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后期被统治者视为国之大宝的河东盐池一向是通过严密的专卖体制及严刑酷法加以控制。但是唐末江淮动乱的发生，却间接波及两池。乾符以后，围绕盐池的归属，不仅引起朝廷内部朝官和宦官的矛盾，也 发展 为中央与藩镇和藩镇彼此之间的战争与拼杀。对於两池盐利及其所在地的占有，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朝廷的存亡，也决定了中原政权之争最终鹿死谁手。
一、宦官的干预与朝廷、藩镇盐利争夺
1、关於榷盐使派设的备忘录
对於唐后期河东安邑、解县两池的管理而言，德宗贞元中榷盐使的设置无疑是一件大事。在此之前，两池只有度支设下的河中院，由知院官主持[1]。所以《唐会要》卷八八《盐铁使》记载称：
先是，两池盐务隶度支，其职事诸道巡院。贞元十六年，史牟以金部郎中主池务，耻同诸院，遂奏置使额。至二十一年，盐铁、度支合为一使，以杜佑兼领。佑以度支既称使，其所管不宜更有使名，遂与东渭桥使同奏罢之。至元和三年七月，判度支裴垍（均？）以两池职转繁剧，复以留后为榷盐使。
贞元十六年（800）史牟设榷盐使是两池设使之始。这以后虽自贞元二十一年（805）至元和三年（808）有一度停设（改称留后），但旋即恢复。对此，高桥继男《唐代后期の两池榷盐使にフいての一考察》[2]和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下卷）均有具体考证，说明榷盐使的派设一直沿至唐末，已形成了固定的体制。
榷盐使的派设事实上提高了盐池机构的级别。两池生产、运销一向自成体系，且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和地域特殊性，这使之管理也必然自成系统。特别是，盐池周边所在旁及数县，而营销范围更远，其所管理的业务自较一般巡院为广。《文苑英华》卷八○五沈亚之长庆二年（822）作《解县令厅壁记》曾道出“蒲盐田居解邑，下岁出利流给雍洛二都三十郡，其所会贸，皆天下豪商滑贾，而奸吏踵起，则解之为县益不能等於他县矣”的复杂情状。而《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四》在说明元和中盐铁使李巽对东南进行盐法改革后，也指出其时“ 两池盐利，岁收百五十余万缗”和“四方豪商猾贾，杂处解县”的事实。可见无论是从扩大营销业务和利润，还是从加强缉私出发，榷盐使的设置都是必要的，这也是裴均所谓“职转繁剧”的本意。
榷盐使级别既高而权利范围又较一般巡院为大，则在其领导下必然形成相对独立的管理，据史料记载史牟在任使的同时即对盐池进行“变法”[3]，但这一点并没有改变盐池隶属度支的性质。后至元和中，度支使皇甫鎛又针对“盗鬻两池盐”者恢复死刑及增加团保连坐之法；大中初度支使卢弘正（止）并派判官司空舆为榷盐使整顿池法[4]，可知度支使正是通过榷盐使而强化缉私和盐池管理的。
此外，榷盐使虽与度支使同有使名，但地位则介乎度支使与巡院之间，实相当於东南地区的扬子、江陵等大盐铁转运留后。从前揭学者所列表得知，他们的官职远远低於度支使。如史牟职为金部郎中，而司空舆仅为“检校司封郎中兼侍御史”。晚期官职虽有提高，如大中十年前后的榷盐使钱义方是“右庶子”、咸通中的李从质是“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5]，但是仍然低於以尚书、侍郎甚至是宰相兼任的度支使，其与度支的关系是明显的。
两池榷盐使隶於度支，因而榷盐使由中央派官充任，两池盐利也完全“利系度支”，这正是唐末以前的情况。《唐会要》卷八八《盐铁使》称“（太和）三年四月敕，安邑解县两池榷课，以实钱一百万贯为定额。至大中元年正月敕，但取疋段精好，不必计旧额钱数。及大中六年，度支收榷利一百二十一万五千余贯”，能够制定定额并按照定额完成榷利，正是中央政府通过度支——榷盐使完全控制和拥有盐利的充分体现。
2、河中节度使主掌两池及黄巢起义的平定
从榷盐使的派设可以知道，唐朝廷能够通过专卖机构正常取得盐利的最晚时限应当是在僖宗朝王仙芝、黄巢起义发生之前，此后的情况便不同了。《旧唐书》卷十九下《僖宗记》（《唐会要》卷八七《转运盐铁总叙》略同）记中和元年（881）僖宗幸蜀，光启元年（885）车驾还京，已是“江淮转运路绝”，“郡将自擅，常赋殆绝”。时以田令孜为神策军使，招募新军五十四都，都千人，由令孜总领其权。
时军旅既众，南衙北司官属万余，三司转运无调发之所，度支唯以关畿税赋，支给不充，赏劳不时，军情咨怨。旧日安邑、解县两池榷盐税课，盐铁使特置盐官以总其事。自黄巢乱离，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兼领榷务，岁出课盐三千车以献朝廷。至是令孜以亲军阙供，计无从出，乃举广明前旧事（《唐会要》作“广明故事”），请以两池榷务归盐铁使，收利以赡禁军。诏下，重荣上章论诉，言河中地窘，悉籍盐课供军。
同书卷一八四《宦官传》：
时关中寇乱初平，国用虚竭，诸军不给。令孜请以安邑、解县两池榷盐课利，全隶神策军。诏下，河中王重荣抗章论列，言使名久例隶当道，省赋自有常规。令孜怒，用王处存为河中节度使，重荣不奉诏。令孜率禁兵讨之，重荣引太原军为援，战於沙苑，禁军大败。京师复乱，僖宗出幸宝鸡，又移幸山南，方镇皆憾令孜生事。
光启元年，宦官田令孜与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争夺盐利，以致引起朝廷和藩镇间的战争。但此事上揭史料所记微有不同。《纪》和《会要》称田令孜是要求将盐利依“广明前旧事”、“广明故事”隶盐铁使（应即指度支）而转用供军，传则谓其请以两池盐利直接“隶神策军”。从田令孜生事是因“亲军阙供” 分析 ，此事在后者更顺理成章。《资治通鉴》卷二五六记光启元年“夏四月，令孜自兼两池榷盐使，收其利以赡军。重荣上章论诉不已，遣中使往谕之，重荣不可”，与此正相吻合。田令孜以神策军而兼两池榷盐使，是为宦官干预盐政之最。不过就重荣所言“使名久例隶当道”和其他记载表明，唐朝廷以河中节度使领盐池，及由宦官居中干预，都不是始於此际而是其来有渐。
《资治通鉴》卷二五三僖宗乾符四年（877）略称：
河中军乱，逐节度使刘侔，纵兵焚掠。以京兆尹窦璟为河中宣慰制置使。十一月己酉，以窦璟为河中节度使。
乾符四年王仙芝、黄巢进陷沂州、郓州等地，并攻围宋州。受其 影响 ，陕州、河中相继发生军乱。河中的军乱应是其地不安定的开始。朝廷以窦璟镇之，次年九月，复以户部尚书判户部李都同平章事兼河中节度使。与此同时，两池的管理也发生相应变化。《旧五代史》卷六○《李袭吉传》：
袭吉，乾符末，应进士举。遇乱，避地河中，依节度使李都，擢为盐铁判官。
李袭吉擢为盐铁判官，说明这时的榷盐使已由李都兼任。唐朝廷以节度使兼掌盐池，大约是借助其兵力以保护盐池，这种情况也许是自窦璟即开始了。但既以地方掌盐利，与中央的关系将如何协调呢？《唐代墓志汇编》乾宁○○五（亦见《全唐文》卷八四一）裴廷裕撰《大唐故内枢密使特进左领军卫上将军知内侍省事上柱国濮阳郡开国侯食邑千户食实封百户吴公（承泌）墓志并序》记其事迹曰：
乾符末，□先皇帝以郇瑕之封，筦榷遗利，命□官以本官充解县榷盐催勘副使。明如夏日，洞察秋毫，每辞种嵩之金，常远刘舆之腻，洁白无玷，课最有闻，搜考勾稽，尽取黠史（吏），青凫赤仄，充於水衡。以功赐绯鱼袋，充解县催勘使。寻属关河失守，盗贼惊奔，铜駞既□於九衢，金根去狩於三蜀。公则以榷利钱寄河中府，单车往河北，传檄诸道，言天子蒙尘之辱，责官司奔问之仪。召被革车，期□上国。遂与易定节度使王处存同领甲兵一万屯东渭桥，□□公奔赴行朝，面奏本末。先帝感其忠果，锡以金章，依前充解县榷税使。会蒲帅王重荣尽占盐租，请赡军伍，□□公复归朝阙，后改充南诏礼仪副使，车辍不行。
由墓志得之，吴承泌充“解县催勘副使”是在乾符之末，正与窦璟李都等任使同时。“催勘”的意义是对榷盐使应上缴的盐利加以催促、检稽，这是对节度使主掌盐利实行监督的作法。吴承泌是朝廷的代表，换言之是勾通藩镇与朝廷关系，以保证盐利无失的人物。吴承泌的任使，也许是宦官直接操纵掌管盐利之始。墓志说明，他的任使是从乾符末一直到“蒲帅王重荣尽占盐租”之前。甚至在“关河失守”僖宗幸蜀之后，他所催征得的盐利还被用为“传檄诸道”、“责官司奔问之仪”的本钱和号召，并被用於供给易定节度使王处存勤王的军队。由此可见，在黄巢农民军占领长安之前，朝廷仍能基本拥有盐池之利，只是这时的主掌者已不是度支隶属下的榷盐使，而盐利的获取实际上已需转借藩镇之力和宦官之手。
进一步的变化是在王重荣任河中节度使之后。《资治通鉴》卷二五四记广明元年（880）十一月，王重荣以河中都虞候作乱，不久即得到朝廷承认，命为留后，次年（中和元年，881）四月复被诏命为河中节度使。重荣任留后及使同时，大约即“尽占盐租”，故田令孜请两池盐利，有“广明故事”之说。《资治通鉴》卷二五四综合诸史料，称广明元年黄巢入华州，“河中留后王重荣请降於贼”，但不久即发兵相拒：
黄巢遣使调发河中，前后数百人，吏民不胜其苦。王重荣谓众曰：“始吾屈节以纾军府之患，今调材不已，又将征兵，吾亡无日矣！不如发兵拒之。”众皆以为然，乃悉驱巢使者杀之。
王重荣抗拒黄巢，正是因其不欲将盐利供黄巢随意索取。此后王重荣与王处存结盟，营於渭北，但仍不足以抵抗，故始有与沙陀李克用军的初次联合。《资治通鉴》卷二五五僖宗中和二年记载其事曰：
黄巢兵势尚强，王重荣患之，谓行营都监杨复光曰：“臣贼则负国，讨贼则力不足，奈何？”复光曰：“雁门李仆射，骁勇，有强兵，其家尊与吾先人尝共事亲善，彼亦有殉国之志；所以不至者，以与河东结隙耳。诚以朝旨谕郑公（从谠，时河东节度使）而召之，必来，来则贼不足平矣！”东面宣慰使王徽亦以为然。时王铎在河中，乃以墨敕召李克用，谕郑从谠。十一月，克用将沙陀万七千自岚、石路趣河中。
（十二月）李克用将兵四万至河中。
据《新五代史》卷四《庄宗记上》，李克用於次年正月领兵出河中，不久即打败黄巢兵将，与诸镇兵会於长安，并大战渭桥，乘胜追击，“京师平，克用功第一。”
李克用的沙陀兵虽为平黄巢的主力，但他所以能够顺利济河入关，实赖有王重荣的全力支持。司空图《司空表圣文集》卷六《解县新城碑》於此有“但既逼寇仇，且当津要，车徒遝至，竟赴齐盟；戎夏骏驱，共匡京室；虑风迴於原燎，竭日费於云屯；辑睦允谐，供储克赡，栋持广厦，鼎镇厚坤；始以一城之危，抗移国之盗，竟以数郡之力，壮勤王之师；勋复旧都，庆延殊渥”的描述，其於王重荣兴复唐室固不无溢美。但说到借道诸镇，使“戎夏骏驱，共匡京室”，及竭财赡军，“竟以数郡之力，壮勤王之师”未始不是事实。而河中两池盐利於其中的意义不言而喻。
3、田、杨之争及河中、河东之去从向背
唐朝廷相继以李都、王重荣为河中节度使兼两池榷盐使，始或出於盐池武装保卫之需，继则出於无奈。王重荣的任使并非出自朝廷意愿。但王重荣任使前期，仍对盐池有所建设，并因与黄巢作战及与李克用联合而间接地将盐利赡给了朝廷。《解县新城碑》言及王重荣“既总两河之务，□（爰）值多事之秋，检吏通商，机能制用，矫时阜俗，俭以率先，凡立科条，皆能刻励”；并记其兴筑解县新城事：“自中和二年冬十月，奏请兴役，至明年夏六月，凡计工五十万，城高三丈，围绕一百六十步。”据碑文所述形势，“城陷冯翊”与“□（烽）举隰川”都使解县陷於孤立和遭受威胁，旧有关防不足“枝梧”，而解池之饶也是“所患者，素无城守，难固人心”，所以“既纳款於帅臣，仍抚安其新附”，以得“交获利济，并致成功”，也即修建新城与“纳款帅臣”都是为了保卫盐池。
但十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碑文称城筑好后，王重荣竟“旋陟上台，恳辞剧务”，以致“榷盐使韦雍，检律在公；巡官王慤，琢磨效用，与植将及商人等，联状同诣所居，沥恳至於垂涕”。此榷盐使与巡官不知是否仍为朝廷虚设，但他们听命於王重荣却是肯定的。“恳辞剧务”不过是姿态，王重荣仍是盐池的主宰者。
王重荣中和中同意结好李克用自有其“交获利济”、保卫城池的考虑，而促成二者交好的则是行营都监杨复光。《旧唐书》卷一八四《宦官·杨复光传》载其“受诏充天下兵马都监，押诸军入定关辅”时即与王重荣会合。及劝王重荣与李克用联合事与前揭《通鉴》卷二五五文略同，并称“及收京城，三败巢贼，复光与其子守亮、守宗等身先犯难，功烈居多。”又《资治通鉴》卷二五五中和三年（883）春正月条曰：
乙亥，制以中书令、充诸道行营都统王铎为义成节度使，令赴镇。田令孜欲归重北司，称铎讨黄巢久无功，卒用杨复光策，召沙陀而破之，故罢铎兵柄以悦复光。
杨复光是使王重荣与李克用结盟的策划者、中间人。因此，他与河中镇及王重荣关系良好。在盐利方面，他的作用或者不能与乾符中的吴承泌相比，但他在处理河中与朝廷关系方面既能成功，则在盐利的使用方面必会有所协调。虽然此事需以姑息和承认王重荣的权力为代价，但既能将盐利用於平定黄巢，则如果说唐朝廷彼时仍能通过宦官——藩镇而间接获取盐利应该是不错的。
然而光启元年此平衡即被打破，这不仅是由於僖宗还朝南衙北司的供应增加，也是由於杨复光的死亡。《资治通鉴》卷二五五僖宗中和三年记杨复光卒於河中，“复光慷慨喜忠义，善抚士卒，军中恸哭累日。八都将鹿晏弘等各以其众散去。田令孜素畏忌之，闻其卒，甚喜，因摈斥其兄枢密使杨复恭为飞龙使。令孜专权，人莫之与抗，惟复恭数与之争得失，故令孜恶之，复恭因称疾归蓝田。”
杨复光之死与其兄复恭被斥，断绝了朝廷与河中的联系。田令孜作为复光兄弟的对立面，与王重荣关系恶劣，故有盐利之争并迅速升级。光启元年七月，令孜勾结邠宁节度使朱玫，凤翔节度使李昌符讨王重荣，致王重荣与李克用再度联合，以讨田令孜为名抗拒朝廷。其年十二月，李克用与王重荣合兵打败朱玫、李昌符之军於沙苑。令孜奉僖宗出奔凤翔。危难之际，朝廷不得不起用杨复恭为枢密使以缓和与河中、河东的关系。《旧五代史》卷二五《武皇纪上》“光启二年正月，僖宗驻跸宝鸡，武皇自河中遣使上章，请车驾还京。．．．．．．朱玫於凤翔立嗣襄王煴为帝，以伪诏赐武皇。武皇燔之，械其使，驰檄诸方镇，遣使奉表於行在”一段下清人有注说
案《旧唐书·僖宗纪》：“杨复恭兄弟於河中、太原有破贼连衡之旧，乃奏谏议大夫刘崇望赍诏宣谕，达复恭之旨。王重荣、李克用欣然听命，寻遣使贡奉，献缣十万匹，愿杀朱玫自赎。”是克用之奉僖宗，因诏使宣谕而改图也，与薛史异。
《资治通鉴》卷二五六光启二年条亦称：
是时，诸道贡奉多之长安，不之兴元，从官卫士皆乏食。上涕泣，不知为计。杜让能言於上曰：“杨复光与王重荣同破黄巢，复京城，相亲善；复恭其兄也。若遣重臣往谕以大义，且致复恭之意，宜有回虑归国之理。”上从之（下同《旧·僖宗记》）。
以上可见杨复恭与复光同样，在勾通朝廷与河中、河东的关系方面，起了颇为重要的作用，所以才会有王重荣、李克用幡然改图及献缣朝廷之举。宦官的能量不可谓不大。但杨氏兄弟既与田令孜为朝中对立的两派宦官势力，则由他们与河中、凤翔等的关系，知宦官勾结藩镇，致其派系矛盾已演化为朝廷与藩镇，及藩镇与藩镇间的战争。这些战争既以盐利为导火索，则从某种意义上说已是盐的战争。而自此后，唐朝廷在盐利方面外则受制藩镇，内则听命宦官。光启二年杨复恭代田令孜为神策军使后，同样占取了朝廷盐利大权。“始，张濬判度支，杨复恭以军赀乏，奏假盐麴一岁入以济用度，遂不复还。”[6]相反张濬“欲倚外势以济杨复恭”，於昭宗大顺元年（890）竟勾结朱全忠及河朔三镇，挑起与李克用的战争[7]。昭宗光化中崔胤代张濬，“乃白度支财尽，无以廪百官，请如旧制。”宦官韩全诲却请割三司隶神策军，“帝不能却，诏罢胤领盐铁。”[8]崔胤与韩全诲关於盐利的争夺，仍发展为藩镇战争，并为朱全忠最终代唐铺平了道路。天复元年（901）朱全忠迁河中节度使王珂（重荣之子）於大梁，奏除己为河中节度使，虽许诺将两池课盐岁供增为五千车，但已是最后的姿态。唐朝廷正是在盐利的枯竭中走向它的末日，也同时结束了宦官干预盐政的 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