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由關隘推移之通例證陽山高闕
單純從防守疆域的需要來看，蒙恬西北斥逐匈奴以後，“因河爲塞”修建的長城，足以護衛“河南地”的安全；而且從地理形勢上講，這條防線也是秦朝最爲理想的設防地點。那麽，秦廷爲什麽又要派遣蒙恬北出高闕呢？對此，史籍中沒有明確的記載。但是， 分析 當時的地理狀況，還是不難弄清秦人的戰略意圖。
秦人開拓疆域新取得的“河南地”，其整個區域，特別是陝甘黃土高原的北部和鄂爾多斯地區，農業生産條件都不是十分理想。司馬遷在西漢初年，以土地“窮險”來稱述這一地區，描述當地的經濟地理特徵，是“多馬、牛、羊、旃裘、筋角”，“畜牧爲天下饒”[252]，故漢初曾在上郡設立牧苑，飼養馬匹[253]。這是因爲這些地區氣候比較乾旱，如果沒有充足的灌溉條件，其天然資源環境，更適宜於畜牧業生活，而不是農耕[254]。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解決蒙恬所率三十萬邊防大軍的軍糧，就成爲一項極爲嚴重的問題[255]。
秦人和後來西漢朝廷解決這一地區邊防軍用糧的辦法，不外乎以下三條途徑：一是從內地調運；二是移民實邊，開發當地糧食生産潛力；三是讓駐軍就地屯田，自食其力。西漢和後來的中原政權，往往都是三者交互並用。因爲單獨採用哪一種方式，都難以充分保障所需要的軍糧數額。其中一項重要原因，就是由於“河南地”農業生産條件不佳，缺乏必要的灌溉條件，因而，不論是軍屯，還是民墾，都很難取得特別滿意的效益；而從內地調運，路途遙遠，運輸成本太高，完全依賴外調，朝廷也難以承受。秦朝之所以僅歷二世即亡，遠距離大規模運輸邊防用糧，勞民傷財太重，也是其中原因之一[256]。所以，還必需儘量在當地解決一部分邊防用糧。
“河南地”的農業生産條件雖然很差，可是其北面相鄰的河套地區，卻是地勢平衍，水網縱橫交錯，非常適宜於從事農耕。漢武帝時向西北邊地大規模移民，從事墾殖，朝廷選擇的移民徙入地點，首先就是河套所在的朔方郡[257]。史籍明確記載，西漢時在這裏開挖有灌溉渠道[258]。如前所述，西漢朝廷後來並且在北假中設置了專門的田官，來管理當地屯田[259]。《漢書》記載，王莽時因“五原北假，膏壤殖穀，異時常置田官，乃以（趙）並爲田禾將軍，發戍卒屯田北假，以助軍糧”[260]。
這樣誘人的膏壤沃土，不能不引起秦廷的注意。漢武帝時，主父偃勸諫武帝討伐匈奴，他在上書中，談到了蒙恬新拓領土的地理狀況，以及秦廷出兵“陰山北假中”的直接原因：
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261]
謂秦廷在“河南地”新辟疆土，“地固澤鹵，不生五穀”， 自然 是誇張的說法。這是因爲漢初臣子向朝廷進言，往往還沿承戰國策士的習慣，以爲非聳人聽聞，不足以打動人主。不過主父偃的話清楚表明，“河南地”農業生産條件確實很差，正是因爲如此，朝廷才不得不“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即開發“陰山北假中”地區。
後來主父偃又極力慫恿漢武帝效法蒙恬故事，控制河套區域，又一次談到了蒙恬控制“陰山北假中”地區，與解決邊防駐軍用糧的關係：
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常（嘗）發三十萬衆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棄之。”主父偃盛言其便，上竟用主父計，立朔方郡。[262]
漢朔方郡即設立在河套地區。由此可見，不惟蒙恬率軍進駐“陰山北假中”地區，是爲開發利用這裏肥沃的土地，解決抵禦匈奴所需的糧食供給問題；而且漢武帝派遣衛青西出雲中，至於高闕，收復河南地，設立朔方郡等，也主要是基於籌措軍糧的考慮，以踵循蒙恬故事。
根據這些情況，完全可以斷定，蒙恬在動工興建“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的巨大長城之後，隨即跨越這一新建防線，出兵河套地區，主要應該是出於利用這裏的灌溉條件，以通過墾殖籌措軍糧的考慮。
蒙恬出兵“陰山北假中”，主要是爲解決附近邊塞戍衛軍兵的食糧供給問題。可是，“陰山北假中”卻又懸隔於其剛剛興建的邊塞之外。爲保障在“陰山北假中”地區，安全地從事屯田或移民墾殖活動，不得不再修造一道防禦設施，將其護衛在邊境線之內。而要想達到這樣的目的，就需要把這一防禦設施，修築在“陰山北假中”地區北面的陽山山脈之上。《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蒙恬在“渡河取高闕、陶山（陰山）北假中”之後，“築亭障以逐戎人”[263]，指的就應當是修築這一防護設施。
前面在論述清人張文虎改《秦始皇本紀》之“陶山”爲“陽山”之誤時，曾經談到，《史記·蒙恬列傳》“於是渡河，據陽山”的記載，其所云“陽山”，與《秦始皇本紀》“陶山北假中”的“陶山”，也就是陰山，應是完全不同的兩座山脈；根據上文對於蒙恬渡河之戰略意圖的分析，現在可以推斷，這裏所說蒙恬“據陽山”一事，指的應當就是秦人“築亭障以逐戎人”的具體地點。
《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說，蒙恬在陰山以北新開拓的邊境線上，是“築亭障以逐戎人”。“亭”和“障”都是“要塞”式的防守據點，而不是連綿不斷的城垣。雖然長城一般都要配置亭、障，但蒙恬北出陰山之後，是否在陽山上築有長城，這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並沒有十分明確的記載。不過《史記》記載，就在蒙恬北出陰山的當年，秦廷便“築長城河上”[264]；第二年，即秦始皇三十四年，又“適（謫）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265]。陽山南瀕黃河，所謂“築長城河上”，理應是指在陽山上修築長城；諸“謫治獄吏不直者”所築長城，似乎也應當包括陽山上的邊塞在內。又上文引述主父偃在慫恿漢武帝出兵朔方時所說“秦時常（嘗）發三十萬衆築北河”這句話，則確切無疑地是指修築用來守護“肥饒”的朔方地區的長城。這些記載，可以進一步證實，蒙恬在陽山上不止建有亭、障，同時還修築了長城。
前面在討論榆中的位置時，曾經談到，《漢書·韓安國傳》謂“蒙恬爲秦侵胡，辟數千里，以河爲竟（境），累石爲城，樹榆爲塞”，這裏所說的“以河爲竟（境）”和“樹榆爲塞”，是指利用黃河河道以替代累築長城城垣，並沿河栽種榆樹。不過，在前面的論述中，並沒有解釋“累石爲城”的涵義。
《漢書·韓安國傳》將“以河爲竟（境），累石爲城，樹榆爲塞”三者相提並稱，反映出這是三種同類性質的邊防設施，即“累石爲城”應當是指修築長城，而不是興建城鎮。所謂“累石爲城”，既然不見於蒙恬修築的“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這一道國境線上，就很可能是指蒙恬沿陽山山脈新建的邊境防禦設施。漢文帝時晁錯曾談論說，“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266]；陽山南瀕北河，所謂“築塞河上”，應當就是指蒙恬在陽山上修築長城一事。
早在20世紀 70年代，唐曉峰在考察秦漢長城遺迹時，即已查明，在今狼山山脈上，殘存有明顯的秦代長城。這些秦長城遺迹，分佈在狼山亦即陽山北坡，與陰山南麓的趙武靈王長城以土築爲主不同，陽山上的秦長城，主要是用石塊壘砌而成，而且在沿線建有與《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記“亭”、“障”相符的守望設施[267]。可以推測，所謂“累石爲城”，指的就是這段石砌的城垣。
除瞭解決邊防軍糧的目的之外，秦廷決定北出陰山，並且在陽山北坡修建長城，將陰山和陽山都圍護在邊界之內，還應當與奪取並控制匈奴的戰略要地，以減輕匈奴對秦朝的威脅有關。以往學術界一般以爲北方遊牧民族只是以草原爲依託，沒有注意山地對於遊牧民族生存的作用。唐曉峰最近 研究 揭示說，遊牧強族在其發展初期，乃普遍依山而居。具體地對於匈奴人來說，其巢穴多居山中，山地裏有著他們不可或缺的生活物資，也是其聖地之所在。更重要的是，匈奴人本來還非常善於山地作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險道傾仄，且騎且射”，這些都是匈奴騎兵勝於漢朝軍隊的“長技”[268]。而陰山很可能就是匈奴的起源地，“在與匈奴有關係的山地中，陰山可能是最重要的”[269]。蒙恬據有陽山之後，陰山和陽山並爲漢朝所有，匈奴失去重要的地理依託，其所來寇，“少所蔽隱”，因而，爲此痛心疾首，“過之未嘗不哭也”[270]。這說明秦始皇派遣蒙恬，出兵佔據陽山，有效遏止了匈奴的進犯侵擾。
蒙恬在陽山上新修的這道長城，在《水經注》當中本有明確的記載，這就是前面第一節中講述高闕位置時最早引述的那段話：“（河水）東經高闕南。《史記》趙武靈王既襲胡服，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山下有長城。長城之際，連山刺天，其山中斷，兩岸雙闕，峨然雲舉，望若闕焉。即狀表目，故有高闕之名也。自闕北出荒中，闕口有城，跨山結局，謂之高闕戍，自古迄今，常置重捍，以防塞道。漢元朔四年，衛青將十萬人，敗右賢王于高闕，即此處也。”這裏趙武靈王“自代並陰山下”云云，自是錯置趙武靈王長城之方位，前面已有具體論述，在此可以置而不論。但是，自“山下有長城”以下，卻分明是在記述與趙武靈王長城位置完全不同的陽山秦長城。因爲其“自闕北出荒中，闕口有城，跨山結局”的記述，與唐曉峰等考察所見狼山秦長城壘砌於狼山北坡的情形，完全相符，而與趙武靈王長城修築在陰山南麓的狀況明顯不同；《水經注》下文又明確敍述說，這段黃河是“東經陽山南”[271]，與趙武靈王長城所在的陰山毫不相干。
問題是《水經注》說在這道陽山長城上有“高闕”和“高闕戍”，從表面上看，似乎與前文所論高闕的位置，存在明顯的矛盾。正是因爲這一點，嚴賓、何清谷、李逸友三人，都從根本上否定陽山高闕的存在，認爲《水經注》這一記載，肯定是有舛誤。史念海則以爲《水經注》這段描寫高闕形勢的文字，狀物寫景，如身臨其境，自是出於酈道元本人所親歷，所以，其記述趙武靈王長城高闕在此，不容置疑[272]。沈長雲的看法，介於上述二者之間，他雖然同樣認爲趙武靈王高闕是在陰山西端，卻並不認同嚴賓與何清等等徹底否定陽山高闕的看法，而是與史念海一樣，認爲陽山高闕爲酈道元親身考察所見，所以，必須承認《水經注》記載的高闕確實存在。不過，沈長雲認爲，陽山上的長城爲秦始皇所築，這個高闕，與趙武靈王長城無關，只是漢代的高闕戍。
沈長雲承認漢代高闕戍的存在，是因爲他認爲《水經注》提到的“衛青將十萬人，敗右賢王于高闕”，所說“高闕”，應在陽山而不是陰山。沈長雲論述說，除了衛青這次出征，是兵出高闕之外，《後漢書·南匈奴列傳》還記載，漢明帝時，“南單于遣左賢王信隨太仆祭肜及吳棠出朔方高闕，攻臯林溫禺犢王於涿邪山”[273]。沈氏以爲，“其中的高闕與朔方連言，並當匈奴涿邪山的方向，也應與道元所指的高闕戍位置相當”。這種看法，顯然要比史念海、嚴賓、何清谷、李逸友諸人的主張，更爲合理，只是衛青所至高闕，何以應在陽山而不是陰山，沈長雲並沒有具體說明；而朔方與高闕連言，也並非僅見於《後漢書》，在《漢書》當中即有明確的記載。凡此，都需要進一步闡釋說明。
要想清楚闡釋衛青所至高闕的位置，首先需要明確秦末漢初中原王朝西北邊境的變化狀況。在蒙恬據有陽山，“築亭障以逐戎人”之後，匈奴單於頭曼，因無法南入秦境抄掠，率部北徙。至蒙恬死後：
諸侯叛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複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274]
即越過秦陽山以及黃河防線，將其與中原王朝之間的邊界，恢復到了蒙恬收取“河南地”之前的位置，也就是說，重又以秦昭襄王長城和趙武靈王長城爲界。
失去蒙恬新建陽山防線之後，在黃河以北，西漢初年應該仍然控制著陰山長城作爲防線。因爲文獻中不止一次提到，漢初匈奴內侵或漢朝出兵反擊，乃是屢屢出入於雲中[275]。如前所說，雲中本是戰國趙國西北邊郡，北以陰山爲界。雖然在其西側原來還設有九原郡，此時已不再見稱於史籍，但這並不等於原趙國九原郡北側的長城防線已經喪失。因爲九原和雲中兩郡北側陰山上的趙武靈王長城，是一道連爲一體的防線，假若失去趙武靈王長城以內的九原郡疆域，那麽，其北側的長城，勢必不保，雲中郡將隨之門戶大開，根本不可能自存了。雲中郡一直未曾淪喪於匈奴之手，就說明其北面的陰山長城，一定還在秦漢王朝的控制之下。
至於九原郡在這時何以不再現身于史乘，估計有兩種可能。一是九原郡建置仍然存在，只是其轄境範圍已經大爲縮小，僅存有陰山以南原趙九原郡屬地。漢初重要的軍事行動，都是通過雲中而沒有取道九原，所以沒有留下記載。另一種可能是在陽山長城撤防之後，由於秦九原郡的絕大部分疆域，已經被棄置於塞外，所以，漢初乾脆撤銷了此郡，而將其陰山長城以內的原趙九原郡轄地，劃歸雲中統領。參照戰國的情況，兩相比較，屬於前者的可能性似乎要更大一些。但是，不管它實際屬於其中哪一種情況，漢初又重以陰山長城爲邊防界線，這一點在新近公佈的張家山漢簡中，則可以找到確切的證據。
據張家山漢簡記述，西漢初年，在陰山附近地區，轄有雲中、九原、咸陽、原陽、北與（輿）、西安陽、武都、解陵、沙泉、武陵、南輿、蔓（曼）柏、莫黑旦、河陰諸縣[276]。按照《漢書·地理志》的記載，這些縣分，有的隸屬于五原郡，有的隸屬於雲中郡[277]，但是都位於趙武靈王長城以南[278]。由此可以證實，趙武靈王長城就是當時的邊防界線。
v至漢武帝元朔二年，開始大舉反擊匈奴。《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記載說：
令車騎將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闕，遂略河南地，至於隴西。捕首虜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爲朔方郡。[279]
朔方郡即設在今河套地區。《史記·匈奴列傳》記同事云：
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爲固。[280]
兩相參照，可知衛青這次出塞，實際上是重復了一次蒙恬略取“河南地”的行動。不過，蒙恬率領軍隊是由南向北推進，而且是通過前後相繼的兩次重大行動，才推進到陽山亦即今狼山山脈之上；而衛青卻是反其道而行之，從最北邊的雲中出兵，先向西行至“高闕”，佔領河套地區，然後再揮師南下，一直推進到最南邊的隴西。
需要注意衛青這次出兵所到的“高闕”。如前所述，陰山上的高闕，就在衛青出兵前漢朝所控制的趙武靈王長城上。衛青這次出征，開拓地域，範圍至廣，若不是具有重要地理標誌意義，本沒有必要這樣予以記述。《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說衛青等“出雲中以西，至高闕”，要是“高闕”就在陰山，所謂“出雲中”也就是出陰山，甚至極有可能就是出於陰山上的高闕，似乎即不應再來專門說明“至高闕”了。
《水經·河水注》記載的高闕，位於河套地區西北邊緣上的陽山山脈中，這也是衛青這次開拓疆域的一個臨界點，具有明顯的標誌性意義。上文談到，沈長雲曾依據東漢祭肜及吳棠“出朔方高闕，攻臯林溫禺犢王於涿邪山”一事，來論證《水經注》所記“高闕”的真實性。其實涿邪山爲今阿爾泰山脈，不管高闕在陰山，還是在陽山，都不與它相鄰相接，所以，並不能據此來判斷高闕的位置。值得注意的是“朔方高闕”的提法，它表明這一“高闕”，應在朔方郡的境內。不過這反映的只是東漢時期的情況，還不足以確認秦及西漢時期，也是如此。
衛青重新收取“河南地”之後，在河套地區設立朔方郡，《水經注》記述的高闕，正在朔方郡的北邊。其實，《漢書》記載，就在重新收取“河南地”三年之後的元朔五年，衛青便“將六將軍兵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281]。行文的形式，與沈長雲引述的《後漢書·南匈奴列傳》完全相同，說明《水經注》記載的這處高闕，在西漢時期，確實存在；而且從《水經注》對此高闕形勢的描述，特別是“自古迄今，常置重捍，以防塞道”的記述，以及衛青“出朔方高闕”這一事件來看，高闕也不僅僅是一處普通的戍所，它應當與趙武靈王陰山長城上的高闕一樣，是陽山邊塞上的一座重要關口。
進一步分析，陽山上這一與陰山高闕同名的關隘，應當在秦朝即已存在。因爲如上文所述，自秦末從陽山撤防之後，衛青首次率領漢軍從雲中西出陰山舊塞，便抵達這一“高闕”，說明在衛青出塞之前，即已存在這一關口的名稱。所以，這一“高闕”的出現時間，只能歸之於先於西漢的秦朝。
高闕在戰國時本來是指陰山山間的一處穀道和控制這一穀道的關隘，那麽，爲什麽秦漢時在陽山上又出現了一處性質完全相同的“高闕”呢？它們二者之間又是怎樣一種關係？
前人論述高闕的位置，或持陰山說，或持陽山說（或按今地名稱之爲“狼山說”要更合適。因爲持此說者不一定認爲今狼山山脈爲秦漢陽山，往往以爲今狼山山脈即古陰山），就是因爲這些人無法理解，在這相距並不太遠的兩個地方，怎麽可能會使用完全相同的關隘名稱？因此，在研究高闕的地望時，他們便往往遵循非此即彼的模式，斷然排除其中一種記載。
沈長雲在確認戰國陰山高闕的同時，肯定陽山西漢高闕戍的存在，這在已有研究中頗具見識，卻仍然未能清楚說明陽山西漢高闕戍的産生緣由，以及它與陰山舊有高闕的關係。鮑桐比沈長雲更前進一步，他意識到在趙武靈王陰山長城和秦始皇陽山長城上，應當各自存在一個作用相當的高闕關隘。這一看法雖然最爲合理，可是，鮑氏卻沒有做出充分的論述，以合理地解說相關各項問題[282]，因此，此說甫一提出，即遭到學術界的質疑[283]。形成這種局面，除了鮑氏對於具體問題的闡釋存在明顯欠缺和疏誤之外，還與他對陰山和陽山上兩個高闕關係的解釋不夠圓滿有關。
鮑桐以爲，由於高闕是“即狀表目”而得名，所以“地形地貌相同的山口，取相同之名，乃屬常理中事”。其實，地名取名避忌重復，是自古及今都要遵守的原則，在古代 交通 不便的情況下，間隔一定距離之後，雖然會出現取用相同地名的情況，但是在陰山高闕與陽山高闕這樣近的距離內，一般還是要盡可能避免使用相同的地名，以防引起混淆，造成錯亂。
其實，要想合理地解釋和說明這一問題，首先需要瞭解中國古代關隘位置改遷推移的一項重要規律。關隘的設置，是爲防護某一特定區域，因此，往往設置在這一設防區域邊緣地帶某一比較險峻的谷道上，而這一谷道的險峻程度，則常常與其附近區域的開發程度密切相關，即開發程度愈低，天然植被愈繁茂，人迹愈稀少，谷道愈爲險峻。顯而易見，隨著地區開發的深入，其險峻程度必將逐漸降低，即所設防區域的邊緣，會逐漸向外側擴展。爲使關隘繼續保持有險可依，有效發揮防護作用，便不得不隨著所防護區域邊緣的拓展，向其外側更險峻的未開發地帶推移。
如隋唐臨渝關，又名榆關，原本位於今河北撫寧東側之榆關鎮處，當時關口附近，尚且“林埌岑翳”[284]，足以依恃爲險阻。至明代初年，由於附近地區開發日漸深入，致使“土地曠衍，無險可據”，始由徐達將其北遷至今山海關處，並改用現行關名[285]。
還有一種情況,是關址雖然遷移，關名卻並不改換。如戰國秦漢時期著名的函谷關，最初設在今河南靈寶北側的弘農河畔，漢武帝元鼎三年，東遷至約三百里外的河南新安，而依舊沿用原來的關名[286]。
明白關隘位置具有這樣的推移規律，就很容易理解陰山高闕與陽山高闕的關係。在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初以及蒙恬北出陰山之前，秦朝在黃河北岸，是沿用趙國在陰山上修築的長城爲邊防線，因而，陰山中的高闕，便成爲這一邊界線上的著名隘口。蒙恬北出陰山北假中，據有河套地區之後，秦朝疆域，向外有較大拓展，實際上是人爲外延了陰山長城與高闕所需防護的地域。於是，蒙恬便佔領陽山，壘砌長城，設置新的防線；陰山南麓的舊趙國長城，隨之成爲內地，陰山中的高闕，便失去了邊防隘口的作用，自然需要向外側新建的邊防線上推移。這樣，陽山山間與陰山高闕形勢相若的隘口，便得以取而代之。——這個隘口，就是《水經注》記載的陽山高闕。
通過中國古代關隘位置移徙的一般規律，推斷高闕這一關口由“陰山高闕”向“陽山高闕”遷移變化的合理性，便足以進一步確認陽山高闕的存在；而陽山高闕存在的真實性，反過來又可以證實，陽山長城確應始建于蒙恬之手，它是秦廷爲據有河套地區，向外拓展疆界的産物。
關於這道陽山長城，還有兩個問題，需要論述。
一是陽山的名稱問題。前面第三節曾經談到，譚其驤認爲，古人所謂陰山，有一廣義的用法，乃是“舉河套北大漠南諸山通謂之陰山”。陽山正位於“河套北大漠南”地帶，依譚氏所說，此陽山應當即是其所云廣義陰山之一部分。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因爲譚其驤論述這一問題，所舉論據，僅趙武靈王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一條例證，按照前文的論述，此陰山乃是今烏拉前山－大青山山系，與今狼山－烏拉後山山系了無關係。所以，《史記·蒙恬列傳》謂蒙恬“渡河據陽山”，就是指據守此陽山長城防線。
前人論趙武靈王長城與高闕，往往如同譚其驤氏一樣，誤把這一陽山認作“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的陰山，從而無法正確解釋趙武靈王長城的走向。爲牽合彌縫這一誤解與《水經注》記述的趙長城位置以及考古所見長城遺迹的矛盾，便提出趙武靈王分別在今烏拉前山－大青山和狼山－烏拉後山先後建有兩道長城的錯誤說法[287]；另外還有人提出，趙武靈王長城是由今狼山上的高闕，沿北河北側和西北側，向東延伸至今烏拉前山西南端，再沿烏拉前山－大青山東行[288]，這同樣嚴重背離歷史事實。
二是《中國歷史地圖集》等據考古遺迹所繪製的陽山長城，僅止於河套地區西側，沒有再向南延伸。這道長城西南端的終止地點，東至黃河河道還有很長一段距離。這樣，在長城與黃河之間，便留下很大空隙，不能形成完整的閉合防線。似乎正是因爲考慮到這一點，《中國歷史地圖集》等所繪製的秦朝邊界線，便在黃河西岸，從陽山長城的終點，順勢向南延伸，循賀蘭山山脈，西南與黃河河岸相連[289]。史念海好像也是受這一點影響，推斷秦廷在這一段邊界線上，曾經築有長城[290]。
其實，在陽山長城的西南端點與黃河河道之間，正分佈著烏蘭布和沙漠。《淮南子·人間訓》，稱秦始皇“發卒五十萬，使蒙公、楊翁子將，築修城，西屬流沙，北撃（繫）遼水，東結朝鮮”[291]。文中涉及到的遼水和朝鮮都是具體的地名，因此，所謂“流沙”似乎也不應是泛指。結合陽山長城的實際分佈狀況，《淮南子》所說的“流沙，應當就是指現在的烏蘭布和沙漠。
雖然烏蘭布和沙漠的分佈範圍，曾經有過擴展推移，特別是其北部邊緣部分，在西漢初期，還曾一度辟爲耕地，說明當時至少還沒有像現在一樣嚴重沙化[292]；但是，烏蘭布和沙漠的總體分佈區域，在歷史時期，並沒有很大的改變。這是因爲烏蘭布和沙漠的沙源，主要是當地深達數百米的第四紀沈積物，而黃河河道在這一帶曾大範圍東西擺動，河水的反覆泛濫沖刷，使得這裏很難形成土壤覆蓋，鬆散的沙子，便會裸露出來[293]。這一沙漠恰好成爲阻止匈奴騎兵入侵的天然屏障[294]。
除了沙漠的阻隔作用之外，《漢書·地理志》還記載，朔方郡窳渾縣東面有一個湖泊，名爲屠申澤[295]。《水經注》記述說，這一湖泊是由黃河河水西溢而成，其位置在河套的南河與北河歧分之處稍偏西北，湖面水闊“東西百二十里”[296]，正橫亙在狼山山脈與黃河河道之間的孔道上，也可以起到天然防線的作用[297]。
由於有烏蘭布和沙漠和屠申澤的屏蔽，在狼山與黃河之間，即不必再專門修築城垣。由烏蘭布和沙漠東渡黃河，至對岸便與“因河爲塞”的秦邊防線相連接，構成完整的防禦體系。
根據鮑桐等考察所見，不僅狼山以南沒有發現長城遺迹，即使是在狼山山脈上，秦長城遺迹的西端，也僅分佈到石蘭計山口爲止。在石蘭計山口以西，秦廷只是在狼山山脈上的一些谷口建有石砌亭障[298]。若是這樣，依據狼山上的長城遺迹來推斷秦廷在黃河西岸建有長城，理由就更顯薄弱了。
需要說明的是，史念海認爲秦廷在黃河西岸建有長城，還有一個原因，是參考了西漢的情況[299]。史氏引述《漢書·西域傳》所記漢武帝在黃河西岸修築長城事云：
漢興至於孝武，事征四夷，廣威德，而張騫始開西域之迹。其後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降混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後稍發徙民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列四郡、據兩關焉。[300]
令居爲西漢所設縣，治所位於今甘肅永登西北之莊浪河畔。史念海據此認爲，漢武帝在黃河西岸修築的長城，乃是始于令居縣治所，“爲什麽在當時建築新的長城要從令居開始？這分明是令居以東原來就有過長城，漢時接著原來的長城繼續向前延伸”；而“所謂原來的長城”，“就是秦始皇時所建築的長城”[301]。
關於漢武帝築令居的記載，尚別見於《史記》之《大宛列傳》、《平准書》和《漢書·食貨志》諸處[302]。對於這些記述，首先需要明確，所謂“築令居以西”，應當是指向令居以西亦即西域方向修築長城，而不是由令居向北建造城垣。這一點諸處記載一致，史念海氏也是同樣理解這條史料[303]。因此，這段文字，並沒有直接記述漢朝曾在黃河西岸修築過與河道並行的長城。
其次，這次向西修築長城，始自令居，並不一定是因爲在令居以東，已經有秦人修築的長城。據日本學者日比野丈夫研究，漢武帝經略河西，可以分作幾個階段：第一階段大致在元鼎二年前後，首先出兵控制河西走廊東部約當今武威一帶以東、黃河迤北迤西區域，設置以令居爲中心的河西郡；第二階段在元鼎六年以後，地域向西拓展，始設置酒泉郡。以後再改河西郡爲張掖郡，並陸續設置敦煌、武威兩郡[304]。當時是否曾設有河西郡，可能還需要進一步探討，但日比野氏認爲西漢朝廷在出兵河西之後，首先控制了以令居爲中心的河西走廊東部地區，應當符合歷史實際。日比野丈夫談到，據《史記》記載，在漢武帝元鼎六年：
遣故太僕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而還，不見匈奴一人。漢又遣故從驃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河水而還，亦不見匈奴一人。[305]
這一記載表明，令居當時正處於漢朝西北邊防的第一線前沿上。
瞭解到這一地理背景，就會很容易理解，“始築令居以西”與“初置酒泉郡”，應是緊密聯爲一體的兩件事情，“築令居以西”，目的就是保護在“令居以西”新設立的酒泉郡。相應地，則可以推斷，在由令居一帶向西北進一步開拓邊疆之前，西漢朝廷在令居附近地區的北方邊界線上，應當已經築有防護匈奴內侵的長城，所以修築酒泉一帶的長城時，才會始自令居。這樣看來，謂秦人在令居以東築有長城， 目前 還缺乏可信的依據。
最後需要說明，雖然西漢在黃河西岸，環繞黃河河道外側，或許設置有與長城功能相似的防禦設施，但即使如此，也不能由此推定秦朝的西北軍事防線，便會與之完全相同。這主要是因爲漢武帝的對匈奴作戰方略，與秦始皇已明顯不同，而不是非如此便無法確立完整的防禦體系。關於這一點，我擬另行撰文，予以闡釋。
八、結 語
上面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從分析北方長城上重要關塞“高闕”的位置入手，進一步論證了戰國至西漢初年，趙國、秦朝和西漢王朝，特別是秦朝，其西北邊防線的演變過程。
研究確認，戰國時趙武靈王在趙國北部邊境線上修築的長城，位於今烏拉前山－大青山南麓。這道山系，即古陰山山脈，因此，《史記·匈奴列傳》所記趙武靈王“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的“高闕”，就應當是這道長城西端的一處山口。這座山口，可以稱之爲“陰山高闕”。
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其北方邊防設施，在秦人故土，沿用了秦昭襄王長城；在趙國舊境，則沿用了趙武靈王長城，《史記·秦始皇本紀》謂始皇二十六年時，其疆界“北據河爲塞，並陰山至遼東”，指的就是在北邊沿用趙國長城的這種情況。
至秦始皇三十二年，蒙恬率軍“北擊胡，略取河南地”，並在第二年亦即秦始皇三十三年，興工修建了“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的所謂“萬里長城”。這道長城的西北地段，是“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其在原趙國北邊地帶，仍是利用趙武靈王所建長城。在原秦國北邊地區，由臨洮至狄道地段，利用了戰國秦昭襄王所築長城；由狄道至枹罕西北的黃河岸邊地段，是重新興修了一段城垣；由枹罕西北的黃河河岸亦即“榆中”地區，至陰山西南端的趙武靈王長城起點，則是利用黃河河道作爲防禦設施，並未修築城垣。這種“因河爲塞”的作法，具有很古遠的歷史淵源。長城本身，即源於開挖壕塹作爲界溝。古人表述疆界的“封略”一詞，“略”字即應指這種界溝。
下令建造“萬里長城”之後，秦始皇隨即在當年，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這裏“陶山”應爲“陰山”的形訛，“北假”應通假爲“北各”，是指山體的北部。所謂“陰山北假中”，是指陰山的北坡部分及其迤北直至陽山（即今狼山－烏拉後山山系）南麓地區，這裏也就是現在所說的河套（後套）地區。蒙恬出兵佔據這一區域，是爲利用這裏優越的農業生産條件，解決“河南地”邊防駐軍的糧食供給問題。爲保障這裏農業生産環境的安定，便又在河套北側的陽山山脈上，修築了一道新的長城，以阻遏匈奴的襲擾。
這道長城建成後，秦人原來一直沿用的趙武靈王長城，已經遠離邊界線，失去了防守疆界的功能，這道長城上的關塞“高闕”，也隨之喪失了控扼邊境通行要道的隘口作用。中國古代的關隘，具有隨著區域開發和疆域拓展而向外側推移的規律，“高闕”這一關口，即隨著秦朝疆域向“陰山北假中”地區的擴展，遷移到陽山長城西端的一處山口。與“陰山高闕”相對應，這座山口，可以稱之爲“陽山高闕”。
秦朝末年，蒙恬死後，“諸侯叛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趁機越過秦陽山以及黃河防線，重以秦昭襄王長城和趙武靈王長城，與中原王朝爲界。直到漢武帝元朔二年，衛青率軍大舉反擊，才又重新收復今河套地區，恢復以蒙恬陽山長城爲邊防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