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石刻研究，始于宋代，清代成为显学。石刻的最大价值是保存了唐时文献的原始面貌，多可补订史乘的缺失。清代学者治金石成就突出，但其弊端，正如
自昔长于金石之学者，必为深研经史之人，非通经无以释金文，非治史无以证石刻。群经诸史，乃古史资料多数之所汇集。金文石刻则其少数脱离之片段，未有瞭解多数汇集之资料，而能考释少数脱离之片段不误者。（《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
这段话虽就杨树达之著作引发议论，实意在针砭清以降专治金石而忽视经史者。寅恪先生为学生开列治唐史的必备书目，首列两《唐书》和《资治通鉴》，次列《全唐文》和《全唐诗》、宋四大书中的《册府元龟》、《太平广记》、《唐大诏令集》，而以敦煌材料、碑刻材料和佛教材料殿末（参石泉、李涵《听寅恪师唐史课笔记一则》、杨联陞《
必须对旧材料很熟悉，才能利用新材料。因为新材料是零星发现的，是片断的。旧材料熟，才能把新材料安置于适当的地位。正像一幅已残破的古画，必须知道这幅画的大致轮廓，才能将其一山一树置于适当地位，以复旧观。（《
这一态度，贯穿于他研究唐代文史的各种著作之中。虽不作专门考释石刻的文字，但如重要石刻有助于恢复“残破的古画”中一山一树面貌者，他都充分利用，决不轻忽。他在《旧唐书、李德裕传》中一段批语，记录他获读李德裕家族墓志后的快意心情：“唐自武宗后史料缺略，故此传末所言多误。近日洛阳李氏诸墓志出土，千年承讹之事，一旦发明，诚可快也！”藉此亦可见他对石刻文献的重视程度。
寅恪先生治史的视野和方法，均较清儒有了极大的转变和进步，但就治学的基本规范，如读书务求善本，务经手校，立说先作札记之类，则仍步武乾嘉，决不苟且。从现存的他的部分读书札记，如两《唐书》札记《唐人小说》批语来看，他将新出石刻可与史传、说部参证者，曾作过大量札记，并记录下两者的同异。如在《旧唐书、李邕传》下，记录可资比较而当时新出的李邕祖孙墓志；在《新唐书》李鹏戡、赵矜、韩仲卿等事迹下，注明宋祁所据的碑志材料，在突厥、回纥诸传中，记下两域付出的相关碑志。这些札记，少部分后来在他身前出版的著作中有所引申发挥，大多则仅见诸札记，可见他读书以储材备用，积累极其丰厚。
寅恪先生对石刻类著作，阅读极广。从有关著作的证引来看，从宋代欧、赵二录起，到清代的《金石萃编》、《八琼室金石补正》、《来斋（排印本误作来斋）金石刻考略》等书，乃至民国间罗振玉的《石交录》、《辽居稿》、《冢墓遗文》、岑仲勉的《续贞石证史》等，皆曾广泛证及。重要石刻的证引，多曾求取善拓，备校众本。如引河北隆平（今作隆尧）《光业寺碑》，既据史语所藏拓，复取同治《畿辅通志》予以参校补阙；引李德裕家室墓志，亦录自原拓；为证明《柳氏传》中天宝十二载知贡举者礼部侍郎“杨度”为“阳浚”之误，他在广征《新唐书》、《唐语林》、《李义山文集》、《唐才子传》等书后，复取颜真卿《元结墓碑》为证，仅此碑即先格《金石萃编》、《八琼宝金石补正》之考录，最后请刘节查北平图书馆藏善拓颜书此碑，始得定谳，并驳正徐松校作“杨浚”之误（详《 中国 古籍研究》创刊号刊《（唐人小说）批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