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一一○《匈奴列傳》，頁2885。
[2]《史記》卷八八《蒙恬列傳》，頁2565～2566。
[3]《水經·河水注》，據王先謙《合校水經注》（上海，中華書局，民國排印《四部叢刊》本）卷三，頁4a～4b。案：“峨然雲舉”原作“善能雲舉”，此從朱謀土韋《水經注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王國維《水經注校》本，頁77）引《大事記》、趙一清《水經注釋》（臺北，華文書局，1970，影印清乾隆五十九年趙氏小山堂刊本，頁192）校改。
[4]譚其驤《北河》，原刊《中華文史論叢》第六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署名禾子，此據作者文集《長水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下冊，頁331～333。
[5]譚其驤《北河》，見《長水集》下冊，頁331～333。
[6]張鼎彜《綏乘》（上海，民國十年趙鎛斯發行，泰東書局印製）卷一一《水利考》，頁2。
[7]張鼎彜《綏乘》卷七《要隘考》，頁2。
[8]唐曉峰《內蒙古西北部秦漢長城調查記》，刊《文物》1977年第5期，頁18。
[9]案今人或謂狼山口即石蘭計山口之北口，二者爲同一山間谷道，各據一端，說見何清谷《高闕地望考》（刊《陝西師大學報》1986年第3期，頁76）；本文所說狼山口位置，乃是遵從張鼎彜在民國時的記述。
[10]張維華《中國長城建置考》（上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106。案張氏此書中關於趙長城之高闕部分，寫成於民國時期，並曾在當時刊物上發表，至1963年，彙集成此書，準備出版，但因故延宕至1979年始以“內部發行”形式印製成書。
[11]顧頡剛等《中國歷史地圖集（古代史部分）》（上海，地圖出版社，1955），頁6，頁7。
[12]侯仁之《烏蘭布和沙漠北部的漢代墾區》，原刊《治沙 研究 》1965年11月第七號，此據作者文集《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頁78。
[13]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北京，地圖出版社，1982）第一冊《戰國趙、中山圖》，頁37～38；第二冊《秦關中諸郡圖》，頁5～6；《西漢并州朔方刺史部圖》，頁17～18。案此圖在1982年正式出版發行之前，先於1975年，署名爲“中國歷史地圖集編輯組編輯”，以“中華地圖學社”的名義，“內部發行”出版，圖上高闕的位置，與後來的正式出版本完全相同，見此“內部發行”本第一冊《戰國趙、中山圖》，頁37～38；第二冊《秦關中諸郡圖》，頁5～6；《西漢并州朔方刺史部圖》，頁20～21。
[14]譚其驤《陰山》，原刊《中華文史論叢》第七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署名禾子，此據作者文集《長水集》下冊，頁334。
[15]楊守敬《水經注圖》（清光緒己巳楊氏觀海堂原刻本）北二西四b～北二西五a。
[16]史念海《黃河中游戰國及秦時諸長城遺迹的探索》，原刊《陝西師範大學學報》1977年第4期，此據作者文集《河山集》二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1），頁463。又史念海《西北地區諸長城的分佈及其歷史軍事地理》，原刊《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4年第2、3輯，此據作者文集《河山集》七集（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頁260，頁268，頁280。
[17]鮑桐《高闕地望新探》，刊《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3年第2輯，頁73～79。
[18]嚴賓《高闕考辨》，刊《歷史地理》第二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頁82～84。何清谷《高闕地望考》，刊《陝西師大學報》1986年第3期，頁74～77。沈長雲《趙北長城西段與秦始皇長城》，原刊《歷史地理》第七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頁126～133，此據作者文集《上古史探研》（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311～324。李逸友《高闕考辨》，刊《內蒙古文物考古》1996年第1、2期合刊，頁39～44。案下文引述這四位學者的觀點，凡出於此者，一般不再另行標注。
[19]《史記》卷四三《趙世家》，頁1811。
[20]鮑桐《高闕地望新探》（刊《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3年第2輯，頁69）一文，認爲九原城故址應爲今包頭市郊區嘛池古城，較三頂帳房古城址更偏東側，這樣，雲中郡的西北界就更不可能軼出於陰山之外。
[21]劉師培《左盦集》（清宣統原刻本）卷五《秦四十郡考》附《秦郡建置沿革考》（案此原刻本僅存初印樣本，尚未刻入頁碼）。
[22]史念海《論秦九原郡始置的年代》，原刊《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3年第2期，此據《河山集》七集，頁376～384。
[23]全祖望《漢書地理志稽疑》（北京，中華書局，1955，重印開明書店《二十五史補編》本）卷一，頁1250。案“始皇三十三年以前”，“三十三年”原文爲“三十五年”，據上下文義，“五”應是“三”字形訛，徑改。
[24]《續漢書·郡國志五》（北京，中華書局，1965，頁3224～3525）五原郡西安陽縣下梁劉昭注。
[25]《資治通鑒》（北京，中華書局，1956）卷七秦始皇三十三年蒙恬渡河據陽山條元胡三省注，頁243。
[26]王國維《觀堂集林》（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一二《秦郡考》，頁538。
[27]案語出《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頁252。
[28]文見《史記》卷四三《趙世家》，頁1812。
[29]史念海《論秦九原郡始置的年代》，見《河山集》七集，頁376～384。
[30]陳倉《戰國趙九原郡補說》，刊《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4年第2輯，頁247～249。
[31]文見《戰國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卷二九《燕策》一“蘇秦將爲從北說燕文侯”條，頁1039。
[32]文見《戰國策》卷二九《燕策》一“張儀爲秦破縱連橫謂燕王”條，頁1052。
[33]《水經·河水注》引古本《竹書紀年》，據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卷三，頁7a。
[34]譚其驤《秦郡新考》，原刊《浙江學報》第2卷第5期，1947年12月，此據《長水集》上冊，頁6～7。
[35]《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二八《地理志》，頁1655～1656，
[36]譚其驤《陰山》，見《長水集》下冊，頁334。
[37]案譚其驤這種看法，很可能是受到了清人胡渭的影響，如下文所引述，胡渭以爲“陽山即陰山。山在中國之極北，故名陰山”。說見《禹貢錐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卷一三上，頁417。
[38]《呂氏春秋·本味篇》，據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上海，學林出版社，1984）卷一四，頁741。
[39]《史記》卷八八《蒙恬列傳·集解》，頁2566。案此說尚別見於《水經·河水注》，一在陽山項下，作《漢書注》語；一在馬陰山項下，作《漢書音義》語。注《漢書》及作《音義》者俱不止一家，楊守敬據唐司馬貞《史記索隱》引徐廣同文（見《史記》卷一一○《匈奴列傳·索隱》，頁2886），並《水經·河水注》馬陰山項下引徐廣《史記音義》“五原安陽縣北有馬陰山”語，將《水經注》這兩則引文的出處，俱訂正爲徐廣《史記音義》（見楊守敬《水經註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頁215，頁217）。今案《續漢書·郡國志五》五原郡西安陽縣下梁劉昭注（頁3525）引“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語，亦言出自徐廣；又《水經·河水注》下文九原縣故城項下引徐廣《史記音義》（楊守敬《水經註疏》本，頁225），也有“陰山在五原北”語，可證楊說當是。
[40]《水經·河水注》，據楊守敬《水經註疏》卷三，頁218。
[41]胡渭《禹貢錐指》卷一三，頁417。
[42]《水經·河水注》，據楊守敬《水經註疏》卷三，頁218。
[43]《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並唐顔師古注引北魏闞駰語，頁1622。參見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一冊《戰國趙、中山圖》，頁37～38。
[44]《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頁1619～1620。案出土錢範表明，東、西二安陽在戰國時的正式名稱，應同爲“安陽”。參見黃錫全《先秦貨幣中的地名》，刊《九州》第三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頁198～199。
[45]《續漢書·郡國志五》五原郡下，頁3525。
[46]案楊守敬謂“馬陰山省言之即陰山也”（見所著《水經註疏》頁217～218），而如上文所述，“陰山”乃是與“陽山”相對得名，故“陰山”不可能是由“馬陰山”減省而來。實際恰恰相反，“馬陰山”應當是由“陰山”衍生而來。
[47]《水經·河水注》，據楊守敬《水經註疏》卷三，頁224～225。
[48]董祐誠《水經注圖說殘稿》（清同治八年刊《董方立遺書》本）卷二，頁26b。
[49]《水經·河水注》，據楊守敬《水經註疏》卷三，頁231。
[50]《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四上《世祖紀》上，頁71，頁72。
[51]《水經·河水注》，據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卷三，頁10b。《魏書》卷四下《世祖紀》下，頁95。
[52]譚其驤《陰山》，見《長水集》下冊，頁334。案張維華《中國長城建置考》（上編，頁104～105），謂《史記》所舉之陰山，乃專指今大青山而言，與譚氏此“次廣義”陰山涵義相同。
[53]見《漢書》卷九四下《匈奴傳》下，頁3803。
[54]丁謙《水經注正誤舉例》（1920年劉氏求恕齋刊本）卷五，頁47b。
[55]參見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五冊《隋關隴諸郡圖》，頁7～8；《唐京畿道、關內道圖》，頁40～41。
[56]張鼎彜《綏乘》卷五《山川考》上（頁1），對於這幾個字的語音聯繫，已有相近看法，謂塞外人讀侵文韻如庚青韻。雖張氏以今日之方音論古音通轉，類比稍顯不倫，但他對這幾個地名語音承轉關係的判斷，完全正確。
[57]《水經·河水注》，據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卷三，頁4b。
[58]參見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四冊《北朝魏雍、秦、豳、夏等州沃野、薄骨律等鎮圖》，頁54～55；第五冊《唐京畿道、關內道圖》，頁40～41。
[59]《史記》卷一一○《匈奴列傳·集解》，頁2885～2886。
[60]《水經·河水注》，據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卷三，頁9。
[61]參見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二冊《秦關中諸郡圖》，頁5～6。
[62]白道經行“白道嶺”，或以爲“白道嶺”即今呼和浩特市北之蜈蚣壩，史念海《黃河中游戰國及秦時諸長城遺迹的探索》一文，即持此說，見《河山集》二集，頁466。
[63]《水經·河水注》，據清武英殿聚珍版《水經注》（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影印《四部叢刊》本）卷三，頁9b～10a。
[64]內蒙古文物工作隊、內蒙古博物館《內蒙古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收入文物編輯委員會編《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頁73～74。
[65]蓋山林、陸思賢《內蒙古境內戰國秦漢長城遺迹》，刊中國考古學會編《中國考古學會第一次年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頁212～224。案此文本爲1979年4月舉行的中國考古學會第一次年會上的會議論文。
[66]蓋山林、陸思賢《陰山南麓的趙長城》，原刊《中國長城遺迹調查報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此據內蒙古自治區文物隊編《內蒙古文物資料續集》（呼和浩特，自印，1984），頁87～89。
[67]李逸友《中國北方長城考述》，刊《內蒙古文物考古》2004年第1期，頁1～51。
[68]關於這道趙武靈王長城現存遺迹的分佈狀況，國家文物局主編《中國文物地圖集》之《內蒙古自治區分冊》（郭素新主編，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2003，上冊，頁64～65，頁112～115，頁126～129，頁252～253，頁270～271），標示最爲清楚。
[69]嚴賓除前面舉述的文章之外，還撰有《趙武靈王長城考》（刊《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9年第2輯，頁151～160）一文，專門論述趙武靈王長城的走向問題。關於趙武靈王長城與趙長城上高闕的位置，本文的結論，雖然與嚴賓諸人完全一致，而具體論證過程，卻互有參差。[70]李逸友等調查發現，趙武靈王長城建有城垣的地段，西端起始於今烏拉特前旗西山咀以東約10公里的大壩溝口，這裏也有兩峰對峙，形似雙闕。所以，李氏等認爲大壩溝口即高闕所在。今按大壩溝口的位置，似與何清谷所說大溝口爲同一地點。又鮑桐《高闕地望新探》（《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3年第2輯，頁68，頁70）認爲，高闕應在今烏拉前山與大青山之間的分界線昆都侖溝。這一位置似過於偏東，與《史記·匈奴列傳》所記陰山西端的位置不盡契合，還需要進一步探討。
[71]《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頁239。
[72]《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集解》，頁239～240。
[73]參見陳偉《秦蒼梧、洞庭二郡芻論》，刊《歷史研究》2003年第5期，頁168～172。
[74]裴駰所說，是否確爲秦始皇初分之三十六郡，還需要仔細斟酌。清人錢大昕謂秦三十六郡應當依循《漢書·地理志》所列秦郡以定，所說似乎也比從《史記》、《漢書》中的零散史事中勾稽秦三十六郡，要更爲合理（案依此所定秦始皇三十六郡，仍含有九原在內）。對此，我擬另行撰文，予以闡釋。惟錢大昕云“讀古人書，須識其義例”，這句話最爲吃緊。除錢氏以外，清朝乾嘉以降迄至今日，另辟蹊徑来考據秦郡的學者，似乎均犯有未識古書義例的弊病。錢說見《潛研堂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排印《潛研堂集》本）卷一六《秦四十郡辨》，頁253～256；又《秦三十六郡考》，頁258～260。
[75]《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頁239。
[76]何清谷《關於高闕位置的反思——兼答鮑桐同志》，刊《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3年第2輯，頁84～85。
[77]《史記》卷八八《蒙恬列傳》，頁2566。
[78]《史記》卷八一《廉頗藺相如列傳》附《李牧傳》，頁2449～2450。
[79]《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頁252～253。
[80]《史記》卷一一○《匈奴列傳》，頁2886。
[81]案《史記》卷一五《六國年表》（頁757～758）作“四十四縣”，劉宋裴駰《史記集解》引徐廣語曰：“一云四十四縣是也。又云二十二縣。”這次秦廷在“河南地”到底設立多少個縣， 目前 還難以確定。
[82]案此“十萬”當從《秦始皇本紀》等作“三十萬”，說詳梁玉繩《史記志疑》（北京，中華書局，1981）卷三三，頁1384。
[83]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卷一一○《匈奴列傳》，頁1790。
[84]《史記》卷八八《蒙恬列傳》，頁2565～2566。
[85]說詳史念海《黃河中游戰國及秦時諸長城遺迹的探索》，見《河山集》二集，頁453～461。彭曦《戰國秦長城考察與研究》（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0），頁1～235。
[86]《史記》卷三○《平准書》，頁1425。參見史念海《新秦中考》，原刊《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87年第1輯，此據作者文集《河山集》五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頁92～138。
[87]說詳史念海《新秦中考》，見《河山集》五集，頁100。
[88]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二冊《秦關中諸郡圖》，頁5～6。案在編制《中國歷史地圖集》之前，譚其驤對於“河南地”所持的看法，本來與上文所述史念海的看法基本相同，謂：“所謂‘河南地’應該不僅指河套地區即當時的九原郡，迤南的陝甘北部即當時的上郡和北地二郡，也應包括在內。”（說見譚其驤《何以黃河在東漢以後會出現一個長期安流的局面——從歷史上論證黃河中游的土地合理利用是消弭下游水害的決定性因素》，原刊《學術月刊》1962年第2期，此據《長水集》下冊，頁12。）可是，因爲要想維護秦始皇三十三年始設九原郡的說法，需要把九原郡的設置，與秦始皇三十三年在“河南地”界設立四十四縣一事聯繫起來，譚氏在《中國歷史地圖集》上，便不得不如此繪製。
[89]《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集解》引，頁253。
[90]《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頁1611。《續漢書·郡國志五》，頁3519。案《漢書》卷三一《項籍傳》（頁1805～1806）顔師古注引東漢人服虔《漢書音訓》語，謂榆中爲“金城縣所治也”，所說與《續漢書·郡國志》載金城郡同時轄有金城、榆中諸縣的記述不符，應有舛錯。惟據服虔語，可證自東漢時即釋此榆中位於金城郡轄境之內。
[91]《嘉慶重修一統志》卷二五三蘭州府古迹“榆中故城”條。參見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二冊《西漢涼州刺史部圖》，頁33～34。
[92]《水經·河水注》，據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卷二，頁32b。
[93]張維華《中國長城建置考》（上編），頁132。
[94]《史記》卷四三《趙世家》，頁1811。《戰國策》卷二九《趙策》二“王破原陽”條，頁675。
[95]《漢書》卷三一《項籍傳》顔師古注，頁1806。
[96]《史記》卷四三《趙世家·正義》，頁1811。
[97]沈長雲《趙北長城西段與秦始皇長城》，據《上古史探研》，頁314。
[98]史念海《新秦中考》，見《河山集》五集，頁94～99，頁138。
[99]《水經·河水注》，據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卷三，頁16b。
[100]《漢書》卷五二《韓安國傳》並顔師古注引如淳語，頁2401～2402。
[101]《史記》卷七《項羽本紀·索隱》引崔浩語。案崔浩撰荀悅《漢紀》之《音義》，事具唐顔師古《漢書敘例》，見《漢書》卷首，頁6。
[102]《水經·河水注》，據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卷三，頁16b。另外，北宋人歐陽忞，在《輿地廣記》（上海，商務印書館，1939，《國學基本叢書》本，頁184）卷一七勝州榆林縣下，謂其“南界有榆溪塞，即蒙恬爲秦侵胡，辟地數千里，累石爲城，植榆爲塞是也”，說法也與《水經注》相似。
[103]荀悅《漢紀》（北京，中國書店，1990，《海王村古籍叢刊》影印《龍溪精舍叢書》本）卷一《高祖皇帝紀》，頁26。
[104]在當代歷史地理學者中，王北辰即簡單信從《水經注》的記載，以爲“樹榆爲塞”，“指的就是諸次水上的榆溪塞”，說見《內蒙古烏審旗古代歷史地理叢考——龜茲縣、榆溪塞、契吳山》，原刊《乾旱區地理》1989年第4期，此據作者文集《王北辰西北歷史地理論文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00），頁381。
[105]史念海《新秦中考》，見《河山集》五集，頁96～97。
[106]《元和郡縣志》（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三九隴右道河州枹罕縣下（頁989），謂“故罕羌侯邑，秦滅爲縣，後遂因之”。
[107]《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隴西郡臨洮縣並金城郡白石縣下，頁1610～1611。
[108]楊守敬《水經注圖》，南三西七b，南四西七a～南四西八a。
[109]《水經·河水注》，據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卷二，頁20b。
[110]陳守中《允吾、金城、榆中、勇士等古城址考》，刊《歷史地理》第十一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頁195。
[111]《史記》卷七《項羽本紀》，頁308。
[112]案此四十四（或三十四）縣的具體名稱和位置，今已大多無法確知，有人嘗試以西漢臨河諸縣爲依據，來復原其中的部分縣址（如上引陳守忠《允吾、金城、榆中、勇士等古城址考》一文）， 方法 大致可取。
[113]案張維華《中國長城建置考》（上編）（頁132～133）、李逸友《中國北方長城考述》（刊《內蒙古文物考古》2004年第1期，頁1～51）等即持此說。
[114]《史記》卷三○《平准書》，頁1438。
[115]賈誼《新書》（明末刊錢震瀧評閱本）卷一《過秦》上，頁2b。
[116]《史記》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傳》，頁2954。
[117]《史記》卷一三○《太史公自序》，頁3315。
[118]《史記》卷八八《蒙恬列傳》，頁2570。
[119]史念海《黃河中游戰國及秦時諸長城遺迹的探索》，見《河山集》二集，頁453～454，頁457，頁462～463。
[120]國家文物局主編《中國文物地圖集》之《內蒙古自治區分冊》，上冊《專題文物圖說明·內蒙古自治區戰國、秦、漢、北魏長城遺存》，頁94；《烏海市海勃彎區、海南區、烏達區文物圖》，頁134～135；下冊《內蒙古自治區文物單位簡介·烏海市》，頁75。
[121]李逸友《中國北方長城考述》，刊《內蒙古文物考古》2004年第1期，頁22。
[122]譚其驤《秦關中北邊長城》，原刊《歷史地理》第三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署名禾子，此據作者文集《長水集續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頁464～465。
[123]《漢書》卷九四下《匈奴傳》下，頁3804。
[124]陳夢家《漢武邊塞考略》，見所著《漢簡綴述》（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207。
[125]參見沈長雲《趙北長城西段與秦始皇長城》，見《上古史探研》頁322～324。
[126]內蒙古文物工作隊、內蒙古博物館《內蒙古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見文物編輯委員會編《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頁73。李逸友《中國北方長城考述》，刊《內蒙古文物考古》2004年第1期，頁1～51。
[127]國家文物局主編《中國文物地圖集》之《內蒙古自治區分冊》，《專題文物圖說明·內蒙古自治區戰國、秦、漢、北魏長城遺存》，頁94。
[128]參據錢耀鵬《試論城的起源及其初步發展》，原刊《文物季刊》1998年第1期，此據西北大學文博學院編《考古文物研究》（二）（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1），頁241～252。又錢耀鵬著《中國史前城址與文明起源研究》（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01）第四章第三節《戰爭與防禦形式的演變》，頁235～257；第五章第三節《史前城址的歷史地位》，頁291～293。
[129]《左傳》昭公七年，據杜預《春秋經傳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卷二一，頁1287。
[130]鄭玄注《周禮》，謂“聚土曰封”。據賈公彥《周禮註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影印阮刻《十三經註疏》本）卷九《地官·司徒》“封人”條，頁697。
[131]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清嘉慶經韻樓原刊本）田部，頁697。
[132]見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卷三，頁177。案《小爾雅·廣詁》（據葛其仁《小爾雅疏證》卷一，道光己亥原刻本，頁12）謂“封、畛、際、限、疆、略，界也”，疑杜預所釋，本之於此。
[133]杭世駿《訂訛類編續補》（上海，上海書店，1986，影印民國刊《嘉業堂叢書》本）卷上“略”條，頁9b～10a。
[134]杭世駿《訂訛類編續補》卷首自序，頁1。
[135]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81）昭公七年下，頁1283。
[136]顧炎武《日知錄》“長城”條，據黃汝成《日知錄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卷三一，頁52。案宋人胡宏，遠在顧炎武之前，已經意識到春秋時期的田間溝洫，可以起到“邑裏阻固”的作用，“雖有戎車，不可超越也”。胡說見所著《皇王大紀論》（北京，中華書局，1987，《胡宏集》本）之“商鞅變法”條，頁280～281。
[137]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卷一二，頁643，頁651。
[138]程瑤田《通藝錄》(清嘉慶八年原刊本)之《阡陌考》，頁1a～3a。
[139]司馬光《太玄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98）卷二《達》次六“大達無畛”條（頁36）云：“洫所以明田界也。”
[140]沈兼士《右文說在訓詁學上之沿革及其推闡》，原刊中央研究院《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紀念論文集》下冊，1933年，此據《沈兼士學術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161～163。
[141]湖北雲夢睡虎地秦簡記云“封即田千（阡）陌”，亦即表示阡陌的界限；四川青川戰國秦牘《田律》，也記有用“封”標識田界的具體形式。這說明“封略”的“封”，最初很可能與“略”字一樣，也是專用于標識田界。見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之《 法律 答問》，頁178；四川省博物館等《青川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牘——四川青川縣戰國秦墓發掘簡報》，刊《文物》1982年第1期，頁1～15。
[142]《詩·周頌·載芟》毛氏傳並鄭玄箋，據孔穎達《毛詩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0，影印阮刻《十三經註疏》本）卷一九，頁602。又今人沿承此說之代表性著述如高亨《詩經今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頁501。
[143]江有浩《詩經韻讀》（清嘉慶甲戌原刻本）卷四，頁6a。于省吾《澤螺居詩經新證》（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上“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並“侯彊侯以”條，頁85～87。按照江有浩的看法，“侯彊侯以”之“以”字，應與下文“有嗿其饁，思媚其婦”的“婦”字同韻，俱屬之部；而上句“侯亞侯旅”之“旅”字，乃屬魚部。所以，從用韻和詩句的節奏角度看，“思媚其婦”下應句斷，以與“侯彊侯以”句相回應；下文“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句中，“士”、“耜”、“畝”三字，雖然俱與“以”、“婦”同韻，但依節奏，仍是另自爲句，要更顯流暢。于省吾的研究則表明，“侯彊侯以”這句詩，雖然從形式上看起來，似乎與“侯主侯伯，侯亞侯旅”句式相同，但實質上，應讀作“侯疆侯紀”而訓爲“維疆維理”，與“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之“略舉當時自天子以下卿大夫之祿食公田者”，不是並列關係。今余冠英著《詩經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頁157），雖然對“略”字的釋義，與愚見不同，卻同樣是將“有依其士”與“有略其耜”連讀爲一句。
[144]如唐人孔穎達之《毛詩正義》，乃至今人高亨《詩經今注》，俱作如此句讀。清人陳奐《詩毛氏傳疏》（清道光原刻本）卷二八（頁6b）謂“思媚其婦”系與下文之“有依其士”對文。今案，其實“思媚其婦”句，應是與上文之“有嗿其饁”對文，蓋佳肴、美婦，都是對耜田之士的激勵。
[145]清人王引之《經義述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第174冊影印清道光七年王氏京師刊本）卷六“依其在京，有依其士”條（頁409～410），謂“依”當讀爲“殷”，作壯盛貌解，“言農夫壯盛，足任耕作”，似反不如從“依”之本義，作倚恃解更爲順暢。
[146]詳清人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北京，中華書局，1989）卷三○《載芟》，頁1104。
[147]《尉繚子·分塞令》，據上海師範學院古籍整理研究室等《尉繚子注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頁75。
[148]《六韜·龍韜·王翼》，據《武經七書》（日本寬永二十年刊本）本卷三，頁2a。
[149]《左傳》定公元年，據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卷二七，頁1608～1609。
[150]《左傳》哀公十一年記有“黨氏之溝”，杜預以爲是“朝中地名”，實際上很可能是標示党氏家族居地範圍的界線。見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卷二九，頁1769。
[151]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之《秦律十八種·徭律》，頁77。
[152]《史記》卷三二《齊太公世家》，頁1488。
[153]賈誼《新書》卷六《春秋》，頁12b～13a。
[154]《史記》卷三二《齊太公世家》，頁1489。
[155]《左傳》僖公四年，據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卷五，頁245。
[156]《左傳》哀公十一年，據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卷二九，頁1769。
[157]《管子·問》，據民國排印明趙用賢校勘《管子》（上海，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本）卷九，頁10～13。
[158]參見郭沫若《管子集校》問篇第二十四，據《郭沫若全集（歷史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本第6冊，頁71。案郭氏以爲此句“閉”乃“閈”字之誤，“闕”上當奪一“門”字，所說可從。
[159]《墨子·天志下》，據孫詒讓《墨子間詁》（北京，中華書局，2001）卷七，頁214。
[160]王念孫《讀書雜志》（北京，中國書店，1985）之《墨子》第三《天志下》“溝境·御”條（頁75～76），謂“‘溝境’二字不詞，當依《非攻篇》作‘邊境’，此涉下文‘溝池’而誤也”。案王氏顯然不明當時以壕溝爲界限的邊界制度，故有此說，近人吳毓江已辨其失，說見所著《墨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3）卷七，頁329。
[161]見唐賈公彥《周禮註疏》卷一○，頁702。
[162]除了主要作戰形式由車戰向騎戰的轉變之外，長城的修建，還與作戰攻取的主要目標由“攻城”向“略地”轉變，具有更爲直接的關聯。對此，我將另行撰文論述。
[163]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之《二年律令·津關令》，二年律令圖版，第494號簡，頁47；釋文注釋，頁206。
[164]吳礽驤《河西漢塞》，刊《文物》1990年第12期，頁45～60。甘肅省永登縣文化館《永登縣漢代長城遺迹考察》，刊《文物》1990年第12期，頁61～65。
[165]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二《叔夷鐘跋》，頁29～30。
[166]《春秋》莊公九年，參據洪亮吉《春秋左傳詁》（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一，頁28。
[167]《戰國策》卷二九《燕策》一“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條，頁1057。
[168]《商君書·弱民》，據蔣鴻禮《商君書錐指》（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五，頁127。
[169]夏鼐《中國文明的起源》（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第三章《中國文明的起源》，頁84。
[170]顧頡剛《浪口村隨筆》（瀋陽，遼寧 教育 出版社，1998，《新世紀萬有文庫》本）卷一“秦長城”條（頁27～29），已經注意到秦人修築長城，“憑藉水阻”的用意。不過，顧氏僅僅把“水阻”解作長城外側的河道，而沒有將其視作脫離於長城城垣之外的特殊防禦設施，認識似乎還不夠透徹。
[171]《史記》卷五《秦本紀》，頁199。
[172]《史記》卷一五《六國年表》，頁705。
[173]《史記》卷五《秦本紀》，頁200。
[174]史念海《黃河中游戰國及秦時諸長城遺迹的探索》，見《河山集》二集，頁444～449。
[175]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之《二年律令·津關令》，釋文注釋，頁208。
[176]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之《秦律十八種·田律》，頁26。同樣的法規，也見於雲夢龍崗秦簡，見中國文物研究所等《龍崗秦簡》（北京，中華書局，2001）第82號簡，照片摹本，頁34；釋文注釋校證，頁102。
[177]崔豹《古今注》（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四部叢刊》三編影印宋本）卷上《都邑》，頁9。
[178]見曹婉如等編《中國古代地圖集（戰國－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頁25～27。
[179]張維華在《中國長城建置考》（上編）（頁21）中已經指出，齊長城的興建，“其先乃因于濟水之防”，即利用濟水的河堤。在增強防禦功能這一點上，河堤與溝邊土埂的性質非常接近，可以等同看待。
[180]清人雷學淇《介庵經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第176冊影印清道光通州雷氏刻本）卷四“溝樹溝封”條（頁139～140），謂“有溝者必有封”，所說甚有見地。
[181]彭曦《戰國秦長城考察與研究》，頁1～266。
[182]《周禮·地官·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鄭玄注曰：“壝，壇與堳埓也。”清人孫詒讓釋云：“壝者，委土之名。凡委土而平築之謂之墠，於墠之上積土而高若堂謂之壇，外爲庳垣謂之堳埓。”說見孫詒讓《周禮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一八，頁692～695。《說文解字》土部：“埓，庳垣也。”清人段玉裁注曰：“庳者，中伏舍也，引申之爲卑也。按《廣韻》引孟康云‘等庳垣也’。似孟氏所據爲長。等者，齊等也。卑垣延長而齊等若一，是之謂埓。”見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頁685。合觀二者，《古今注》所云“壝埓”，應當是指低矮的土垣。四川青川出土戰國木牘《田律》（四川省博物館等《青川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牘——四川青川縣戰國秦墓發掘簡報》，刊《文物》1982年第1期，頁1～15），記有用作田地界限的“封埒”，其“封高四尺，大稱其高；捋（埒）高尺，下厚二尺”，“埒”的高度，只是“封”的四分之一。據此可以推測，表示領土疆界的“封”，即使有“壝埒”並用，這種“壝埒”的高度，也應大大低於封土。
[183]參見孫詒讓《周禮正義》卷五八《夏官·司險》，頁2408～2409。
[184]見唐賈公彥《周禮註疏》卷三○，頁844。
[185]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卷一《散氏盤跋》，頁17～18。
[186]王先謙《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卷一○《議兵篇》，頁283～284。
[187]雷學淇《介庵經說》卷四“溝樹溝封”條，頁139～140。
[188]溝封、溝樹的封略制度，到後代逐漸無人知曉。西漢後期，劉向“采傳記行事作《新序》”（《漢書》卷三六《楚元王傳》，頁1958），書中也曾引述王恢與韓安國議論北方邊事的話，但今傳本《新序》“樹榆爲塞”作“積木爲寨”（《新序》卷一○《善謀》下，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2，《漢魏叢書》本，頁387），這便應當是無知妄人，因不明溝樹制度而臆改。
[189]唐賈公彥《周禮註疏》卷一二，頁720。
[190]《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頁253。
[191]《史記》卷一一○《匈奴列傳》，頁2886。
[192]張文虎《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一“陶山北假中”條，頁73。
[193]楊守敬《水經註疏》卷三，頁217。
[194]譚其驤《陰山》，據《長水集》下冊，頁335。又王北辰《內蒙古後套平原的幾個歷史地理問題——兼考唐西受降城》一文，也持相近看法。王文原刊《內蒙古社會科學》1989年第5期，此居《王北辰西北歷史地理論文集》，頁358～362。
[195]《水經·河水注》，據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卷三，頁4b～5a。
[196]見《史記》卷八八《蒙恬列傳》，頁2566。
[197]《水經·河水注》，見《永樂大典》本《水經注》（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1955）卷一，頁52；又王國維《水經注校》所據底本明朱謀土韋《水經注箋》以及王氏參校之諸明抄、明刻本，于此“陶山”，俱無異文。
[198]趙一清《水經注釋》卷三，頁198～199。
[199]案趙一清引劉向《七略》語，應出自《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85，影印宋本）卷六一八《學部·敘圖書》引《七略》佚文。
[200]王念孫《讀書雜志》之《史記》第一“陶山”條，頁11。案洪頤煊《讀書叢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續修四庫全書》第1157冊影印清道光二年廣東富文齋刊本）卷一七“陶山”條（頁708），雖然也注意到“陰山”與“陶山”因字形相近而容易致訛，但是卻只含混地說，《史記》“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之“陰山，即下文陶山”，沒有具體分辨二者孰是孰非，所論遠不如王念孫精當。
[201]周莊《陰山——陶山——陽山》，刊《歷史地理》第三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頁37。案唯周文以爲《史記·蒙恬列傳》蒙恬“渡河，據陽山”之“陽山”，也是由“陰山”訛爲“陶山”之後，又由“陶山”訛變而來，所論似不足信據。
[202]詳俞樾《古書疑義舉例》（北京，中華書局，1956，《古書疑義舉例五種》本）卷五“因誤字而誤改例”，頁100～102。
[203]蓋山林、陸思賢《陰山南麓的趙長城》，據內蒙古自治區文物隊編《內蒙古文物資料續集》（呼和浩特，編者自印，1984），頁88。
[204]鮑桐《高闕地望新探》，刊《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3年第2輯，頁66。
[205]今人研究，所見僅有徐善同，認爲“北假中”三字，應爲一地名整體，徐氏具體看法詳下文。又今中華書局點校本《史記》，將《秦始皇本紀》點斷爲“陽山（陶山，應爲陰山）、北假中”，而將《匈奴列傳》連讀爲“陽山（應爲陰山）北假中”，前後自相決折，說明點校者弄不清楚其地理涵義，無所是從。
[206]《史記》卷一一○《匈奴列傳·索隱》引韋昭語，頁2887。
[207]《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索隱》，頁254。
[208]徐善同《讀<史記·秦始皇本紀>——藏室讀書記》，原刊《大陸雜誌》第41卷第1期，此據大陸雜誌社編印《大陸雜誌史學叢書》第四輯《史記考證研究論集》（臺北，大陸雜誌社印行，年代不詳），頁446。
[209]《史記》卷一一○《匈奴列傳·索隱》引曹魏蘇林語，頁2887。
[210]《漢書》卷九《元帝記》，頁285。
[211]見孫星衍《尚書今古文註疏》（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一，頁5～6。
[212]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木部，頁251，
[213]見周祖謨《方言校箋》本（北京，中華書局，1993）卷一，頁5。案“徦”原本作“假”，王念孫《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疏證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續修四庫全書》第193冊影印民國二十七年渭南嚴氏賁園刻本）卷一（頁520），據《集韻》並《爾雅疏》引文改作“徦”，此從之。
[214]見周祖謨《方言校箋》本卷二，頁14。
[215]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彳部，頁77。
[216]楊樹達《積微居小學述林》（北京，中國科學院，1954）卷五《文字初義不屬初形屬後起字考》二“各彳各徦”條，頁182，
[217]《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口部，頁34。
[218]楊樹達《積微居小學述林》卷二《釋各》，頁69～70。
[219]楊樹達《積微居小學述林》卷五《文字初義不屬初形屬後起字考》二“各彳各徦”條，頁182。
[220]楊樹達《積微居小學述林》卷二《釋各》，頁69～70。
[221]沈兼士《右文說在訓詁學上之沿革及其推闡》，見《沈兼士學術論文集》，頁161～163。
[222]《管子·小匡》，據民國排印明趙用賢校勘《管子》卷八，頁101。
[223]參見郭沫若《管子集校》小匡篇第二十，據《郭沫若全集（歷史編）》本，第5冊，頁521。
[224]於省吾《雙劍誃管子新證》（北京，中華書局，1962，《雙劍誃諸子新證》本）卷二，頁17。
[225]《詩·鄭風·叔于田》，據朱熹《詩集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卷四，頁49。
[226]據王先謙《莊子集解》（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印行《國學基本叢書簡編》本）卷三，頁49。
[227]《列子·黃帝》，據《二十二子》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影印清光緒浙江書局刊本）卷二，頁198。
[228]《禮記鄭注》（清嘉慶丙寅張敦仁影宋刻本）卷一，頁21b。
[229]孔穎達《尚書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0，影印阮刻《十三經註疏》本）卷一九引，頁249。
[230]據郝義行《爾雅義疏》（北京，中國書店，1982，影印清咸豐六年楊氏海源閣刻本）卷上之又一，頁43a～43b。
[231]周祖謨《方言校箋》卷一，頁8。
[232]郭沫若《卜辭通纂·天象》（北京，科學出版社，1982，《郭沫若全集·考古編》本）第四二六片，頁387～390。
[233]郭沫若《卜辭通纂·天象》第四二九片，頁394～395。
[234]《毛詩傳箋》（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四部叢刊》影印本）卷三，頁6b。
[235]《毛詩傳箋》卷七，頁10a。
[236]《周禮鄭注》（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四部叢刊》影印本）卷六，頁29b～30a。
[237]劉熙《釋名·釋山》，據王先謙《釋名疏證補》（清光緒丙申刊本）卷一，頁21a。
[238]案《詩·小雅·斯干》有句云“約之閣閣，椓之橐橐”（據朱熹《詩集傳》卷一一，頁125），閣從各音，橐從石音，知石、各在上古爲疊韻字。惟古時同音通假，更重聲母，石屬禪母，爲舌音；各屬見母，爲喉音，二者各自隸屬於不同的聲部。參據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頁16，頁35。
[239]見郭忠恕《漢簡》（北京，中華書局，1983，重印《四部叢刊》本）卷中之二，頁26。
[240]清顧藹吉《隸辨》（北京，中華書局，1986，影印清康熙項絪玉淵堂刊本）卷五，頁183。
[241]劉熙《釋名·釋形體》，據王先謙《釋名疏證補》卷二，頁12a。又《文選》（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五三李康《運命論》唐李善注引《釋名》（頁732），作“體者，四支股腳也”，文雖異而義與今傳本相同。
[242]《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骨部，頁86。
[243]《周禮·天官·塚宰》並鄭玄注，據孫詒讓《周禮正義》卷一，頁13～14。又孫詒讓謂此歧別語義之由來，乃是因“總爲一體，分爲衆體”，所說最爲透徹。
[244]參見于省吾《雙劍誃管子新證》卷二，頁26。
[245]劉熙《釋名·釋山》，據王先謙《釋名疏證補》卷一，頁20b。
[246]南宋刊本《釋名》即印作“山體曰石”，此可證之於南宋刊《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85影印宋本）卷五一地部石上（頁248）引文。
[247]《釋名》（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影印《四部叢刊》初編縮本），頁2。
[248]王先謙《釋名疏證補》序，頁1b。
[249]見陳奐《詩毛氏傳疏》卷四，頁16b。
[250]《漢書》卷二七上《五行志》上，頁1474。
[251]《漢書》卷九《元帝記》，頁285；卷二四上《食貨志》上，頁1142；卷九九中《王莽傳》中，頁4125。
[252]《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頁3254。
[253]《漢書》卷二七中之下《五行志》中之下，頁1424。又卷五《景帝纪》，页150。案《景帝紀》唐顔師古注引《漢儀注》曰：“太仆牧師苑三十六所，分佈北邊、西邊。以郎爲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匹。”據此推測，北地、隴西兩郡，也應當設有牧苑。
[254]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之《二年律令·田律》（二年律令圖版，第204號簡，頁26；又釋文注釋，頁165），規定各地“入頃芻稾，頃入芻三石”，而“上郡地惡，頃入二石”。西漢上郡的一部分轄界，即屬於“河南地”的範圍，整個“河南地”的農業生産條件，大體上都與上郡相似，甚至更壞。
[255]蒙恬在秦始皇三十二年，“將三十萬衆”北擊胡，略取“河南地”，然後坐鎮上郡，指揮北邊防守事宜。至秦二世遣人逼迫他自殺之前，蒙氏自言仍舊“將兵三十餘萬”（《史記》卷八八《蒙恬列傳》，頁2565～2570），可見在今關中西北和北部，秦邊防軍總額一直是三十餘萬人。
[256]《史記》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傳》（頁2954）載主父偃述秦時轉輸軍糧之艱辛狀況云：“使天下蜚芻轉粟，起于黃、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又《漢書》卷二七下之上《五行志》下之上（頁1447）亦云：“秦大用民力轉輸，起負海至北邊，天下叛之。”
[257]《漢書》卷六《武帝紀》，頁170。
[258]《史記》卷二九《河渠書》，頁1414；卷一一○《匈奴列傳》，頁2911。《漢書》卷二四下《食貨志》下，頁1161。
[259]《漢書》卷九《元帝記》，頁285。
[260]《漢書》卷九九中《王莽傳》中，頁4125。
[261]《史記》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傳》，頁2958。
[262]《史記》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傳》，頁2961～2962。
[263]《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頁253。
[264]《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页757～758。
[265]《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頁253。
[266]《漢書》卷四九《晁錯傳》，頁2282。
[267]唐曉峰《內蒙古西北部秦漢長城調查記》，刊《文物》1977年第5期，頁16～17。李逸友《中國北方長城考述》，刊《內蒙古文物考古》2004年第1期，頁1～51。
[268]《漢書》卷四九《晁錯傳》，頁2281。
[269]唐曉峰《山地對於匈奴的重要意義》，刊北京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編《侯仁之師九十壽辰紀念文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頁187～198。
[270]《漢書》卷九四下《匈奴傳》下，頁3803。
[271]《水經·河水注》，據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卷三，頁4b。
[272]史念海《酈道元與其<水經注>中所記的高闕》，原刊《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3年第2輯，署名“蘇滄洲”，此據《河山集》七集，頁370～375。
[273]《後漢書》卷八九《南匈奴列傳》，頁2949。
[274]《史記》卷一一○《匈奴列傳》，頁2887～2890。
[275]《史記》卷一一○《匈奴列傳》，頁2904，页2906等。
[276]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之《二年律令·秩律》，釋文注釋，頁193～200。參見周振鶴《<二年律令·秩律>的歷史地理意義》，刊《學術月刊》2003第1期，頁45～49。
[277]《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頁1619～1620。簡文“南輿”，《漢書·地理志》本作“南興”。張家山漢簡整理者以爲《漢書·地理志》之“興”字爲“輿”字之訛，應當就是簡文中的“南輿”。按《水經·河水注》（《永樂大典》本卷一，頁54）北輿縣故城下引《漢書·地理志》作“南輿”，清儒多據之訂正今本《漢志》（如汪遠孫《漢書地理志校本》即是如此。清道光戊申汪氏振綺堂原刊本，頁10a），今張家山漢簡的出土，實爲此說增添一有力佐證，故漢簡整理者所說可從。
[278]參見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二冊《西漢并州朔方刺史部圖》，頁17～18。
[279]《史記》卷一一一《衛將軍驃騎列傳》，頁2923。
[280]《史記》卷一一○《匈奴列傳》，頁2906。
[281]《漢書》卷六《武帝紀》，頁171。案今中華書局點校本在“朔方”與“高闕”之間，用頓號點斷，乃是因不明高闕隸屬于朔方郡而致誤。
[282]鮑桐《高闕地望新探》，刊《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3年第2輯，頁65～80。
[283]與鮑文在同一刊物上同時刊出的史念海《論秦九原郡始置的年代》和何清谷《關於高闕位置的反思——兼答鮑桐同志》兩篇文章，就都不同意鮑氏的看法。
[284]《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一一七《忠義·賈循傳》，頁5533。
[285]《大明一統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卷五永平府關梁“榆關”並“山海關”條，頁96～97。又蔣一葵《長安客話》（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卷七《邊鎮雜記》“古榆關”條，頁146。別詳拙稿《論宋金以前東北與中原之間的 交通 》附一《臨渝關考辨》，收入拙著《古代交通與地理文獻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6），頁10～11。
[286]《漢書》卷六《武帝紀》，頁183。參見史念海《函谷關和新函谷關》，原刊《西北史地》1984年第3期，此據作者文集《河山集》四集（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頁381～401。案關於漢武帝這次東移函谷關的原因，東漢應劭曾解釋說，是因爲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恥爲關外民，故請求武帝移關（說見《漢書·武帝紀》顔師古注引）。今論者多從應氏此說（如上列史念海文）。實際上武帝這次遷移函谷關，是對漢朝關中佈防方略的大調整，所做調整，不止函谷關一處。《漢書》卷四七《文三王傳·代孝王參傳》（頁3211）記云：“元鼎中，漢廣關，以常山爲阻。”顯而易見，函谷關的移徙，就應屬於這次“漢廣關”的舉措之一。漢武帝這一舉措，涉及到當時的重大社會變革問題而長期爲研究者所忽視，我將另行撰文，予以論說。清人何焯《義門讀書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影印《四庫筆記小說叢書》本，卷一五，頁194）、近人楊樹達《漢書窺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卷一，頁57）等，都已經注意到並指出，應劭的說法實出於傳言，不可信從。
[287]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一冊《戰國趙、中山圖》，頁37～38。郭沫若主編《中國史稿地圖集》（上冊）（北京，地圖出版社，1979）之《秦統一圖》，頁23～24。楊寬《戰國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頁299～300。史念海《西北地區諸長城的分佈及其歷史軍事地理》，見《河山集》七集，頁260～263，頁273～278。案據楊寬自傳《歷史激流中的動蕩和曲折》（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公司，1993，頁303～311），《中國歷史地圖集》的先秦部分圖幅，系由楊氏編制。
[288]黃麟書《秦皇長城考》（臺北，東明文化基金會，1992）第二章《西北長城》，頁47～48；第三章《北長城》，頁87～89，又本章附《趙武靈王長城圖》，頁106～107。
[289]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二冊《秦關中諸郡圖》，頁5～6。郭沫若主編《中國史稿地圖集》（上冊）之《秦統一圖》，頁23～24。
[290]史念海《黃河中游戰國及秦時諸長城遺迹的探索》，見《河山集》二集，頁461～466。
[291]據何寧《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卷一八，頁1288～1289。
[292]侯仁之《烏蘭布和沙漠北部的漢代墾區》，見《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頁69～94；又侯仁之《烏蘭布和沙漠的考古發現和地理環境的變遷》，原刊《考古》1973年第3期，此據作者文集《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頁95～124。
[293]參見中國科學院蘭州冰川凍土沙漠研究所沙漠研究室編著《中國沙漠概論》（北京，科學出版社，1974），頁36～38。
[294]除了阻隔兵馬通行之外，沙地還可以起到有效的預警作用。曹魏時人蘇林論漢人防禦匈奴的設施說：“作虎落於塞要下，以沙布其表，旦視其迹，以知匈奴來入，一名天田。”說見《漢書》卷四九《晁錯傳》（頁2287）唐顔師古注引述。西域出土漢簡中有許多在邊塞行用“天田”的具體記錄，見謝桂華等《居延漢簡釋文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頁9，頁16，頁28，頁36，頁79等處；林梅村等《疏勒河流域出土漢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頁41，頁49，頁73等處。今考古學者還在甘肅發現了這種“天田”與界壕相結合運用的遺迹（吳礽驤《河西漢塞》，刊《文物》1990年第12期，頁45～60）。所以，即使沙漠化程度不足以完全阻斷兵馬通行，邊塞外側的沙地，仍然有助於防禦匈奴的進犯。
[295]《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頁1619。
[296]《水經·河水注》，據王先謙《合校水經注》卷三，頁3b。
[297]侯仁之《烏蘭布和沙漠的考古發現和地理環境的變遷》，見《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頁124。
[298]鮑桐《高闕地望新探》，刊《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3年第2輯，頁66，頁72。鮑桐所說陽山長城這一分佈狀況，在國家文物局主編《中國文物地圖集》之《內蒙古自治區分冊》（上冊，頁64～65，頁94，頁268～269，頁272～273）中，也有同樣記述。又李逸友《中國北方長城考述》，刊《內蒙古文物考古》2004年第1期，頁1～51。
[299]史念海《<秦長城與騰格里沙漠>跋》，原刊《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2年第2輯，此據《河山集》七集，頁359～369。
[300]《漢書》卷九六上《西域傳》上，頁3873。
[301]史念海《西北地區諸長城的分佈及其歷史軍事地理》，見《河山集》七集，頁264～270。
[302]《史記》卷三○《平准書》，頁1439；卷一二三《大宛列傳》，頁3170。《漢書》卷二四下《食貨志》下，頁1173。
[303]史念海《西北地區諸長城的分佈及其歷史軍事地理》，見《河山集》七集，頁270。
[304]日比野丈夫《河西四郡の成立につぃて》，原刊《東方學報》，京都第二十五冊，昭和二十九年十月，此據作者所著《中國歷史地理研究》（京都，同朋舍，昭和五十二年），頁69～91。案此文有拙譯中文本，題爲《論河西四郡的設置年代》，刊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九卷《民族交通》（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641～664。
[305]《史記》卷一一○《匈奴列傳》，頁2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