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河中盐利的归属与藩镇成败
光启以后，唐朝关中及北方地区也已形成军阀混战扰攘纷争的局面。就关中而言，虽然每一次战争爆发的具体背景及参加者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谁拥有河中，谁便可以挟天子令诸侯，在战争中占据主动。河中两池的盐利曾是王重荣和王氏家族称霸一方、盘结根踞的资本，唐朝廷也因河中财赋与沙陀兵力的结合，打败黄巢。自此后，河中所在地及盐池财赋更成为李克用与朱温争夺的对象，获取河中成为其最后成败的一个关键。
1、李克用的河中——河东结盟优势
僖宗中和三年，唐朝以李克用平定黄巢，任为河东节度使，从此河中、河东两镇唇齿相依，关系更加密切。光启元年，王重荣上表论田令孜罪，田令孜即结邠宁朱玫、凤翔李昌符以抗重荣。据《通鉴》卷二五六其年十月条“王重荣求救於李克用”下《考异》引《太祖纪年录》言“朱玫、李昌符每连衡入觐於天子，指陈利害，规画方略，不佑太祖（李克用），党庇逆温（朱温），太祖拗怒滋甚”，及“田令孜恶太祖与河中胶固”，请求移重荣定州，任王处存为蒲帅，致王重荣、李克用联合事。又同卷在十二月李克用与王重荣合战败朱玫、李昌符条下复引《太祖纪年录》称：
十一月，重荣遣使乞师，且言二镇欲加兵於己，太祖欲先讨朱温，重荣请先灭二镇。太祖表言二镇党庇朱温，请自渭北讨之。
由此得知在田令孜与河中争斗的背后，实有李克用与朱温的较量。李克用协同王重荣击败朱玫、李昌符二镇，即是李克用挟朝廷与朱温开战的前奏。此役以王重荣、李克用胜为告终。李克用进逼京城，令孜奉僖宗至凤翔；但河中军竟被赐封“护国”，而朝廷为悦王、李意，也竟以杨复恭为枢密使。不久，令孜劫僖宗至宝鸡，而朱玫、李昌符反与王重荣、李克用联合，追逼僖宗，立襄王煴。时李克用已返太原，但如前所述在杨复恭的策动下又与王重荣改图以奉朝廷。故《旧唐书》卷一八二《王重荣传》称“及朱玫立襄王称制，重荣不受命，与李克用会师河西，以图兴复。明年，王行瑜杀朱玫，僖宗反正，重荣之忠力居多。”
“重荣之忠力居多”是由於得到李克用支持。而李克用所以协同王重荣讨伐田令孜，及助朝廷反正，其意实在朱温。《通鉴》卷二五六光启二年六月称李克用上表“方发兵济河，除逆党，迎车驾，愿诏诸道与臣协力”，然表“犹以朱全忠为言，上使杨复恭以书谕之云：‘俟三辅事宁，别有进止。’”说明他正是要以勤王为代价，换取朝廷对他讨朱的支持。近阅梁太济先生文《朱全忠势力 发展 的四个阶段》，将中和三年（883）七月至文德元年（888）九月，和文德元年（888）九月至乾宁四年（897）十二月划分为前二阶段。认为第一阶段中因上源驿事件，而种下了朱李矛盾；第二阶段则朱、李多次有小的交锋，互有胜负[9]。但朱、李之较量，应在梁文所说第一阶段即已经开始，而之所以朱温於第一、二阶段的交锋中未占到多少便宜，实在於李克用与河中有牢固的结盟关系。
光启三年六月，王重荣为部将常行儒所杀。《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记》仅言行儒“推重荣兄重盈为留后”，《资治通鉴》卷二五七则称“制以陕虢节度使王重盈为护国节度使，又以重荣子珙权知陕虢留后。重盈至河中，执行儒杀之。”然据《旧五代史》卷二五《武皇纪上》记“武皇表重荣兄重盈为帅”，知重盈所以被朝廷命使，乃有李克用的支持。乾宁二年重盈死，据《通鉴》卷二六○载，军府请以行军司马王珂为留后。王珂为重盈子，与重荣亲子珙、瑶争为蒲帅。珙、瑶上章论列，并与朱温相结，而珂则求援於李克用。《旧唐书》卷一八二《王珂传》记其事曰：
珂上章 ：“亡父有兴复之功。”遣使求援於太原，太原保荐於朝。珙厚结王行瑜、李茂贞、韩建为援，三镇互相表荐。昭宗诏谕之曰：“吾以太原与重荣有再造之功，已俞其奏矣。”故明年五月，茂贞等三人率兵入觐，贼害时政，请以河中授珙，珙、瑶连兵攻河中，李克用怒，出师讨三镇，瑶、珙兵退，克用拔绛州，斩瑶，乃师於渭北。天子以珂为河中节度，授以旄钺，仍充供军粮料使。既诛王行瑜，克用以女妻之。珂亲至太原，太原令李嗣昭将兵助珂攻珙，珙每战频败。
李克用在重荣诸子侄争夺河中节帅的过程中始终站在王珂一面，且不仅荐之於朝，复妻之以女，助之以战。这样在某种程度上河中已为其有。而李克用既能以兵力保卫河中，河中的 政治 态度及物资援助也足以使之立於不败之地。王珂一事表明，当时朝廷事实上是听命於李克用的。
为了摆脱李克用及其朝中之党杨复恭的控制，昭宗即位后也曾接受宰相张濬、孔纬建议，以朱全忠为援讨伐李克用。《资治通鉴》卷二五八大顺元年（890）夏四月记张濬因杨复恭以进，后附田令孜而薄复恭，因与之矛盾事，并言“克用之讨黄巢也，濬为都统判官。克用薄其为人，闻其作相，私谓诏使曰：‘张公好虚谈而无实用，倾覆之士也。主上采其名而用之，他日交乱之下，必是人也。’濬闻而衔之。”
张濬与杨复恭及李克用均有私憾，是他建议伐李克用的深心。前揭史料称复恭於他任度支使时将盐麴之利全部夺走，而他与李克用的矛盾又是始自在河中时。其时他既为都统判官，或者也曾参与调配兵力物资。克用谓其“好虚谈而无实用”，是否也有军资供应 问题 ，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他是因此矛盾而欲“乘全忠之功”，以“断两雄之势”的[10]。故在他的坚持下，“（大顺元年）五月，诏削夺克用官爵、属籍，以为河东行营都招讨制置宣慰使，京兆尹孙揆副之，以镇国节度使韩建为都虞侯兼供军濬粮料使，以朱全忠为南面招讨使，李匡威为北面招讨使，赫连铎副之”，以讨李克用[11]。
但此战虽有张濬亲领五万兵挂帅，并“会宣武、镇国、静难、凤翔、保大、定难诸军於晋州”[12]，却终为李克用骁将李存孝所败，唐朝廷不得不加复克用官爵，贬张、孔等。《资治通鉴》卷二五八其年十一月条 分析 此战败因说：
是役也，朝廷依朱全忠及河朔三镇；及濬至晋州，全忠方连兵徐、郓，虽遣将攻泽州而身不至。行营乃求兵粮於镇、魏，镇、魏依河东为扦蔽，皆不出兵；惟华、邠、凤翔、鄄（按鄄，胡三省注以为当作“鄜”是）、夏之兵会之。兵未交而孙揆被擒，幽、云俱败。杨复恭复从中沮之，故濬军望风自溃。
此处将失败归之於朱全忠的未瑕专顾及镇、魏不予兵粮。然分析其间“华、邠、凤翔、鄜、夏”仅关中诸镇，河中之兵显然不在其内。又朝廷既求兵粮於镇、魏，也说明站在李克用一边的河中不予任何物质支持，这应当也是李克用无忧而诸镇兵终不能合成一势的原因。
此后，朱、李之争虽进入互有胜负的相持阶段，但据前揭《王珂传》，唐朝廷因河中而仍受李克用胁迫。《资治通鉴》卷二六○乾宁二年五月记李茂贞、王建、王行瑜三镇受王珙之请连兵入朝，“李克用闻三镇兵犯阙，即日遣使十三辈发北部兵，期以来月渡河入关。”又上表请讨，移檄三镇。秋七月，克用军至河中，“王珂迎谒於路。”而当着李茂贞等与神策右军指挥使李继鹏、枢密使骆全瓘勾结，谋劫昭宗幸凤翔；中尉刘景宣与王行实欲劫帝幸邠州，诸军相攻之际，昭宗惧为所逼，又不得不全力依靠李克用。《资治通鉴》记其月，“上遣延王戒丕诣河中，趣李克用令进兵。壬午，克用发河中，上遣供奉官张承业诣克用军。”张承业“屡奉使於克用，因留监其军”（张承业后尽心为克用父子理财，而其事业始於河中是值得注意的）。李克用於是长驱入关，逼死王行瑜，几取李茂贞，可谓大获全胜。当其时克用保持进可攻、退可守，挟制朝廷之势，显然与河中的并力支持分不开。而事实上李克用的这一优势，一直保持到朱全忠全取河中之前。
2、朱全忠取河中而立
自光化元年（898）正月至天复元年（901）五月是梁太济先生所说朱全忠势力发展的第三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同李克用争霸，占领邢、洺、磁，控扼李克用东出河北通道；夺取河中，阻塞李克用西入关内咽喉，逼使成德、易定诸镇服从，并给占据幽沧的刘仁恭、刘守文父子以毁灭性打击。”占领河北与控扼河中是夺取政权的两大条件。特别是在河北战场成功无东顾之虞后，河中便是入关的唯一障碍。
《通鉴》卷二六二天复元年（901）正月条称：
朱全忠既服河北，欲先取河中以制河东。乙亥，召诸将谓曰：“王珂駑材，恃太原自骄汰。吾今断长蛇之腰，诸军为我以一绳缚之。
河中在连结河南北与关中的意义上，地位恰如“长蛇之腰”，故朱全忠即於同年同月遣张存敬将兵三万自汜水渡河出含山路以袭之，并自率中军继其后。在出其不意速取晋绛后，又屯兵二万以扼河东援兵之路。此后即不顾朝廷和解之诏，发兵围河中，致王珂势穷，面缚而降，举族迁大梁，所谓长蛇之腰遂被斩断。《旧五代史》卷二六《武皇纪下》谓李克用“自是不能援京师，霸业由是中否。”李克用丧失河中支持，东无力顾河北，西难以救长安，遂不得不遣使重币修好於全忠。《通鉴考异》记其事引《唐末见闻录》、《唐年补录》、《续宝运录》等诸书以证之。其中《太祖纪年录》称：
天复元年六月，太祖（李克用）以梁寇方强，难以兵伏，阳降心以缓其谋。乃遣押牙张特持币马书檄以谕之，请复旧好。书词大陈北边五郡士马之盛，皆吾外援。朱温视之不怿，令敬翔修报，词旨疏拙，人士嗤之。
按据《旧五代史》卷六○《李袭吉传》，记李袭吉为克用作书虽有“胜则抚三晋之民，败则徵五部之众”，及“矧复阴山部落，是仆懿亲；回纥师徒，累从外舍”诸豪语，但不过大言洞赫。实则克用失河中后，其力仅能自保，在以后很长时间内已无与朱梁争天下之资本。“天复元年五月，朱全忠奏乞除河中节度使，而讽吏民请己为帅。癸卯，以全忠为宣武、宣义、天平、护国四镇节度使[13]。护国军者，即河中军之旧称。朱全忠得河中，遂能放手经营关中。此后，虽因宦官韩全诲与宰相崔胤争权，两者各结李茂贞与朱温为战，然前者终不敌后者。河中的取得，正为朱全忠的进取长安打开了门户。
当然河中对於朱全忠的价值，还并非仅在於它联结河南北与关中“长蛇之腰“的地理形势。朱全忠因汴、洛之地的占有，早已掌握了东部漕运之枢纽，而河中的取得复使之得到北方最大的盐池宝地，战时最可靠的赋税源泉。《旧唐书》卷二十上《昭宗记》：
（天复元年）三月癸未朔，全忠引军归汴，奏：“河中节度使岁贡课盐三千车，臣今代领池场，请加二千车，岁贡五千车。候五池完葺，则依平时供课额。”从之。
（五月）壬寅，制以朱全忠兼河中尹、河中节度、晋绛慈隰观察处置、安邑解县两池榷盐制置等使。
根据同纪，天复元年二月朱全忠方至河中移王珂兄弟，三月即全面接管了盐池，并加以“完葺”，说明盐池於他绝非等闲。而唐朝廷命他为“安邑、解县两池榷盐制置等使”，在榷盐上特加“制置”二字，以重其职，也足见两池在朱全忠取得河中之际已完全为其掌握的重要意义。因此可以说，在取得河中与两池后，朱全忠的进军关中，取代唐室，已是指日可待。
3、朱友谦与梁、唐政权
证明两池於军阀争夺政权之意义，并不仅在唐末，或者还可以梁河中节度使朱友谦的叛降归附事来说明。
昭宗光化二年（899），王重荣子、陕州（保义军）节度使王珙被麾下所杀。都将李 为留后。《资治通鉴》卷二六一记其年十一月“陕州都将朱简杀李璠，自称留后，附朱全忠，仍请更名友谦，预於子侄。”
取而代之的是朱简。故梁祖表简为陕州留后，因与同姓，“乃名之为友谦，编入属籍，待遇同於己子。”陕虢与河中为邻，唯蒲陕连衡才能制约关中。陕州的重要对朱全忠可想而知。更何况王珙部下本即河中之一部，对朱氏瓦解河中不无意义，故梁祖厚待友谦。朱梁建号，“移授河中节度使，检校太尉，累拜中书令，封冀王。”友谦可称自河中起家，与王氏家族及河中军有一定渊源。杀李璠说明在军中有一定号召力，故朱全忠依靠其稳定河中，也是藩镇争霸形势下的一种政治选择。
但朱友珪杀梁祖自立，引起诸将不满，致友谦背梁降晋（唐）。史载告哀使至河中，友谦深以为耻。“友珪加友谦侍中、中书令，以诏书自辨，且征之。”[14]友谦不奉命，并“乞师於庄宗，庄宗亲总军赴援，与汴军遇於平阳，大破之，因与友谦会於猗氏。友谦盛陈感慨，愿效盟约，庄宗欢甚。”[15]说明其彼时已与唐军联合。但是梁末帝即位后，“以恩礼结其心，友谦亦逊辞称藩，行其正朔。”[16]贞明六年（916）朱友谦将兵袭取同州，以其子令德为忠武留后，请节钺於梁不获，遂反求於晋王（即庄宗），晋王“以墨制除令德忠武节度”。梁使刘鄩、尹皓攻同州，朱友谦再度求救於晋（唐）。“秋，七月，晋王遣李存审、李嗣昭、李建及、慈州刺史李存质将兵救之。”李存审等至河中，即日便济河，以精甲混杂河中兵直压鄩垒，使刘鄩“大惊，自是不敢轻出”。而面对梁军进逼《通鉴》复记曰：
河中事梁久，将士皆持两端。诸军大集，刍粟踊贵，友谦诸子说友谦且归款於梁，以退其师。友谦曰：“昔晋王亲赴吾急，秉烛夜战，方今与梁相拒，又命将星行，分我资粮，岂可负邪！”[17]
友谦的决意降晋，不但使梁军大败，且打破了梁、晋之间相持已久的局面，给晋军以可乘之机，使之由劣转优，与朱梁的战争节节取胜，并最终灭梁建[后]唐。而在后唐庄宗建国称帝的过程中，看来也得到朱友谦的全力支持。
《旧五代史》卷二九《庄宗纪》记天祐十七年（即梁贞明六年，916）三月，河中节度使朱友谦及昭义节度使李嗣昭等“各遣使劝进，帝报书不允。自是，诸镇凡三上章劝进，各献货币数十万，以助即位之费。”《资治通鉴》卷二七一龙德元年（921）秋七月也载称：
晋王既许藩镇之请，求唐旧臣，欲以备百官。朱友谦遣前礼部尚书苏循诣行台，循至魏州，入牙城，望府廨即拜，谓之拜殿。见王呼万岁舞蹈，泣而称臣。翌日，又献大笔三十枚，谓之“画日笔”。王大喜，即日命循以本官为河东节度副使。
朱友谦的表忠心及苏循被命为河东节度副使，意味着河中、河东两镇又恢复了昔日的联盟。这对於后唐建国无疑有着决定的作用。故后唐灭梁，也给朱友谦以极高的礼遇。
《旧五代史》卷三○《庄宗纪》记同光二年十一月“癸卯，河中节度使、西平王朱友谦来朝，乙巳，赐友谦姓，改名继麟，帝以皇子继笈兄事之。”同书卷六三友谦本传亦曰：
庄宗置宴飨劳，宠锡无算，亲酌觞属友谦，曰：“成吾大业者，公之力也。”
由庄宗一语，足知友谦的去从直接关乎朱梁后唐的成败兴复。朱友谦归梁并为梁祖镇守河中，曾助其败晋灭唐的兴国霸业，而庄宗却因朱友谦的降附，终得取梁而代，此可谓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就这一点来说，朱友谦的姓朱姓李实为政权易主的根结。故庄宗将功劳归之友谦，并给以极高评价和赏赐，则友谦在其中的作用似乎也有些类似楚汉之争中的韩信。但与韩信不同的是，他所凭借的并非是军事指挥才能，也不仅仅是占据有利位置的地形冲要，而是足以建设军事实体和动摇王朝基础的盐池。
朱全忠建国后，并没有改变由节度使管理盐池的藩镇经营体制。《旧五代史》卷十《末帝纪下》记贞元六年四月“乙酉，以河中护国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制置度支解县池场等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太保、兼中书令、冀王友谦兼同州节度使，余如故。”其中“制置度支解县池场等使”乃是唐朝封朱全忠的旧使名（唯加“度支”二字不同，表明恢复隶属中央的名义），说明朱友谦的职务不是自梁末帝始，而是早在梁太祖命其任河中节度使之初就有。“制置”应是藩镇体制下具有“中央特派”意义的使名。后梁之际，中央财政体系并不完备，所谓“伪梁不知故事，将四镇节制征输，置宫使名目管系”[18]，即中央虽设建昌宫使、国计使等，但租赋征输仍由四镇。作为四镇之一的朱友谦任“制置”盐池使，便是这一体制的结果。朱友谦以此供给朱梁中央政府，但也以此形成盘结根固的地方势力。朱友谦的实力，恐怕也是后唐政府不得不继朱梁之后，对之加以笼络的原因。而朱友谦——李继麟也在后唐之初继续兼任两池榷盐使。
《册府元龟》卷四九四记同光三（按“三”当作“二”，924）年二月敕曰：
会计 之重，鹹鹺是先，矧彼两池，实有丰利，顷自兵戈扰攘，民庶流离，既场务以隳残，致课程之亏失。重兹葺理，须杖规模。将立事以成功，姑从长而就便。宜令李继麟兼兖州刺史[19]、度支安邑解县两池榷盐使，便可制置，一一条贯，所有令制官吏等亦委自使差遣。
“将立事以成功，姑从长而就便”，似乎是指整顿盐池要借重李继麟已行之旧制。而“所有令制官吏等亦委自使差遣”，显然也是给了他自专的权力，但这样做并非没有条件。
《资治通鉴》卷二七三庄宗同光二年二月：
河中节度使李继麟请榷安邑、解县盐，每季输省课。已卯，以继麟充制置两池榷盐使。
“每季输省课”即胡三省注谓“每三月一输盐课於省也”。颇疑此最初为王重荣所定制，而为朱梁所继。朱友谦降唐后，乃以此为保证求得继任榷盐使的职务。但后唐对朱友谦委任似只是权宜之计。《旧五代史》卷三一《庄宗纪五》，记同光二年三月己未，以大理卿张绍珪充制置安邑、解县两池榷盐使，同光四年二月乙巳，朝廷又命右武卫上将军李肃为安邑、解县两池榷盐使，说明河中两池榷盐使已由中央派官担任。
李继麟不再兼榷盐使后，其实力显已不足与后唐朝廷相抗。《旧五代史》本传记李继麟同光四年四（正？）月入觐被族诛，其死因是不满朝中宦官伶官赂遗之求，故被谮与郭崇韬通谋（时郭已在蜀被李继岌所杀）。其后，旧将史武等七人也被族诛。《资治通鉴》卷二七四记郭、李死后郭部将李绍琛言：“国家南取大梁，西定巴蜀，皆郭公之谋而吾之战功也。至於去逆效顺，举国家犄角以破梁，则朱公也。”与后唐之河东能成犄角之势的是朱友谦。友谦败，故使得明宗李嗣源可以很容易地借庄宗朝内乱之机取而代之。以后明宗朝廷虽仍以皇子重臣驻镇河中，但河中节度使借助盐池之利称霸一方的局面已不再成立。
应当补充说明的一点是，后唐以中央官任榷盐使的情况至少持至明宗朝。《旧五代史》卷九三《李专美传》称专美“后唐天成中，安邑榷盐使李肃辟为推官，时唐末帝镇河中，见其敦雅，心重之。”同书卷四《二明宗纪八》长兴二年（931）闰五月乙酉条有“以右领军上将军李肃为左金吾大将军”的记载。李肃无其它重职，记其升迁似也与任榷盐使有关。但是自后唐庄宗至明宗以中央官任榷盐使，并非仅为削减河中利权。后唐代梁后，以孔目官孔谦为首的魏州藩镇财务体系已扩展为中央以租庸使领导的使职机构。在其中央化的过程中，唐末财政三司分掌制也在逐步恢复。河东盐池作为中央财赋的主要来源之一，其管理权自会发生如上变化。这是唐末财政管理体制发展之必然，也是政治与 经济 相互 影响 的表现。朱友谦之命运变迁应此之需，而作为其变化的标志，也就毫不奇怪了。但它影响於梁唐政权交替的方面，却是足以引起重视而不应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