寅恪先生据石刻 文献 以治唐史，最突出的收获，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四裔民族史的 研究 。近代以来，中外学者重视中亚民族史、 交通 史的研究，发现了一批重要的民族文字碑刻，并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寅恪先生十分重视这批碑刻的价值，他告诫门人：“《和林金石录》有突厥《阙特勤碑》、《九姓回纥可汗纪功碑》。沈曾植著《蒙古考古图说志》，有《暾欲谷碑》。两藏有《唐蕃会盟碑》。许多碑文都是用藏文、回纥等文写的，如无专门的语言学造诣，石小心很易出错，用此类史料必须十分谨慎。……做考据须有专门修善，不可任意为之。”（见石泉、李涵《听寅恪师唐史课笔记一则》）他对中亚各种古文学的娴熟精深的把握，使他有条件准确阅读并充分利用这些极其珍贵的文献。其门人蓝文征曾记述他对上述碑文均有精当的释读：
俄人在外蒙发掘到三个突厥碑文，学者纷纷研究，但均莫衷一是，不懂不通，
突厥三碑指《阙特勤碑》、《暾欲谷碑》和《毗伽可汗碑》，寅恪先生在校读两《唐书》时，多次提及三碑，并略有诠说。他对三碑所作的翻译解释，未见文本刊布，但其1945年有诗题作《余昔寓北平清华园尝取唐代突厥回纥土蕃石刻补正史事今闻时汉感赋一首》，知当时确有此项工作，可惜未传。至于各国学人的反映，可能仅是传闻。有关三碑仅见的几则批语中，仍不管精彩的论述，如释桃花石（Tolgus）即唐家，并指出《旧唐书、回纥传》中四处出现“唐家”一词，为当时俗语，《新唐书》因此而删去。这一结论，是在广泛求证后得出的。
寅恪先生在德游学时即有志研治藏学，被称为其“一生治学的纲要”（汪荣祖《陈寅恪评传》第三章）的《与妹书》已充分表述志向。他对拉萨保存的长庆《唐蕃会盟碑》极为重视，曾据艺风堂藏拓详加校订，所撰《吐蕃彝赞普石号年代考》，考出彝泰和可黎可足的藏文时音，所据主要即为此碑。在说明吐蕃、日本称唐为汉、建中清水盟文之唐蕃边界、《冯燕传》中的刘元鼎事迹时，还曾多次引及此碑。
二、 祖籍及氏族之研究。
寅恪先生撰《唐代 政治 史述论稿》以及《李唐氏族推测》等三文，力揭李唐冒称陇西，实为赵郡李氏破落户，且与胡族数代通婚，先世与鲜卑大野部关系密切，为其唐史研究最重要之创说之一。其中有关李唐出赵郡李氏之推断，因得引证隆平《光业寺碑》而得定案。此碑为开元十三年（725）象城尉杨晋撰，叙赵州象城县僧民为玄宗八代祖宣皇帝（即李熙，唐高祖李渊的四代祖）、七代祖光皇帝（即李天锡，李渊的曾祖）陵园修福田而重饰光业寺事。此碑流布极少（今人杨殿绚编《石刻题跋索引》即未见此碑），传拓又残破缺漫漶严重，仅当地有善拓流传，部分方志有节钞。寅恪先生据史语所藏拓及《畿辅通志》，摘出下列数语：“皇祖瀛州剌史宣简公谨追上尊号，谥宣皇帝。皇
三、唐代政治史研究。
寅恪先生对初唐政治史中许多 问题 提出独到而又深微的见解，其中最有 影响 的是关陇集团与山东豪杰的关系、玄武门之变成功的原因、李武韦杨婚姻集团等。他曾多次引用《瘐子山集》所收碑志和近世出土唐初石刻，证明关陇士人、山东豪杰与鲜卑胡姓的关系。他谈玄武门之变，最重视敦煌所出李义府所撰《常何墓碑》，从碑文中知常何本为隐太子旧部，故太子委以重寄而不疑，太宗得以成功，常何等人的倒戈是要案，并进而指出唐初政治斗争中近期扼宫城北门之重要性。对于婚姻在初唐政治中作用的研究史料，他特别告诫门人：“女系母统对后代的影响，无论在遗传因素上或政治上均极重要。即使无直接之关系。间接之影响亦不小，应加注意。墓志铭很重要，即使是妇女的或非名人的，亦可作为史料 参考 。”（ 目前 引石泉、李涵文）他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分析李唐先世数代之婚姻状况，即从遗传因素上揭示其血统长期“与胡夷混杂的事实。《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则揭出婚姻纽带所形成的初唐政治轴的变化。这两部分研究中虽没有广泛征引石刻，但近世以来所出石刻中，有关李唐皇室及外戚婚姻状况的记载极其丰富，许多他应曾寓目，故以能给门人指出深入研究的文献依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