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說界溝以解因河爲塞
譚其驤對於《史記》相關記載的理解，則與上述拙見有很大不同。譚氏以爲所謂“因河爲塞”或“城河上爲塞”，就是沿河修築城垣，“惟此塞遺址不見於後世記載，亦爲近世考古學者考察所不及，殆因其逼臨河滸，久已爲河水所沖毀矣”[122]。譚其驤這樣來理解“因河爲塞”的問題，從根本上看，恐怕與他對長城的理解不夠全面有關。
深入解析“因河爲塞”問題，需要從兩方面加以論證。一是文獻所記秦始皇長城本身的構成形式，二是長城的起源與發展過程。
首先來看一下秦始皇長城的構成形式。前引《史記·匈奴列傳》謂秦始皇所築長城，系“邊山險，塹溪谷，可繕者治之”；《史記·蒙恬列傳》亦云秦始皇長城，乃“因地形，用制險塞”。凡此，均說明所謂萬里長城，並不一定是一道綿延萬里一以貫之的城垣。漢元帝時人侯應，曾談到漢武帝所設長城，“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溪穀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123]。陳夢家以爲此“木柴僵落”是指木柵，它與山川溪谷的 自然 險阻和“溪穀水門”，都是堆石布土之城垣以外的邊塞設施形式[124]。據此可以推測，秦始皇長城應當採用過大致相似的方式，以充分利用各種天然地形地勢[125]。
當代的考古學勘查也證實，秦長城確有利用險峰峭壁替代牆體的地段[126]，其所沿用的趙武靈王陰山長城，在烏拉前山西端，就有很長一段，完全是依憑險峰峻嶺，據險扼守，而沒有修築城垣[127]。由於截至 目前 爲止，有關秦長城的考古學調查，注意力主要還是集中在城垣建築遺迹上，對於秦長城如何利用地形地勢，關注明顯不夠。相信今後隨著調查視野的拓展和轉換，會找到更多的實例，證實文獻中的上述記載。
利用天然峭壁來替代人工城垣，這應當是《史記·匈奴列傳》所說“邊山險”的一種形式；而利用黃河河道以取代城垣，則應當是《史記·匈奴列傳》所說“塹溪谷”的一種形式。這種利用溝谷作爲防衛設施的作法，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時代的人類聚落，不僅與長城的起源密切相關，而且還是城市牆垣産生的直接淵源。
衆所周知，中國古代的城市，往往都有防護市區的城牆。所謂長城，其實就是一道防護一個廣大區域的城牆。
在新石器時代的聚落遺址中，常常會看到在聚落周圍挖掘深溝，以防禦外來侵害的情況，在考古學上，稱之爲“環壕聚落”，譬如著名的西安半坡遺址，就是如此。這種深溝的作用，與後來的城牆相當。挖溝起土，堆積於溝沿，也會增強壕溝的防禦機能，很容易促發修築城牆的想法。所謂“城”，本應是由這種壕溝發展而來[128]。後世普遍修築城牆之後，一般還都要在城牆外邊，開挖一道環繞城牆的護城河，與城牆相輔相成，進一步強化其防禦功能。這道護城河，古代稱之爲“隍”或者“池”。過去城鎮裏都有城隍廟，用來供奉“城隍神”，就是因爲“隍”是與“城”同等重要的城市防禦設施，它們二者，共同構成了一座城鎮最顯著的標誌性建築。由此可見，修築城牆，是在挖溝防衛的基礎上，發展形成的一種防禦設施。
長城的産生和發展過程，與城牆大致相同。防護保衛一個廣大的區域，除了利用山川等自然險阻之外，最初也曾經採用過挖掘深溝的辦法。
先秦時期，往往用“封略”一詞，來稱謂諸侯之間的疆域界線。《左傳》載時人稱“封略之內，何非君土”[129]，就是典型的例證。“封”是指堆積土丘，來作爲邊界的標誌。對此，過去的解釋，相對要比較明確一些[130]。可是，關於“略”字的涵義，前人的解釋，卻很不清楚。
許慎《說文解字》謂“略”字之語義，乃“經略土地也”。清人段玉裁闡釋說：
昭七年《左傳》：“芋尹無宇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杜注：“經營天下，略有四海，故曰經略。正封，封疆有定分也。”《禹貢》曰：“嵎夷既略。”凡經界曰略。[131]
段玉裁釋“略”字爲“經界”，固然合理可信，可是，“略”字何以會有經界之義，段氏卻未能稍有發明，實際上還是停留在東漢人許慎的舊解上。
《左傳》莊公二十一年載：
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
杜預注謂：“略，界也。”[132]這與段玉裁的解釋相比，自是較貼近於“略”字的本義，卻仍然沒有達其肯綮。清人杭世駿對此雖曾專門做有考釋，所說則不僅依舊停留在杜預的水平上，認識未能稍有增益，而且還又無端增添了錯誤的看法。杭世駿的考訂，見所著《訂訛類編續補》：
《說文》：“略，經略土地也。”《左傳》：“天子經略，諸侯正封。”注：“聚土爲封曰略。”經爲巡行，略爲邊界，即取土爲封之略。《孟子》所謂“域民不以封疆之界”是也。後世不知略之爲聚土。……略也，邊也，塞也，皆實字也。邊、塞字易明，人皆知之；略字義少隱，故解者不以爲實字而虛之，轉解轉謬矣。再考《左傳》中凡言略者，皆謂聚土爲封也。如雲“侵敗王略”，又曰“與之武公之略”，又曰“吾將略地焉”，又曰“略塞垣”，其義皆同。《尚書》云“嵎夷既略”，謂立邊防以界嵎夷，正天子經略之事也。[133]
杭氏釋“略”之本義爲邊界，較杜預舊注，略無新義，而其所援引《左傳》注之語，謂“聚土爲封曰略”，則未詳本自何處，通行之杜預注本並無此語。世駿自序，云其書撰述於往返嶺南粵秀書院之旅途，客舟三月，與友人“蓬窗促坐，相與論古談心”，因錄爲此書[134]。頗疑杭氏行篋挾書無多，主要憑記憶與友人推敲經史，所以，其所說“聚土爲封曰略”，應是記憶舛錯造成的疏誤，並不宜采信爲有典有據的考證結論。
若是輕信杭世駿的看法，那麽，“封”與“略”便沒有任何區別，今楊伯峻注《左傳》，即謂“略與封同義”[135]。在表示邊界這一語義上，二者雖然完全相同，但是“封”與“略”的具體形式，亦即其基本涵義，卻大不一樣。
顧炎武論長城之起源，有一段很精闢的論述：
春秋之世，田有封洫，故隨地可以設關，而阡陌之間，一縱一橫，亦非戎車之利也。觀國佐之對晉人則可知矣。至於戰國，井田廢而車變爲騎，於是寇鈔易而防守難，不得已而有長城之築。[136]
國佐爲齊臣，顧炎武所說國佐對晉人事，乃春秋齊、晉鞌之戰中齊人敗績之後，遣國佐爲使者，赴晉師乞和，其事見《左傳》成公二年：
齊侯使賓媚人（案即國佐）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
杜預釋“盡東其畝”爲“使隴畝東西行”；釋“唯吾子戎車是利”曰：“晉之伐齊，循隴東行易。”[137]
關於當時田地的劃分形式及其與田間道路的關係，清人程瑤田曾有詳細考述。程氏大略謂由灌溉渠道，將田地分割成東西向或南北向的耕作單元，通過田間的道路，即所謂阡陌，便順依田地朝向延伸[138]。如此一來，這些縱橫交錯的灌溉溝洫，便自然成爲田地之間的界限。顧炎武所云“田有封洫”，其中的“洫”字，指的就應當是這樣的渠道[139]。正由於這些田間溝洫的網路結構形式，決定著田間道路的走向，並且可以起到限制戰車通行的作用，晉人才強烈要求齊國把隴畝的朝向，統統改爲便於晉人東入齊國的東西方向。
“略”字何以得有“經略土地”之義，許慎未能做出相應的說明。今案許氏云“略”字“從田各聲”，近人沈兼士以爲凡從“各”聲之字，殆皆含有歧別之義，如“路”字即因歧出而得名[140]。剖分田地的溝洫，起著田界的作用，也決定著田間道路的走向，其形態縱橫交織，與道路之“路”相同，正呈歧分別出之狀。所以，“略”字的本義，應當就是表示這種田地的界限[141]。杜預等人所云“略”字之一般地域界限語義，正是由此引申而來。至於“經略土地”之義，則又是其“田地界限”這一基本語義延展爲“地域界限”之後的進一步外延。
《詩·載芟》描述周人耕作情形，有句云：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芸，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
前人釋此“有略其耜”之“略”字，多作“利”即“銳利”義解[142]。此“略”字與田地直接相聯繫，應與它表示田地界域的本義有關。上面引文的斷句，參照了清人江有浩《詩經韻讀》對本詩用韻的 分析 ，以及于省吾對“侯主侯伯，侯亞侯旅”和“侯彊侯以”這幾句詩語義的訓解[143]；前人則往往將“有依其士”與上句“思媚其婦”連讀[144]。“有依其士”與“有略其耜”，本是相互對舉的兩句詩，不宜將其拆解開來釋讀。“士”是指耕作的男子。上文有“千耦其芸”的敍述，顯然是在描繪大規模群體農耕的場面。所以，“有依其士”，應是說農夫們相互倚恃，有所依從[145]。而與此相應，“有略其耜”之“耜”字，應是用爲以耜耕作之義；“略”字即用其本義，表示田疇界域，謂耕墾遵依田疇界限，循序而行。由於不明此“略”字本義，前人所作詮釋，只能依賴於假借旁轉，結果逾曲折逾迂遠[146]，似終究亦難以契合這一詩句的本義。
一如顧炎武所云，在春秋時期以前，由於攻城略地，以車戰爲主，所以，田間溝洫，往往可以對戰車的通行，形成障礙。但是，當時用來表述諸侯之間疆域界線的“封略”之“略”，指的卻並不是這種田地之間的自然界限。當時列國之間，尚且沒有普遍修築長城，是因爲各國在邊界上專門開挖有界溝。所謂“封略”之“略”，指的就應當是這種專門用於劃分疆域並作爲防禦工事的界溝，或者稱之爲界壕。
這種界溝的正式名稱雖然是“略”，但是一般只稱之爲“溝”。專門挖掘壕溝，用以限止界域，並不僅僅用之于諸侯國界。其範圍規模較小者，如軍隊宿營，就需要“皆營其溝域而明其塞令”[147]；“修溝塹，治營壘，以備守禦”[148]，即以溝塹限制隨意通行。又如春秋時魯昭公被季氏放逐，死後歸葬魯國墓地時，當政的季孫曾打算在墓地內挖掘壕溝，把昭公墓與魯先公墓葬分割開來，最終卻還是“溝而合諸墓”[149]，這說明陵園墓地亦即所謂兆域四周，也是用挖溝的形式，來標識界限[150]。此外，秦朝時的苑囿，也有挖掘塹壕作爲垣籬的做法[151]。
各諸侯國之間挖有界溝，可以在《史記》所記下述事件中得到確證：
（齊桓公）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於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于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複修召公之政，納貢于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152]
賈誼在《新書》中也講到這一事件，更具體地敍述說，燕君送齊桓公，乃是“入齊地百六十里”，而且更清楚地表述說，齊桓公割地與燕，是“溝而爲境”[153]。顯而易見，這是在燕、齊兩國之間，開挖壕溝，作爲國界。
齊桓公割地與燕，固然是出於他一時興起，想以此體現其霸主氣度，用來收服人心。不過，這既不是齊桓公在此偶然爲之，也不僅僅局限于燕、齊兩國之間。就在這次分溝割地與燕國七年之後的齊桓公三十年，桓公率軍伐楚。楚王派遣屈完將兵抗禦齊人。面對齊桓公耀武揚威的威脅，屈完沈著應對說：
君以道，則可；若不，則楚方城以爲城，江、漢以爲溝，君安能進乎？[154]
屈完這段話表明，列國之間，在邊界上開挖界溝，並將其用作防禦工事，應該是當時的普遍作法。不然，屈完便不會有利用江水和漢水“爲溝”的說法。
不過，上文“江、漢以爲溝”，《左傳》載同事記作“漢水以爲池”[155]。或許有人會以爲，“池”是指池隍，也就是現在所說的護城河，此處本是城、池對舉，是以城郭、池隍相譬喻，而與界溝無涉。若是這樣，下面可再舉述春秋時齊國伐魯一事，以釋此惑：
（魯）師及齊戰於郊。齊師自稷曲，（魯）師不逾溝。（魯左師帥冉求車右）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逾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156]
這裏所說的“溝”，顯然是魯國之郊的界溝。國郊的界溝，與國界的界溝，性質應完全相同。《管子》下述記載，可以進一步證實這一點：
凡立朝廷，問有本紀。……國有常經，人知終始，此霸王之術也。然後問事。事先大功，政自小始。……問所築城郭、修牆閉、絕通道、阸闕、深防溝，以益人之地守者何所也。[157]
上文所記，乃是秉國政者應向國人詢問的國之大政。雖然“築城郭、修牆閉、絕通道、阸闕、深防溝”一句話中，文字容有脫訛[158]，但是“深防溝”幾個字，卻不應有誤。據上文，所謂“防溝”，系“地守者”所憑依，顯而易見，這應當是指邊界上的界溝。
當時齊桓公入侵的是楚國的國境而不只是某一座城池，所以，相互參照這幾條文獻記載，可知“江、漢以爲溝”的說法，應該更切合當時疆域防護設施的實際狀況。不過，與長城作用相當的“界溝”和城邑牆垣下起護城作用的“池隍”，本來都是同一性質的防禦設施。所以，古人往往也互稱並用。如《墨子》記云：
大國之君……以攻伐無罪之國，入其溝境，刈其禾稼，斬其樹木，殘其城郭，以御（抑）其溝池，焚燒其祖廟，攘殺其牲牷。[159]
在這裏，“溝”雖然只是虛稱，“池”才是實指，但是其駢列“溝”、“池”二字，正反映二者性質相同的防禦功能。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墨子》文中使用“溝境”一詞，來表示國界，參照前述賈誼《新書》“溝而爲境”的說法，可知這正是印證上古以溝爲界的絕佳史料[160]。
其實，各諸侯國間以壕溝也就是所謂“略”爲界限，本是一種慣行的常規。《周禮》記云：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
鄭玄釋此“溝”字，謂乃“穿地爲阻固”。唐人賈公彥進一步解釋說：
云“而溝封之者”，謂於疆界之上設溝，溝上爲封樹以爲阻固也。……謂穿地爲深溝即是阻固也。[161]。
可見，以壕溝亦即“略”爲邊境界限，應是西周至春秋時期的通行方式。
由於這樣的“略”亦即界溝，足以限制戰車通行，所以，這一時期一般還不需要通過修建長城，來保護國土[162]。直到普遍興修長城之後，由於修建長城，工程浩大，人力、財力，往往難以承受，有的時候，還有這種開挖界溝，作爲防衛設施的情況。張家山漢簡即記有西漢初年普遍採用塹壕作爲邊塞設施的情況：
相國、御史請緣關塞縣道群盜、盜賊及亡人越關、垣離（籬）、格塹、封刊，出入塞界，吏卒追逐，得隨出入，服迹窮追捕。[163]
上文中“垣”即通常所說的長城城垣，“離”（籬）則應爲前述侯應所談到的“木柴僵落”。漢簡整理者釋此“格塹”爲“用作邊界的深溝”，應屬允當。今甘肅永登、金塔和酒泉一帶殘存的漢武帝時期長城遺迹，就有很長的段落，是挖掘塹壕，以替代建造城垣[164]。後世規模最爲浩大的界溝，便是金代開挖的“界壕”，長度至少有三千里上下。
既然挖掘壕溝，可以起到防護國土的作用，那麽，在兩國之間間隔有天然河流的情況下，自然會劃河爲界，作爲天然的防護工事。東周銅器叔夷鐘之銘文中有所謂“泜C”，楊樹達釋曰：
銘文首云“佳五月辰在戊寅，師於泜C（泜舊皆釋淄）。”按C字不識，疑當讀爲c。《說文》十三篇下《土部》云：“c，遠邊也，從土，d聲。”引申之，凡邊曰垂，師於泜C，言師在泜水之濱也。[165]
楊樹達謂由遠邊之義引申，凡邊皆可曰垂，泜C即泜水之濱，所見甚是。不過，楊氏沒有進一步說明，此處所用“垂”字，何以要增附水旁。其實，C字的寫法，正表明當時列國之間常常以河川爲邊界的狀況。後世通行的邊陲之“陲”字從阜，則是上古邊界利用自然地理條件的另一種形式亦即依山爲界的反映。
与叔夷鐘所记以水为界相类似的情况，还有《春秋》记述鲁国曾利用并淘挖城北的洙水河道，以防御齐人的进攻[166]。此外，如战国时燕王谓“齐有清济浊河，可以为固”[167]；《商君书》记述楚国，可以视“江、汉以为池，汝、颍以为限”[168]，这些都是明显的例证。這些記載，说明类似的情况，在春秋战国时期，相当普遍；若向更早追溯，则可以在安阳殷墟利用洹水河道作为防护设施的做法上[169]，找到直接的渊源。
從春秋後期開始，各諸侯國之間，領土的兼併爭奪，大大加劇。進入戰國以後，蠶食疆域，鯨吞國土，更是愈演愈烈。而如顧炎武所云，戰爭的形式，已經由車戰爲主，改變爲以騎戰和步戰爲主。這樣，過去的界溝，已經不能很好地發揮防禦的作用。於是，各國開始紛紛在國境線上，興工修築綿延山谷的城牆，來防衛國土，免遭侵略，這才出現所謂長城。
弄清楚長城産生的這一歷史過程，便很容易理解，蒙恬新開拓的所謂“河南地”，既然外有黃河環繞，那麽，充分利用這條大河的河道，作爲天然的防護設施，就應當是一種很合理的選擇[170]。這也是這類大範圍區域防護設施其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
其實，溯本求源，像這樣利用一長段天然河道與人工城垣相銜接，共同構成邊境防線，並非這次由蒙恬首創，秦人自有先例。早在戰國初期，秦厲共公十六年時，就有過“壍河旁”的舉措[171]。“壍”與“塹”同義，用作動詞即使之爲塹。所謂“壍河旁”，當即鏟削黃河河岸，使之成爲溝塹側壁式的陡壁，用以增強天然河道的防護功能。稍後至靈公八年，秦人又“城、壍河瀕”[172]；繼之，秦簡公在其東境修築長城時，也採用了“壍洛”的特殊形式[173]。據史念海 研究 ，這次“塹洛”，事實上還興建了很長的夯土城垣，南抵陝西華陰的華山北麓，北達陝西白水的黃龍山下[174]。這些建有城垣的地段，與“塹洛”地段銜接組合，構成了抗禦魏國進犯的長城防線。同理，秦靈公“城、壍河瀕”，所建防線，也應是“城”與“塹”相結合，在一些地段建有城垣，另一些地段則直接利用鏟削陡峭的河岸。
秦朝之後，在張家山漢簡的《津關令》中，則明確列有以“河”爲“塞”的規定：
禁民毋得私買馬以出扜關、鄖關、函谷、武關及諸河塞津關。[175]
“河”在這裏，應是特指黃河。“河”與“塞”並列，其功用顯然等同。透過這一規定，可以看出，西漢曾普遍利用黃河河道，作爲區域界限。漢承秦制，估計秦朝的情況，應當與這相差不多。雲夢睡虎地秦簡《田律》所記如下規定，似乎即與此有關：
百姓犬入禁苑中而不追獸及捕獸者，勿敢殺；其追獸及捕獸者，殺之。河禁所殺犬，皆完入公；它禁苑殺者，食其肉而入皮。[176]
雖然這裏所說的“河禁”，應當是設在關中東面黃河岸邊的禁苑，與秦始皇萬里長城所利用的黃河河道無關，但瀕河設立禁苑，卻很可能是基於秦人因河爲塞以控禦東方的舉措。
不過，充分利用天然河道，並不等於不添加任何人工設施。前述唐人賈公彥注釋《周禮》，謂所謂“溝封之者”，除了要“於疆界之上設溝”之外，還要在“溝上爲封樹以爲阻固”；他還進一步針對鄭玄“封，起土界也”的注解，闡釋說：“云‘封，起土界也’者，穿溝起土於岸，即皆爲封，封即起土界也”。賈公彥這一說法，有合理的內容，也有不夠妥當的地方。
聚土而成之“封”，應是孤立凸起的土堆，而不是連綿不斷的土堤。西晉崔豹撰《古今注》，釋事物名義，其闡釋“封”之本義，正是如此：
封疆畫界者，封土爲台，以表識疆境；畫界者，于二封之間，又爲壝埓以畫分界域也。[177]
馬王堆出土西漢駐軍圖，其邊界上標示有留封、滿封、武封、昭山封、蛇封等一系列封土堆位置，而不是一道連續的封土線，便可以充分證實《古今注》的說法[178]。這一點也是“封”與“略”在形式上的本質區別。
儘管“封”並不是賈公彥所說的“穿溝起土於岸”的“土界”，但是，在挖掘界溝時堆積在溝沿的砂土，卻必然會形成一道土埂。這樣的土埂，可以增強界溝的防禦作用。戰國以後普遍修建夯築或壘砌的長城，從工程措施的角度看，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認爲是這種“土界”自然發展的結果[179]。
關於“封”的具體運用形式，文獻中沒有明確的記載。根據情理推測，在人迹罕至的偏僻地帶，似乎可以單單間隔一定距離設立封土堆，由這些封土堆遙相連屬，來大致“表識疆境”；而在人口比較稠密的地方，則應該是與“略”亦即界壕結合在一起，構成一條連貫的邊界線，這也就是前引《周禮》“制其畿疆而溝封之”這句話的實際涵義[180]。而之所以在界壕之上還要附加封土堆，正是由於“略”只是一道土溝，溝沿上沒有人工修建的牆垣，因此，需要用“封”將其與其他普通溝洫區別開來，以突出其作爲疆界的莊重性質，即同樣需要通過這些封土堆，來起到“表識疆境”的作用。
有學者在全線考察戰國秦昭襄王長城之後發現，其中有將近五分之一地段，是直接利用河流陡岸作爲防禦設施，並沒有修築城牆。不過，秦人在岸上間隔一定距離，夯築有一些墩台，作爲瞭望哨所[181]。這種墩台與河道相互組合的形式，很像是由封土堆與界溝的組合演變而來。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些“以河爲塞”的地段，與修築城垣的地段，也是相互銜接組合在一起，這正應該是秦始皇修築萬里長城而利用黃河河道的直接淵源。
上引《古今注》文曰“于二封之間，又爲壝埓以畫分界域也”。其中“壝埓”的本義，應當是指低矮的牆垣[182]，而邊界上持續延伸的“壝埓”，從表面上看，似乎類似於一道低矮的長城。在這裏，假若把“壝埓”理解爲界壕溝沿上堆積的土埂，可能最合乎上古的實際情況。因爲這樣的土埂與低矮的土牆相近，視之爲“壝埓”，亦未嘗不可。不過需要注意，用“封”來“表識”的“疆境”界線，實質上是界溝，也就是所謂“略”，而不是這種“略”的副産品“壝埓”。當然，這樣解釋，並不排除在某些個別地段，會既有界溝，又有人工累築的矮牆；而在有些地段，也可能不設界溝，只築“壝埓”與封土堆相組合，構成疆域界限。只是這種“壝埓”，恐怕仍主要是起標識疆界的象徵性作用，並不能與真正的長城相提並論。
賈公彥說在界溝上還要“爲封樹以爲阻固”，即栽種樹木以增強界溝的防禦作用，這在《周禮》本文中也有相應的記述：
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設國之五溝五塗，而樹之林，以爲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
所謂“五溝五塗”，說者非一[183]，大致應爲各等級界溝以及通行其間的道路。因《周禮·夏官·掌固》另有記載云：
凡國、都之竟（境），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184]
兩相參照，顯而易見，“五溝”系指疆域間之界溝。沿界溝植樹成林，不僅對戰車，對騎兵也能起到一定的阻滯作用。
根據楊樹達的研究，在西周銅器散氏盤上，即記有用“封”與“樹”相互組合，來標示田界的做法[185]。《荀子·議兵》下列記述，則可以說明先秦時期在邊界上栽種樹木用作障礙設施的普遍性：
古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矣，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詘；城郭不辨（辦），溝池不拑（抇），固塞不樹，機變不張，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明內者，無它故焉，……由其道故也。
依據清人王先謙的解釋，這裏所謂“固塞”，是“國所依阻”之邊塞的意思。“固塞不樹”，前人釋“樹”字爲“立”義[186]。但是，上句“溝池不抇”之“抇”字義爲發掘，“溝池”是指界溝（至少是界溝與護城河兼而有之）；相應地，這裏的“樹”字，則應當解作“爲封樹以爲阻固”之“樹”，也就是種植樹木的意思，方才與“溝池不抇”的“抇”字相匹配。
清人雷學淇謂《周禮》之“溝封”與“溝樹”，乃是“互文見義”，不僅“有溝者必有封”，而且“有封者必有樹”[187]，所說最能得其要領。蓋“略”與“封”、“樹”相互結合配置，才可以構成一道完整的疆域界線。
蒙恬在“河南地”外緣修建長城，利用黃河河道，這既然是春秋以前封略制度中界溝的發展和延續，那麽，便完全有可能繼續沿承在界溝上既封且樹的作法。當時在黃河岸邊是否堆積有封土堆，文獻中雖然沒有明確記載，但是，參考前述西漢初年馬王堆駐軍圖在邊界上明確標示有“封”的情況，可以推測，秦朝理應延續了在界溝側畔立封的制度。至於在溝畔栽種樹木，史籍中則存在明確的證據，這就是前面第四節在討論“榆中”位置時所涉及到的蒙恬“樹榆爲塞”一事[188]。
這種在界溝側畔植樹的作法，後代也有延續。前引西漢初年張家山漢簡《津關令》所記邊界設施“封刊”，漢簡整理者釋作“用作邊界標誌的樹木”，便顯然是由此因襲而來。東漢時鄭玄注《周禮·地官·封人》“畿封而樹之”，云：“畿上有封，若今時界矣。”唐賈公彥疏曰：“云畿上有封若今時界矣者，漢時界上有封樹，故舉以言之。”[189]據此，在東漢時期，應當仍然存有“封樹”制度。清代在東北地區修造的柳條邊，其形式也與此頗爲相似。
前人因未能深入探討長城的産生發展與上古封略制度之間的關係，從而也無法深入解析蒙恬“樹榆爲塞”的內在涵義，並進而影響到難以合理地復原“樹榆爲塞”的具體地段。按照上面的解釋，所謂“樹榆爲塞”，只應施行於“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這一段黃河河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