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现代 汉语： 中国 美学史 研究 中被忽略的因素
“中国美学史”这一词汇在中国20世纪前期才零星地出现，20世纪80年代才成为一个学术常用词。中国美学史是怎样的一门学问呢？它是一门古代的学问，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古代与美学相关联的资料；它更是一门现代的学问，因为它是以现代学科体系中美学这一学科的结构方式去组织古代的资料，用现代汉语去谈论古代的资料。这样，中国美学史的研究，从消极的方面说，受三个方面的因素制约；从积极的方面说，由三个因素所推动。这三个因素就是：研究中国美学史的目的；中国美学史得以被研究的材料；进行中国美学史研究的语言工具。
中国古代没有一部美学史而我们要 总结 一部美学史出来，这是中国现代性的要求。中国的现代化包括着学术体系的现代化，这就是按照世界主流学术的规范重建中国的现代学术。在这一学术重建中，美学史，西方有，我们也要有。这一目的决定了研究中国美学史的性质，从美学学科的角度去寻找古代材料而呈现古代美学。从中国美学史一定要呈现出古代本有的性质来说，这是一种“还原”的工作。“客观还原”是学术研究的一个基本理念，但这一“还原”是受建立中国美学史这一学科以完善现代学术体系这一目的 影响 的，从这一角度看，客观还原就表现为一种现代建构。古代文化已具有如是的美学材料，但古代文化没有呈现为现在所呈现着的中国美学史的形态，因为中国古代的学术体系不须这样，现代中国非得把这些材料组合成中国美学生，因为中国的现代学术体系要求这样。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美学史的研究活动是用还原的形式去建构一种中国美学史。因此，也可以说，中国美学史的研究活动，是一种古今对话，这场对话不是一个纯粹的还原古代，也不是一个纯粹的以古证今，而是在古今的对话中“建立现代中国学术的自我”。这种“立我”的活动，一方面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古代，发现古代本有（但用古代学术体系去看又看不见）的美学资源，这同时也是把古代资源纳入今天的学术体系。另方面用古代的资源来重视现代美学，让现代美学在一种差异中发现自己的 问题 ，从而克服自己的问题而达到一种更大的普遍性。因此，中国美学史的研究活动，不仅是怎样还原古代，更是怎样建构现代。这一包含着还原和建构两重基质于一体的中国美学史研究，从这两个内含矛盾和张力而又必须并置在一起的主词，就可以体会出其进行中的巨大困难。这一巨大困难已经多多少少地为研究者们所体会。但在体会中国美学史研究的巨大困难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被忽略了，这就是现代汉语在中国美学史研究活动中的巨大作用。
在中国美学史的研究中，无论是还原还是建构，不但有一个目的性的为完善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主体，还有一个还原和建构的工具——现代汉语。中国美学史的研究是用现代汉语进行的。任何一种古代美学思想，无论你是意在还原还是意在建构，你都必须用现代汉语去解释。举例说吧，“形神”是一个古代美学概念，在中国美学史的写作中，不可能说，形神者形神也，而是说，“形神”就是形式与 内容 ，“形”是形式，“神”是内容，“以形写神”，就是通过形式去表现内容。为什么要这样解释呢？因为古代用形神这一概念去讲解的关于审美对象或 艺术 作品问题，在现代汉语中是用形式内容这一对概念去言说，把形神翻译成形式与内容，我们对什么是形神就理解了，古代与今天的对接就成功了，古代的思想就被纳入到了现代的话语体系之中，为我们所理解也为我们所运用。但是，形神既等同又不等同于形式与内容，说等同，是因为二者都是在讲审美对象或艺术作品的结构，说不等同，在于中国古代是以人体学作为示范学科，运用于各个领域，因此，艺术作品的结构用人体的形神来把握更得其神髓，呈出了审美对象或艺术作品的生动气韵。现代汉语的形式与内容概念源于西方，西方文化以物 理学 为示范学科，可以实验的物体成为研究的榜样，因此，审美对象或艺术作品用内容形式概念来把握更得其本质，显出了审美对象或艺术作品的学理气质。这样，用现代汉语去研究和言说中国美学史，往往是获得了古今相通的一面，而遮蔽了古今不相等的一面。因此，对现代汉语的认识，成了中国美学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现代汉语与中国学术语汇
中国现代性进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之一，就是新文化运动以现代汉语取代古代汉语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要的和普遍性的语言。现代汉语从语言来源上说，来自：1.凝结在白话文本中的宋代以来的白话演进，2.现代中国的大众口语，3.西方语言参照。白话与口语建立在现场语音交流的基础上，为了现场听清，以单音节词为主的书面汉语演为以双音节为主的说书白话和日常口语。西方语言受 科学 明晰性影响，以严格的语法和标点来使语言明晰化。白话、口语、西方语法和标点，是形成现代汉语的三大因素。现代汉语形成的五四 时代 ，一种全盘西化、力争上游的思想成为主流，其精神核心是西方近代思想模式，其要义是明晰性和确定性。现代汉语的语言三个来源都凝聚在这一西方近代思维模式上。其基本精神就是如何通过把古代汉语的单音词变为现代汉语的双音词时，把古代中国思想的活跃而灵动的动态特征改造为现代汉语的确定而明晰的静态特征。正是现代汉语把中国古代型的气的宇宙改变为西方近代型的机器宇宙，把中国古代思维改造成了具有西方近代思维特点的中国现代思维。
就现代汉语的语言整体来说，经过近百年的写作，已经证明其能够熟练地表达 政治 、 经济 、文化、宇宙、人生的方方面面，而且很容易与时俱进。但就其学术语汇来说，从20世纪前期定型的学术术语群，特别是一个学科的核心术语，有更大的凝固性。而学术语汇的更新是现代思想更新的质的尺度。因此，思考现代汉语中学术术语的性质，成为思考中国学术性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中国现代学术术语群中， 哲学 概念具有学术的普遍性，从中可以从普遍性的方面显出中国学术的一般特质，美学术语具有专门性，但仍可以从具体学科层面显出普遍的学术问题。这里我们先选几个具有普遍性的哲学的基本语汇来看看现代汉语是如何改变中国思维的。
“事物”是中国现代哲学的关于宇宙构成的既作为本体又能运用于现象的最基本的概念，就是西方近代哲学中泛指一切存在的“物”（thing），物是静态，可以让你仔细观察详细 分析 的。但在古代汉语里，事物是“事”与“物”两个东西，“物”类似于现代汉语的事物，是静态的，“事”类似于现代汉语的事件（event），是动态的，难于定位观察的，正在运动过程中的，无法预料其结果的。现代汉语把事与物放到一块，正是（巧妙地运用古代汉语语法中偏义复词的原理）用静态的“物”吃掉了动态的“事”。在“事物”一词中，“事”的含义没有了，只剩下“物”的含义。
“变化”是建立在辩证法基础上的中国现代哲学关于世界运动的基本概念。古代汉语中“变”是可看见可 计算 的变，“化”是看不见不可计算的变。“变”重在强调变化的可见结果，一物变成了它物，“化”重在指出决定变化的内在不可计算的决定性力量（“如气化万物”）。现代汉语的“变化”，对应于西方的change，用“变”消灭了“化”，把世界上的一切变化都纳入了科学的可观测可把握的意义系统之中，而把包括中国哲学在内的世界哲学中的一个更具有形而上意蕴的“化”取消了。
“ 规律 ”是建立在“科学世界观”上的一个关于宇宙本体的最根本的概念。“规”与“律”在古代汉语中部是属于讲得清楚的、可以明白遵守和运用的，虽然也重要，但毕竟是较表面和较浅层的东西。中国宇宙最根本的东西——“道”——是“道可道，非常道”，是可意得而难以言诠，可神会而难以形求的。一旦用“规律”作为宇宙的根本的概念表述，实际上就成了如存在主义对古典哲学的批判那样，关于“道”（存在）的表述和规定在，而“道”（存在）却不在。如果说，“事物”和“变化”一类重要概念是运用偏义复词原理，以一个词消解和改变另一个词的方式建立了内含西方近代明晰精神的中国现代哲学概念，那么“规律”一类词则是用一个明晰的概念去遮蔽和逐除原有的根本概念，而建立内含西方近代明晰精神的中国现代哲学概念。
从以上三例，可以体会到，中国现代哲学和现代文化在 理论 创立期，从深层背景上，是建立在西方近代文化的价值体系和思维体系上的。随着中国现代性的演进和世界文化的转潮，包括中国哲学在内的现代文化的理论建设，还没有从其创立当初的根本概念上得到重视。在全球现代化的过程中，可以看到两个相反相成的过程，非西方文化通过对自身传统的批判，以适应着由西方文化主导的世界化的现代性文化，西方文化不断地批判着自近代以来的西方中心论，不断地走向与各非西方文化的汇通。这两方面的沟通越深入，各大文化在深层中的同一性一面会从更高的层面上显示出来。比如，随西方现代 社会 兴起的古典油画是最具西方独特性的，而在西方现代文化波及全球时出现的西方现代绘画，其绘画原则就具有了与各文化相汇通的性质。同样，现代物理学与东方古代思想，现代西方哲学与东方思维的相通性一面也呈现出来。回到哲学的基本概念上，在西方现代哲学中，静态的“物”（thing事物）的根本性意义遭到否定，而动态的“事”（event事件）的根本性得到了高扬。维特根斯坦说：世界不是“物（thing）”的集合体，而是“事（event）”的集合体。定义的绝对权威受到否定，而宇宙本体的不可定义性得到了高扬。海德格尔说，一旦你要给“存在”下定义，那么其得到的只能是一个“存在者”，结果是关于“存在”的规定在，而“存在”本身却不在。[1] （P592-601）
这三个哲学概念已经突出了中国学术演进在新世纪遇上的主要困难，下面再从中国美学史的术语揭示这种困难。
三、中国美学史用现代汉语表达的困难
从现代哲学这样一门现代学科概念；立论，可以看到现代汉语在建立中如何与古代汉语断裂；从中国美学史这样一门讲述古代的学科的主要概念为视点，可以呈现出在古今的断裂中，古代的学术语汇何以难于进入现代汉语的学术语汇里。一方面，古代的材料必须要用现代汉语解释才为现代人所理解，另一方面现代汉语的解释在使现代人理解中国美学史的主要概念的同时，又往往错解和误解了这些概念的根本内涵，正因为这一错解和误解，以至古代汉语的学术语汇无法进入现代汉语的学术语汇之中。仍然举三个中国美学的主要概念。
“气”是中国文化的主要概念，也是中国美学的主要概念。文学上是“文以气为主”[2] （P136），绘画六法以“气韵生动”为第一，书法上要“梭梭凛凛，常有生气”[2] （P211）， 音乐 上，要“冷冷然满弦皆生气氤氲”。[3] （P178）怎样理解“气”呢？哲学上，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张立文发表的《中国哲学范畴 发展 史》，都把“气”解释为“物质”。这样解释，是与世界主流文化接轨了，但是失去了中国哲学的特点。在世界文化中，所有文化都把宇宙看成一种生命，只有古希腊人把宇宙归结为物质，正是从这里，产生了被爱因斯坦称为决定西方文化两大基本的东西：形式逻辑和实验科学。虽然一切非西方文化都把宇宙归于生命，但其他文化都认为这一生命是神，只有中国文化把宇宙的生命看成“气”，中国文化的宇宙就是一个气的宇宙。气，无法翻译，它既在空中，又在地上，还在人体的体内，也在人的精神中，它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本质性的东西。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贯也。”[4] （P127）虽然水火、草木、禽兽、人有种种差别，但都有气是一样的。庄子说：“通天下一气”[5] （P599），讲的就是水火、草木、禽兽、人之间的共同性，这就是万物都具生命性。《西游记》里孙悟空是石头变的，为什么石头能变成猴子呢？就是在于石与猴在气这一生命性的共通性。西方文化中就不会有这一变化，因为对西方文化来说，石属非生命的矿物，猴属生命的动物，没有相互转化的同一性。在中国文化中，宇宙的根本是具有生命性的气，艺术作品的根本也是具有生命性的气，因此，气韵生动是中国美学贯串到一切艺术作品中最根本的东西。在西方文化中最基本的是物质，生命体都被看作以物质实体为基础生长出来的，是可以进行还原，放到实验室里进行分析的，艺术作品当然也是一种可以进行分析的物质实体。
从西方近代文化精神而来的现代汉语面对中国美学的艺术作品中的气，一旦要进行解说，就显得困难重重，如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用了17页来解释谢赫的“气韵生动”，但仍然没有说得很清楚。（注：该书在旁征博引后进行的好几次归纳中，虽然不能说没有说出一些东西，但很难说它说清楚了什么东西。例如：“‘气韵’作为一个美学范畴，就是与人的个性，气质相关的生命的律动和个体的才情、智慧、精神的美两者的统一，它呈现为一个诉之于直感的形象，处处显出生命的律动，同时又渗透着一种内在精神的美，十分接近于音乐。”见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二卷（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31页。）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数百本的美学理论和文学概论都不把气韵生动这一中国美学最主要的概念引入其概念体系里，可见这里的讲不清楚，在于两套观念体系的冲突。现代的美学理论和文学概论只能讲清艺术作品中的与气相关的“内容”，但却不知道把气放在内容的何处。关于这一观念体系的冲突，我们放到后面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