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魏北周军号散官双授制度述论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ersonnel Rank Classification in Northern Zhou Dynasty

 　　〔 内容 提要〕在西魏“九命”体制中，军号序列实现了与官阶的一致化，散官也 发展 为一个独立的、首尾完备的序列。这标志着此期的文官等级制，已从汉代禄秩的以“职位分类”为主转型到以“品位分类”为主，并构成了唐代职事官与文武散阶并立互补体制的先声。这一变迁，与北魏后期流行的军号与散官的“双授”惯例，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双授”造成了文散官的滥授，进而使散官向阶官演变；并使军号序列得以“拉动”着文散官走向“本阶化”和序列化。

 　　西魏政权末年依《周礼》改制，建立了“六官”体制。在官品方面，西魏也取裁周制而采用了“九命”等级。从此前的“九品”到“九命”，其间更革不止是名目的改头换面而已，包含在这个“九命”中的军号和散官，从结构到性质都发生不少新的变化，从而构成了 中国 古代官员等级制度史上的又一个转折之点。对九命制度，王仲荦先生《北周六典》的考述相当细密，称之为了解这一制度的奠基之作，不算溢美。近年陈苏镇先生的《北周隋唐的散官与勋官》^[1]，也是一篇好文章，于周隋间文武散官及戎秩的发展条分缕析，相关的 政治 社会 因果也得到了很清晰的揭示。
 　　本文就打算以这些 研究 为基础，对北周九命体制中的文武散官继续加以研讨。九命体制有一个很引人注目的地方：列于其中的军号和散官，呈现出了很整齐的一一对应关系，并经常是同时授予的。对之，我们姑称为军号和散官的“双授”。本文的计划，就是对这个制度的内容、渊源加以叙述，并试图阐释它的意义和成因。

一  九命中的军号、散官序列

 　　在讨论军号与散官的“双授”之前，这“九命”体制下军号和散官的基本序列及意义，是我们首先要弄明白的，这是进一步论说的前提。
 　　根据《周书》卷2《文帝纪下》，西魏废帝3年(554)春正月：“始作九命之典，以叙内外官爵。以第一品为九命，第九品为一命。改流外品为九秩，亦以九为上。”至魏恭帝3年(556)春正月，北周“建六官”。“九命”的颁行，就是两年之出台的“六官”的前奏。“九命”内容今见于《通典》卷39《职官二一》“后周官品”)，及《周书》卷24《卢辩传》、《北史》卷30《卢辩传》。其中以《通典》所列最详，《周书》及《北史》则省略了大量的职事官名。职事官可以通过官名后所缀的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等字样来区分品位，而军号和散官则显然不能。所以三书的“周官品”对军号和散官均予列述，尽管所记时有异处。
 　　据《北史·卢辩传》所载，我们把“九命”中的军号、散官列如下表：

 　　“表”中列于括号里的侍中、散骑常侍二职，未列于“九命”。但据《北史·卢辩传》：“周制……其开府又加骠骑大将军、侍中，其仪同又加车骑大将军、散骑常侍。”也就是说，与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相对应的，还有加官侍中；与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相对应的，还有加官散骑常侍。
 　　“表”中军号和散官序列整齐而严谨，这十分引人注目：除了最高一级的正九命外，各个品级都列有4个散职，它们包括2个军号和2个散官。此前任何一朝官品中的散秩排列，都没有达到这么严整。可见西魏在规划官品时，对军号和散官曾经有过专门的研讨。不过各级的2个军号和2个散官的排列次序，《周书》、《北史》和《通典》却不尽相同。以正八命为例：

  　　《周书》是先列军号、后列散官；《北史》和《通典》，则以军号与散官相间，采取“一军号、一散官、一军号、一散官”的排序。进而《北史》和《通典》依然同中有异：在官名涉及左右之分时，《北史》一律以冠“右”者居前，《通典》则先之以“左”而后之以“右”。对这“左右” 问题 ，周一良先生指出北周官制以“右”为尚^[2]，我们也能提供更多证据来支持和深化这一看法。^[3]总之，《通典》于此有误，《北史》的记载则是可取的。王仲荦《北周六典》卷9“散官”部分依照《通典》以“左”居前，略失稳妥。
 　　至于对《北史》、《通典》军号与散官的交错排列，周先生认为：“古代石刻署列人名官名有时分别为上下两列，上列读尽然后接下列。后人钞录时往往误上下列为一行。以前引七命从类诸官为例，原本格式应是冠军将军与辅国将军以类相从，并列为上排；而太中大夫与中散大夫等文散官并列为下排。钞录者不解，于是以下列之太中大夫连上列之冠军，而下列之中散大夫遂与上列之辅国相连。其他各命亦皆类此。《北史》与《通典》官名次序之杂乱，当皆由此致误，不如《周书·卢辩传》之正确也。”
 　　这个论断无疑很有启发意义。同时，在九命18级的各个等级中还列有其他官职。这尤以《通典》所载为详，在四、五命以下，有时一级上的职事官名达上百种。在众多官名中，上述军号、散官却总是每级4个官名，以一军号、一散官的次序记于一处、自成一类，从而与诸地方官、府佐、职事官等区分开来。我们认为这种“两两相间”或“一武一文”的排序，并不仅仅是一种“杂乱”，它有其特殊意义。《周书》采用了“左、右光禄大夫”一类笼而统之的叙述，这无疑是一种简化记法；不过它简而不明，使《北史》那种相间排列的意义，隐而不显了；而从这种排列中，我们本能推导出某些很有意义的事实。也就是说，我们认为《周书·卢辩传》的简化记法颇为不妥，而《北史》、《通典》，在这一点上反倒是可取的。
 　　那么，从这种“一武一文”的相间排列中，究竟能推导出些什么东西呢？我们的回答是，能够推导出上阶和下阶的存在。以正八命为例，骠骑将军与右光禄大夫，我们认为构成了上阶；车骑将军与左光禄大夫，我们认为构成了下阶。同理，就周先生所举的从七命而言，冠军将军之所以与太中大夫相联，是因为它们共同构成了上阶，辅国将军之所以与中散大夫相联，是因为它们共同构成了下阶。
 　　让我们从表中的高端始。在正九命中，柱国高于大将军，二者显然分别构成了上阶与下阶；在从九命中，骠骑大将军高于车骑大将军，二者显然也分别构成了上阶和下阶。直到这份表的下端的从九命一级，其中武威将军、淮海都尉为上阶，而武牙将军、山林都尉为下阶。也就是说，《北史》、《通典》“一武一文”的排序，看上去是一种混淆文武的“杂乱”，其实却有其道理。据此而排列出上述军号散官表的并不“杂乱”，反倒是井然有序。
 　　九品官品出现于曹魏后期。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又把这9个等级析分为正、从、上、下。三品以上只分正、从，四品以下正、从再分上阶、下阶。这样，九品共计有30个等级。西魏的“九命”制度，亦承用正、从之法，计有18级。不过如前所述，如从军号和散官的角度看，正、从各命中仍然有上、下阶之分。这便意味着，这“九命”的实际等级，其实有36级。显然，这仍是沿用孝文帝的正、从、上、下之法，略作变通而已。
 　　据《北史》及《周书》之《卢辩传》：周武帝建德4年，在正九命中增置上柱国、上大将军；在九命中，改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为开府仪同大将军，改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为仪同大将军，增置上开府仪同大将军、上仪同大将军。这样，就使正九命和九命进而各自区分为4个等级了：

 　　表中的这8级戎号，再加上八命的大都督、正七命的帅都督、七命的都督，共11级，一起构成了另一个“戎秩”序列。这戎秩序列与军号、散官是有区别的，但无论如何，戎秩的前8级，已进而使得正九命和九命两个等级呈现为8级了。再加上八命以下的32级，合计共40等。也就是说，如不计重合者，北周建德4年后“九命”的实际等级仍不止于18，在经过上述 分析 之后，它清晰地呈现出了40个级差。
 　　下面我们来讨论军号和散官序列。就军号来看，它们整齐匀称地分布于“九命”的各个等级之上。此前的北魏尚不是如此，在北魏的太和官品中，军号在官品中的分布的不连续的，且杂乱无章而畸轻畸重(这一点在本文第三节还要涉及)。也就是说，北魏的军阶与官阶还没有一致化。而这就将这就将造成许多不便。例如，北魏文武官员的进阶，或取决于考课，或取决于军功，那么军阶在官阶中的不连续，就将在据阶授官时造成麻烦；并使军号文职间官资品级的可比性，变得含糊复杂了。所以西魏“九命”依从于官品的正从上下阶，对军号作整齐匀称的安排，使军号与官阶一致化了，显然就是个不小的进步。相应的整齐、清晰将带来实际的便利，例如便于进阶、汎阶，便于军号与其他各种官职的地位比较，等等。
 　　另一序列中的侍中、散骑常侍、诸大夫、员外散骑常侍、给事中、奉朝请、员外散骑侍郎等职，就其名号来看当然属于文散官。但同一序列中还有中郎将、都尉、司马等，它们从名号上看原为武官而非文职，迳称为“文散官”未免令人踌躇。王仲荦先生在《北周六典》中只把这个序列名为“散官”，而不是“文散官”，这是较为谨慎的。不过考察显示，名为中郎将、都尉、司马，未必就一定是纯粹的武职。(这一点第四节还要专门论及。)毕竟，它们填充了文散官在官阶中留下的空缺，使之得以形成一个完整序列而与军号并存两立。就其与军号并立而言，至少在纳入这个序列后，中郎将、都尉、司马等等，似乎就已具有文职意味了。把它们看成是“准文散官”，甚至把这个序列迳直看成是文散官序列，我想都还说得过去。
 　　这也就是说，在“九命”之中，与军号并存两立的散官，初步形成了首尾完备的序列。这个进步，我以为比前述军号序列的进步，意义来得更为重大。陈苏镇指出：“《旧唐志》说：‘后魏及梁皆以散号将军记其本阶。’其实北魏、北齐和梁、陈的文散官也具有本阶的性质，只是不如散号将军制度成熟。”确实，北魏时军号已是个颇为成熟的“本阶”序列了，而文散官的“本阶化”，则相对缓慢了许多。不过我们仍然看到，时至西魏“九命”，在军号序列外又演化出了一个散官的序列；尽管其中还有些武职官名，但它毕竟已自成一系、首尾完整了。并且我们还将看到，这些散官，此时都已具有了浓厚的“本阶”性质。后世的文武散阶并立体制，显然应该以此为始。
 　　为了显示这个变动的意义，我们来引用 现代 文官制度作为参照。众所周知，现代文官系统的等级结构，有“职位分类” ( Position  Classification )和“品位分类” ( Personnel  Rank  Classification  )两大类型。在“职位分类”体制中，文官的等级与行政职位是合一的，无官则无级、位可言；而在“品位分类”之下，文官在职位之外别有官阶。职位确定权力、职责和任务，而官阶则确定官员自身的地位、资格、报酬等等。在后一情况下，官与职是分开的，既可以有官无职、有职无官，更可以官大职小，或职大官小。^[4] 
 　　我们转来观察中国 历史 前期的等级制度。汉代实行“禄秩”之制，“若干石”的禄秩所确定的是职位高低；如无职位，则官员本身无等级可言。^[5]比方说，某位郡守解任了，那么其“二千石”的等级也就非其所有了。这显然是较为接近于“职位分类”的。而时至唐代，九品官有职事官与散官之分，散官又名“散位”。在尚未担任或者已经解任了职事官的时候，“散位”仍赋予了或维持着其人的一定资位；当被委以职事官时，这“散位”就构成了他的“本品”。唐制：“入仕者皆带散位，谓之本品” ^[6]，“本品”可能高于、也可能低于职事官──所谓“职事高者为守，职事卑者为行” ^[7]。我们相信，这一“本阶”或“本品”制度，与现代的“品位分类”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假如与近代发展出的一种典型的“品位分类”制度──军衔制相比的话，这一点就更为明显了。军衔制的各个等级都呈现为“名号”，如大将、中校、少尉之类，这与中国古代的军号和散官序列，真是异曲同工。
 　　这就意味着，汉代用禄秩而魏晋以来用官品，其间不仅仅是名目与级差的改换而已。此期演化出了具有“本阶”意义的文武散官系列，这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官等级制度的结构和性质，此期又悄悄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从汉代禄秩的以“职位分类”为主，开始转以“品位分类”为主；开始由禄秩的单一体系，转而向唐宋的职务与本阶(以及勋官等)相分离又相配合的体系过渡，后者是个更复杂、更灵活的复合体系。^[8]在这个进程之中，将军号的进化先行了一步，而文散官的进化则较为迟缓一些。不过，在西魏“九命”所含散官序列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一个系统化的文散官序列，业已脱胎而出、初具形态了。

二  北周军号、散官的双授

  　　在西魏“九命”体制中，军号与散官呈“一武一文”、“两两相间”的排列，这反映了一命之中上下阶的存在。同时，审视有关史料中军号与散官的实际授予情况，我们还进而看到，这些两两相应的文武散号，还往往是被同时授予的。例如，授予骠骑将军之号者同时也授予右光禄大夫，授予车骑将军之号者同时也授予左光禄大夫。对此，我们称为军号与散官的“双授”制度。下面便征引史料，以证明这种“双授”惯例的存在──首先是证明军号与散官的成双授予，其次是证明二者间存在着上下阶相对应的关系。据上一节的西魏北周军号散官表，正八命中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分别与左右光禄大夫列为上下阶。那么请看北周史料中的如下“双授”情况：

黎景熙：从军，还，除骠骑将军、右光禄大夫。(《周书》卷四七《 艺术 黎景熙传》3/846)

褚该：转骠骑将军、右光禄大夫。(《周书》卷四七《艺术褚该传》3/850)

韦景略：后周骠骑将军、右光禄大夫、青州刺史。(《新唐书》卷七四上《宰相世系表四上》10/3098)

鞏宾：天和二年，授骠骑将军，右光禄大夫。(《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二五《周鞏君墓志》)

曹某：天和五年，君有六子，……次骠骑将军、右光禄、都督。(《金石萃编》卷三七《周故谯郡太守曹 乐碑》)

陈茂：授骠骑将军、右光禄大夫。(《金石萃编》卷三九《隋陈茂碑》)

寇奉叔：改授骠骑将军、右光禄。(《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八图版362《隋寇奉叔墓志》)

罗融：周建德二年，骠骑将军、左光禄、都督、河东郡主簿罗融。(《罗融等造像记》，平子君拓本，大村西崖《支那美术史·雕塑篇》，佛书刊行会1915年，第375页。按，“左光禄”当作“右光禄”，“左”字疑录文有误。)

乐逊：加车骑将军，左光禄大夫。(《周书》卷四五《儒林乐逊传》3/814)

李和：累除车骑将军、左光禄大夫。(《文物》1966年第1期《陕西省三原县李和墓清理简报》《李和墓志》图版)

于是我们就看到：第一，骠骑、车骑与左右光禄是“双授”的；第二，骠骑与右光禄相应，车骑与左光禄相应，二者在上下阶中确实是一一对应的。
 　　进而，在八命这个等级中，四征等将军、中军镇军抚军等将军，分别与左右金紫光禄大夫列为上下阶。请看如下“双授”情况：

黎景熙：孝闵帝践阼，加征南将军、右金紫光禄大夫。(《周书》卷四七《艺术黎景熙传》3/846)

上官略：周保定四年，邑子征东将军、右金紫光禄、都督、洛川县开国伯上官略。(《金石萃编》卷三六《圣母寺四面像碑》)

赵文表：从许国公宇文贵镇蜀，行昌城郡事，加中军将军，左金紫光禄大夫。(《周书》卷三三《赵文表传》2/580)

杜世敬： 天和三年，抚军将军、金紫光禄、安丰王镇徐州东面别将杜世敬。(《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北朝第008册《杜世敬造老君像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37页。“金紫光禄”应指左金紫光禄大夫。)

在正七命中，四平将军、前右左后将军分别与左右银青光禄大夫列为上下阶。请看如下“双授”情况：

崔仲方：后以军功授平东将军、银青光禄大夫。(《北史》卷三二《崔仲方传》/1176)
李吉：天和四年，平东将军、右银青光禄大夫、大都督。(《周李贤墓志》，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83页)
封某：香□平东将军、右银青光禄封□。(《金石萃编补遗》卷一《平东将军题字》[9] )
寇遵考：武成二年，除前将军、左银青光禄。(《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八图版363《隋寇遵考墓志》)

邵道生：建德元年六月廿日造讫，像主前将军、左银青光禄、都督、治思金郡守邵道生一心供养。(《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二三《邵道生造象记》)

宋金保：天和元年，化主尼仁父前将军、左银青光禄、都督、甘州刺史宋金保。(《金石萃编补遗》卷一《甘州刺史宋金保十七人等造像记》)

某某：保定元年，都像主、前将军、右银青光禄□□。(《北周豆卢子光等造佛像铭》，王素、李芳：《魏晋南北朝敦煌 文献 编年》第366号，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第247页)

雷某：保定二年，前将军、左银青光禄、潍州□垒□、南郡丞、假德州刺史雷(下泐)。(《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北朝第008册《雷文伯造像记》，第101页)

董道生：保定二年，佛弟子前将军、左银青光禄、都督、中城县开国男(下阙)。(《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北朝第008册《董道生造像记》，第106页)

赵佺：及皇室勃兴，冢宰作相，乃召公为中外府集曹，加前将军、左银青光禄大夫。(《北周赵佺墓志》，《魏晋南北朝敦煌文献编年》第395号，第262页)

(又《周书》卷三四《韩盛传》2/593：累迁至帅都督、持节、平东将军、太中大夫、银青光禄大夫、大都督。疑平东将军实与银青光禄大夫同时加授，而太中大夫则在此之前。)

 在七命中，冠军将军、辅国将军分别与太中大夫、中散大夫构成上下阶。请看如下“双授”情况：

栾乐：天和六年，化主冠军将军、大中〔大夫〕、都督、大将军龙 公记室栾乐。(《匋斋臧石记》卷一四《赵富洛等二十八人造观音像记》)

李康：冠军将军、大中、帅都督、恒州九门县令。(《集古录》《隋李康清德颂跋》，原记开皇十一年二月十二日建。“大中”显为“太中大夫”之省。按《隋书·百官下》，隋开皇年间冠军、辅国将军在从六品下阶，散官中无太中大夫。故李康官号，应为周官而非隋官)

韩盛：累迁至都督、辅国将军、中散大夫。(《周书》卷三四《韩盛传》2/593)

地连敦：保定四年，邑子辅国将军、中散、金曹从事、郡主簿地连敦。(《金石萃编》卷三六《圣母寺四面像碑》)

李庆宝： 保定四年，邑子辅国将军、中散、都督李庆宝。(《金石萃编》卷三六《圣母寺四面像碑》)

同王帝永孙：保定四年，西面邑主辅国将军、中散、别将同王帝永孙。(《金石萃编》卷三六《圣母寺四面像碑》)

宇文建：建德三年，辅国将军、中散、都督、开国子宇文建。(《金石萃编补遗》卷一《建崇寺造像记》。按此“宇文建”诸书著录不同，或作“宇文达”，或作“宇文建崇”)

宇文嵩：建德三年，辅国将军、中散、大都督宇文嵩。(《金石萃编补遗》卷一《建崇寺造像记》)

寇士璋：广州主簿、辅国将军、中散大夫，大都督。(《魏寇炽墓志》，《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490页)

 在正六命中，镇远将军、建忠将军分别与谏议大夫、诚议大夫列为上下阶。请看如下“双授”情况：

费永进： 天和六年三月廿一日，造像一区。□□将军、谏议、长利县南 二县令、慎政郡丞、治都督费永进。(《金石萃编》卷三七《费氏造像记》。按，文中“□□将军”应为“镇远将军”。)

寇遵考：周元年，迁掌朝上士，俄而加建节将军、诚议。(《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八图版363《隋寇遵考墓志》。按建节将军与建忠将军实为一事，隋代因避“忠”之讳而改也。)

郭永：保定元年，南面邑主、建中将军、诚议、别将郭永。(北周《豆庐子光等造佛像铭》，《魏晋南北朝敦煌文献编年》第366号，第247页。“诚议、别将”录文原作“诚紫别将”。“诚紫”无义，必为“诚议”或“诚义”之讹，且与“别将”为二官。)

在正五命中，宁远将军、扬烈将军分别与左右员外散骑常侍列为上下阶。请看如下“双授”情况：

陈茂：转泾州总管府司录，宁远将军、右员外常侍。(《金石萃编》卷三九《隋陈茂碑》)

寇遵考：周元年，除扬烈将军、左员外常侍。(《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八图版363《隋寇遵考墓志》)

(又，《金石萃编补遗》卷一《邑子一百廿八人等造像记》：天和元年，都化主□□□军、□员外常侍、都督冈井□。按，“□□□军”当作“宁远将军”或“扬烈将军”，“□员外常侍”当作“右员外常侍”或“左员外常侍。)

在五命中，伏波将军、轻车将军分别与奉车都尉、奉骑都尉构成了上下阶。请看如下的“双授”情况： 

张敏：六官建，授冬官下士、勋州别驾、伏波将军、奉车都尉。(《唐代墓志汇编》开元052号《唐张齐丘墓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在正四命中宣威将军、明威将军分别与武贲给事、冗从给事构成了上下阶。请看如下“双授”情况：

元岩：仕周，释褐宣威将军、武贲给事。(《隋书》卷六二《元岩传》5/1475)

刘德：公讳德，周建德三年，出身宣威将军、虎贲给事。(《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八图版448《隋刘德墓志》)

某某：北周保定四年，□威将军、虎贲给事□□。(《蒲州刺史王重兴等造像》， 台湾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拓片000838号[10] 。“□威将军”应为宣威将军。)

邵令和：北周保定四年，明威将军、冗从事邵令和。(《蒲州刺史王重兴等造像》，按“冗从事”应即冗从给事。)

王仲远：北周保定四年，明威将军、冗从事王仲远。(《蒲州刺史王重兴等造像》，按“冗从事”应即冗从给事。)

 在四命中，襄威将军、厉威将军分别与给事中、奉朝请构成上下阶。请看如下“双授”情况：

陈茂：迁振威将军、给事中。(《金石萃编》卷三九《隋陈茂碑》。按，“振威将军”或为碑文之误，或为“襄威将军”之异名。)

雷 安：天和□年，□威将军、辅(奉)朝请、别将雷 安。(《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北朝第008册《雷明香等造像记》，第151页。按，“威”前一字残泐不清，从“双授” 规律 推测应为“厉”字。)

在正三命中，威烈将军、讨寇将军分别与左右员外侍郎列为上下阶。请看如下“双授”情况：

牛弘：在周，转纳言上士，加威烈将军、员外散骑侍郎。(《隋书》卷四九《牛弘传》5/1297)

在三命中，荡寇将军、荡难将军分别与武骑常侍、武骑侍郎构成了上下阶。请看如下“双授”情况： 

秦业：保定二年，荡寇将军、武骑常侍、雍州典驿、幢主敬信士秦业敬造石像佛。(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室藏三1082号拓片《秦业造像》)

在正二命中殄寇将军、殄难将军分别与强弩司马、积弩司马构成了上下阶。请看如下“双授”情况： 

宋永贵：君讳永贵，解褐登朝，以周天和四年，出身授殄寇将军、强弩司马。(《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二八《隋宋永贵墓志》)

雷□ ：天和□年，殄□将军、强弩司马雷□ (《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北朝第008册《雷明香造像记》，第151页。按，“殄□将军”当作“殄寇将军”。)

在二命中，扫寇将军、扫难将军分别与武骑司马、武威司马构成了上下阶。请看如下“双授”情况：

李 □：天和六年，邑子扫寇将军、武骑司马李 □。(《匋斋臧石记》卷一四《赵富洛等二十八人造观音像记》)

梁嗣鼎：扫寇将军、武骑司马梁嗣鼎，从父入朝，蒙敕授官。以周大象二年六月廿一日临终。(《周梁嗣鼎墓志》，《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490页。)

在正一命中，旷野将军、横野将军分别与殿中司马、员外司马构成了上下阶。请看如下“双授”情况： 

赵迴昌：周保定四年，南面上堪像主旷野将军、殿中司马赵迴昌。(《金石萃编》卷三六《圣母寺四面像碑》)

屈男神□：周保定四年，左箱维那旷野将军、殿中司马屈男神□；(《金石萃编》卷三六《圣母寺四面像碑》)

雷荣显：周保定四年，东面邑主旷野将军、殿中司马雷荣显。(《金石萃编》卷三六《圣母寺四面像碑》)

费雷：周天和六年，典坐、旷野将军、殿中司马费雷。(《金石萃编》卷三七《费氏造像记》)

仲茂：建德元年，檀越主旷野将军、殿中司马 □□。(《金石萃编补遗》卷一《邑子 仲茂八十人等造像记》)

王嵩庆：建德二年，旷野将军、殿中司马、别将嵩庆。(《北周王令猥造像碑》，《魏晋南北朝敦煌文献编年》第401号，第265-266页。录文原作“息旷卩里，将军殿中司马别将嵩庆孙子彦……”。按“卩里”应为“野”字别体，“旷野将军”不当断句，“息”至“嵩庆”为一读，“息”为子辈；“孙”以下为孙辈，又起一句。)

滕归洛：开皇十六年四月，□父旷野将军、殿中司马归洛。(《金石萃编补遗》卷一《滕钦造天尊像记》。按，滕归洛之军号、散官，皆为周官而非隋官。[11] )

同王帝永：周保定四年，左厢邑正横野将军、员外司马同王帝永。(《金石萃编》卷三六《圣母寺四面像碑》)

平国： 天和元年十一月，□野将军、员外司马、斌州市令 平国。(《金石萃编补遗》卷一《甘州刺史宋金保等十七人造像记》。“□野将军”应作“横野将军”。 

以上材料足以证明，在“九命”各等级中，一武一文的散秩“双授”，业已形成了相当固定化的惯例。

 　　至于九命这个等级稍微特殊一些，其中军号和散官不止于“双授”，而进至于“三授”了。《北史》卷三十《卢辩传》2/1104：“周制……其开府又加骠骑大将军、侍中；其仪同又加车骑大将军、散骑常侍。……以此为常。”换言之，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与侍中构成一个固定组合，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与散骑常侍构成一个固定组合。其例如：

崔说：进爵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侍中。(《周书》卷三五《崔说传》2/614)

梁羽：迁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散骑常侍。(《周书》卷二七《梁椿传》2/452)

高宾：加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散骑常侍。(《周书》卷三七《高宾传》3/670)

杨文思：在周，年十一，拜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散骑常侍。(《隋书》卷四八《杨素传》5/1294)

强独乐：周明帝元年，大周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大都督、散骑常侍、军都县开国伯强独乐。(《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二三《强独乐文帝庙造像碑》)

萧太：蒙授车骑大将军、散骑常侍，仍为持节、都督、永州刺史；以保定五年除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庾信《周大将军义兴公萧公墓志铭》3/1007)

如果把“使持节”及“持节”的头衔也算上，则此已至“四授”。

 　　由此“双授”规律，我们就能纠正某些古籍的错误，庾信《周大将军襄城公郑伟墓志》3/939：“仍除使持节、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余如故。迁骠骑大将军、开府，加侍郎。”语中之“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必衍“开府”二字；而文末之“加侍郎”，必当作“加侍中”。[12] 西魏“九命”时其中并未列入侍中、散骑常侍二号，不过从《卢辩传》可以推知，这两种散官并未废止，二职的加授现象也常见于史籍。只是周武帝建德四年改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为开府仪同大将军、改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为仪同大将军，此后一度不见了侍中、常侍二职。不过《初学记》卷十二“侍中”条2/280：“后周宣帝末，又别置侍中，为加官。”大约到了周宣帝时，又恢复了加官侍中之职。又《唐六典》卷八182谓“后周散骑常侍为加官”，常侍的变动大约与侍中相似。至于利用“双授”规律修正石刻录文的情况，除已见于上者之外，又如《北周鲁恭姬造像铭》[13] 有“天和二年六月十□□和□□左员□□郎……”一句，我们有相当把握将之复原为“天和二年六月十日威烈将军左员外侍郎”。
 　　当然，史料中单授军号或文散官的情况，在此期也同样常见。不过我的看法是，事实上的“双授”仍应比史料中所见更多一些。多数情况下史传不可能详记个人的所有历官，必然经常略其军号或略其散官，而这就意味着，有些就史料看只拥有军号或散官二者之一的人，事实上还可能同时拥有着另一种散秩。
 　　此外还有些同时拥有军号和散官，但二者并不处于同一阶级，也就是说不符合上揭“双授”规律的事例。例如《唐罗君副墓志》：“曾祖和，周中散大夫、冠军将军。”[14] 如按“双授”惯例，七命冠军将军本与太中大夫相应，辅国将军方与中散大夫相应。又《唐左法墓志》：“父广，天和年中，诏授扬烈将军。……□迁□□将军、左员外常侍。”[15] 但扬烈将军恰好与左员外常侍相应，左广后来所迁的“□□将军”，不知何号。又《金石萃编》卷五六《唐于志宁碑》：夫人宏农刘氏，曾祖延，周使持节、左光禄大夫、都督、骠骑大将军；《周书》卷三六《刘志传》3/649：“世宗即位，除右金紫光禄大夫、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刘延、严忻、刘志军号与散秩的对应关系，都与上述“双授”惯例不甚相合。尤其是以下造像题记：《金石萃编》卷三七《宇文达造像记》周天和五年，持节、骠骑□□、□金紫光禄、□□刺史、都督、乌□□开国子宇文康；《金石萃编补遗》卷一《甘州刺史宋金保等十七人造像记》：天和元年十一月，邑胄肆浩父镇远将军、左银青光禄、步兵校尉、故县开国伯、帅都督严忻。这两条材料时间均在北周天和年间，但军号与散官的对应均与前揭“双授”规律不合，很可能引发疑问。
 　　可以推测这至少有两种情况。其一，是史传省文与罗列历官因素，史传对某人的不同时期所居官职做摘略记述，所罗列的乃是所历之官，而非同时拥有的官号。即使在造像题记中也存在着这类现象。例如《八琼室金石补证》卷二三《昨和拔富等一百廿八人造像记》有“南面斋主、虎贲给事、中散大夫昨和富进”，而虎贲给事与中散大夫均在北周散官序列之中，前者在正四命上阶，后者在从七命下阶。显而易见，一个人不大可能同时拥有同一序列中高低各异的两个散官头衔，我想这虎贲给事与中散大夫是昨和富进先后所历之官。这就证明，即使是造像记题名列衔，也存在着罗列历官现象。其二，是在某个时期军号与散官序列及其对应关系曾有过变化调整，但我们不知道其确切细节。无论如何，对这些矛盾记载我们能够做出较为合理的解说，它们不足以推翻上述“双授”论断；同时证明着“双授”是当时通行惯例的史料，则数量众多，确凿可信。
 　　为了更清晰地显示这样一点，不妨再把前已引及的陈茂、李和、寇遵考、寇奉叔和黎景熙等5人的“双授”仕历，再集中起来加以观察： 

陈茂：迁振威将军，给事中；……转泾州总管府司录，宁远将军、右员外常侍；……蒙褒赏，授骠骑将军、右光禄大夫。

李和：魏末，除安北将军、银青光禄大夫；入西魏北周，累除车骑将军、左光禄大夫；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寇遵考：仕魏为奉朝请，加威烈将军；……周元年，除扬烈将军、左员外常侍；俄而加建节将军、诚议；武成二年，除前将军、左银青光禄；……又授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

寇奉叔：庄帝时，又授威烈将军、奉朝请；转〔宁〕远将军、步兵校尉；西魏时，授安东将军、银青光禄大夫；北周时，改授骠骑将军、右光禄。

黎景熙：魏末，迁镇远将军、步兵校尉；从侯景，授银青光禄大夫，加中军将军；西魏恭帝元年，进号平南将军、右银青光禄大夫；孝闵帝践阼，加征南将军、右金紫光禄大夫；从军还，除骠骑将军，右光禄大夫；天和三年，进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

 由此可见，军号与散官不仅经常同时授予，而且它们还往往同时变动。陈茂有3次散秩变动，都采取了“双授”形式；李和4次散秩变动为“双授”，其中1次在魏末；寇遵考有5次散秩的变动为“双授”，其中1次是在东魏。寇奉叔4次“双授”，有3次是在北魏和西魏；而黎景熙6次“双授”，3次在北魏、西魏，3次在北周。就是说，还是在西魏颁行“九命”之前，“双授”就已是通行的做法了。到了“九命”问世，军号与散官间建立了制度化的对应关系；那么这时的“双授”，即使不是基于法定制度，至少也是由惯例而形成的制度。
 　　庾信《周兖州刺史广饶公宇文公神道碑》是这样赞美郑常之父郑顶的3/910：“银青、金紫，方于温羡、傅祗；镇南、征东、比于刘弘、荀顗。”又其《周骠骑大将军开府侯莫陈道生墓志铭》赞侯莫陈道生之授骠骑、金紫：“赵俨之为骠骑，正驾单车；张堪之拜光禄，长乘白马。以斯连类，朝野荣之。”可见同时拥有文武散号，在时人看来真是个吹捧的口实或夸耀的本钱。诸如中郎将、都尉、武贲给事、武骑常侍、武骑侍郎及诸司马等等名为武职，它们与军号的“双授”，还可以说只是一种名号之滥；至于诸大夫、员外常侍、员外郎、给事中、奉朝请等文散官之与军号的“双授”，则进而还导致了文武职类的混淆不分。这颇能显示西魏北周政治的特殊之点，例如它以军事立国，文武不分、“选无清浊”的特色。那么为弄清这“双授”的由来为何，在就让我们转向此前的北魏，来考察其来龙去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