为了能摆脱亡国灭种的危险，中国的文化精英们不惜将华夏本已进化至相当完美的天人交融的和合道德文明彻底解消，转化为另一种更接近“丛林法则”的文明形态。
自五四新文化引进西方“德”“赛”二种先进文化之时起，中国社会也正式进入了追赶西方 现代 化文明的“快车道”。文化观念的转变兆示着国人自精英层到大众层依次从天朝大国属人天性的文质人伦涵养生活状态转变成趋于人之本能放逐的急功近利、斗讼争执、人我对立的生存方式，社会意识形态和大政方针的制定均是以种种顺应现代化 发展 潮流，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价值立意为基础的。
整个二十世纪，中国人群体生活在充满矛盾冲突、时时处于动荡纷争的世界中。事实上，尽管国人在主权确立与现代化进程上有长足进步， 科学 、经济、民主文明都有不小的提高，但是为了实现这些成绩，中华民族付出了惨痛而巨大的文化代价，并且在国民性改造上形成了巨大的观念过失和行为偏差，导致了种种异化、变态的人格形态出现，即表现为投机钻营、急功近利、焦虑盲动，以及认人为敌、与人争利的人伦现实，使注重精神修养、品德提高、与人为善、天下为公、平和祥美的文明传统受到极大的消解。人们心中充满私欲的膨胀，并毫不约束地演发到不择手段、快速获取并贪婪占有的地步。当今中国社会的政体由于顺从了人性的本能利求而获得了稳固，但 自然 、和谐、仁爱、道义的文化精神却因人性的状态而得不到振兴。
失去纯真文化滋养的国人，在各自的生活位置上继续着“丛林”般的生存现实，他们或者还不能将价值观上升到精神领域，依然在西方人导演的功利现代化游戏中乐此不疲，全然不知自己人格的异化；或者意识到现实世界的缺陷而去寻求更高的价值实现，却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中也仍然沿袭着世俗生活中投机取巧急功近利的身心状态，而最终误入歧途，成为某种伪文化的牺牲品。这完全是与二十世纪中国－世界普遍存在信仰异化与文化真空有关，人们在这种社会状况下极易出现的人格演进的失衡与变态，从而走向极端作为。
如此，我们便应该从文化的高度来反观法轮功现象和天安门自焚事件，从中可以意识到当今社会正在有愈来愈多的人开始从功利物化价值层面转化到对更高一级人生价值的追求，但由于人们长期的“文化饥渴”，而导致“饥不择食”，加上自己人格上的弱点，往往被一些披着“真善美”外衣的伪文化所蒙蔽。“邪教”作为一种伪文化势力之所以在世界各地泛滥猖獗，均是对人类近代所推行世俗伦理与投机急功大众生存原则的变向利用，它是人类自身寻求文化改良的反向促动力，是反人类进步行径的最后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