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秦始皇萬里長城西段的構成與走向
趙國陰山長城上的高闕，其 交通 和防禦作用，在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發生了很大變化。這種變化，主要是由秦朝西北邊界的改變而引起的。
秦始皇二十六年，初並天下，“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71]。關於秦始皇初置之三十六郡，劉宋裴駰在《史記集解》中本有系統的闡釋[72]。可是，自清代乾嘉以來，學者們卻往往捨棄裴駰舊說而另求新解，結果言人人殊，聚訟紛紜，莫衷一是；而新近發現的湖南里耶秦簡和張家山漢簡，于秦郡中復增出人所未聞之洞庭、蒼梧兩郡[73]，使這一問題的討論，變得愈加撲朔迷離。蓋郡縣設置，恒出於動態的變化過程之中，史闕有間，其逐年變化之檔案既不可得，若強據史籍中不相關聯的隻言片語，以求取秦始皇初分三十六郡的本來面目，可能反不如信從古人舊注爲妥。
古人注書，系依據現成資料以事疏說。裴駰作《史記集解》時，還能夠看到許多後來失傳的《史記》、《漢書》古注，其中也包括像應劭《漢書集解音義》、服虔《漢書音訓》這類東漢人的注解。所以，他應當有系統的資料依據。估計裴駰不大可能像現在做考據文章一樣，現來一一考訂這些秦郡的名目。按照裴駰的注釋，始皇二十六年時劃分的天下三十六郡，包括有九原郡在內；而秦九原郡乃是沿承前文所論趙九原郡而來，這一點固不待煩言[74]。
如上所述，趙武靈王長城既在陰山南側，則趙九原郡之西北轄界，便不得北越出於陰山之外。而秦朝既據有趙國九原郡舊地，趙武靈王所築的長城，便隨之成爲秦朝的西北邊防設施，即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時，其在河套附近地區的邊境界線，應與戰國時代的趙國相同。《史記·秦始皇本紀》，謂秦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時，其疆界“北據河爲塞，並陰山至遼東”[75]，講的就應當是利用這一段長城作爲邊塞的情況。
趙武靈王修築陰山長城之後，這道城垣，就應當一直是趙國的西北邊界。然而，何清谷卻認爲，到趙孝成王時，“匈奴突破趙長城，佔據雲中郡，成爲趙國的嚴重邊患。李牧雖然對匈奴作了有力的抵抗，也只能‘常居代、雁門備匈奴’，無力收復雲中郡。”[76]雲中在九原郡以東，雲中若已經淪入匈奴之手，九原便不可能孤懸於匈奴境內，秦初並天下時即不可能從趙人手中承襲九原、雲中兩郡，而只能是以雁門的邊界爲其西北界限。
何清谷做出這一論斷的依據，爲《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所附趙國名將李牧的傳記。可是，覈諸李牧傳記原文，卻看不出有趙國失守雲中的意思。引導何清谷得出這種看法的記載，似乎只有他引述的李牧“常居代、雁門備匈奴”一句話。李牧防禦匈奴而常居代、雁門，這就如同《史記·蒙恬列傳》，在記述蒙恬西北斥逐匈奴，大舉進兵，“渡河，據陽山”之後，雖然記載說蒙恬“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 研究 者並不能因此判斷秦人北邊只是以上郡爲前沿，上郡以北之雲中、九原諸郡俱已失陷於匈奴；不僅如此，《史記》在蒙恬“居上郡”之下，緊接著便記載說：“是時蒙恬威振匈奴。”[77]可見，《史記》關於蒙恬“居上郡”的記載，只不過表明他是坐鎮上郡來指揮北邊的軍事防禦而已。同理，李牧也應當是以代或雁門爲其行轅常駐地點。事實上，據《史記》記載，李牧也如同蒙恬一樣，在他坐鎮代、雁門指揮北邊防守期間，不僅未曾喪失國土，而且還威懾“匈奴不敢近趙邊城”[78]。
因此，認爲趙國在戰國末期已喪失九原、雲中兩郡的看法，缺乏相應的依據，不能成立；秦朝兼併趙國領土後，應當沿承了趙國九原、雲中兩郡的西北邊界，即以陰山長城爲邊界線。
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到秦始皇三十二年時，因“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翌年，蒙恬取得成功，“西北斥逐匈奴”。於是：
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爲三十四縣，城河上爲塞。……徙謫，實之初縣。[79]
《史記·匈奴列傳》記同事云：
後秦滅六國，而始皇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謫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溪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80]
雖所設縣有“三十四”與“四十四”數目之差異[81]，蒙恬所將卒有“三十萬”與“十萬”之出入[82]，但是，在開拓“河南地”並徙民設縣“因河爲塞”這一點上，兩處記載完全一致。只是這段文字結尾處所云“因邊山險，塹溪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這些話，講的並不是直道，而是著名的秦始皇萬里長城[83]。這段話前面，應有脫文。這一點可以在《史記·蒙恬列傳》中得到印證：
秦已並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84]
顯然，《史記·匈奴列傳》“因邊山險，塹溪谷，可繕者治之”這句話，與這裏所講的“因地形，用制險塞”正相對應。依此，蒙恬在收取“河南地”之後，隨即在當年，動工修築了“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的秦始皇長城。
長城是邊塞上的防禦工事，而“因河爲塞”，則應當是以河道作爲疆域領土的護衛設施。那麽，應當如何理解秦人“因河爲塞”與修建萬里長城的關係呢？關於秦始皇萬里長城的走向，除了“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這兩句話，史籍中沒有更爲明確的具體記載。因此，準確理解並切實遵從上述記載，就成爲復原秦始皇萬里長城西段走向的關鍵因素。
據上引《史記》記載，秦王朝“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是在蒙恬“西北斥逐匈奴”，“悉收河南地”之後。因此，解析“因河爲塞”的歷史涵義，需要首先明確所謂“河南地”的範圍。
所謂“河南地”，理應在黃河南岸。在蒙恬此次率兵北伐之前，秦朝在關中北部的邊界，是秦昭襄王時期修築的長城。這道長城，正位於黃河東流河段以南，其具體的走向，大致是由今甘肅岷縣附近北行，至今甘肅臨洮轉而向東北蜿蜒延伸，斜貫陝北黃土高原，直至今內蒙古准格爾旗黃河岸邊的十二連城附近[85]。
基於這樣的歷史背景，蒙恬率軍“北擊胡，略取河南地”時，就應當是出秦昭襄王長城而向北推進，最後直抵黃河東流河段的南岸，將匈奴斥逐於黃河以外。因而，從秦昭襄王長城向西、向北，直抵黃河河道這一大片土地，就應當是蒙恬所略取的“河南地”。與秦國舊有國土相對，這是一片新的疆域，因而時人又稱這一帶爲“新秦中”[86]。
由於秦昭襄王長城的東北端，直抵黃河岸邊，“河南地”的東面自有明確的界限；可是，其西南端部分，卻離黃河還有很大一段距離，所以“河南地”西南部的界限，便多少有些模糊。按照史念海的研究，在蒙恬取得“河南地”之後，秦漢人在使用“河南地”這一區域概念時，所指區域範圍，大小往往略有參差，不過在其西南部，實際上大致是以秦漢朝那，也就是今甘肅固原迤西爲界限[87]。只是這樣的慣行用法，並不能用於限定蒙恬初取之“河南地”及其所設四十四縣的地域範圍。
前面第二節引述全祖望、王國維諸人關於九原郡的研究時談到，他們認爲，秦始皇三十三年在“河南地”新設立的四十四（或三十四）個縣，都應歸屬于秦九原郡統轄。相應地，他們理解的所謂“河南地”，便僅僅是指河套及其南側相鄰近的區域。今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便是如此標繪[88]。這樣的理解，顯然有違上述秦人與匈奴之間地理形勢的演化進程。
其實，按照史念海等對於“河南地”的理解，秦始皇三十三年在“河南地”新設立的四十四（或三十四）個縣，應當分佈于秦人在秦昭襄王長城以北整個黃河“大河套”範圍之內新開闢的土地上。《史記·秦始皇本紀》云“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爲三十四縣，城河上爲塞”，講的正是這個區域。
對於這裏所說的“榆中”的位置，前人的看法，不盡相同，需要予以說明。
最傳統的解釋出自劉宋徐廣的《史記音義》。徐廣乃謂榆中“在金城”[89]，即兩漢金城郡所轄榆中縣[90]。其治所在今蘭州市東北、榆中縣西北的黃河轉彎處，北臨黃河[91]。較徐廣稍後，北魏酈道元在《水經》之“又東過榆中縣北”句下注曰：
昔蒙恬爲秦北逐戎人，開榆中之地。案：《地理志》金城郡之屬縣也。故徐廣《史記音義》曰“榆中在金城”。[92]
今人論秦始皇萬里長城走向，其擬定榆中之所在，依循此說者，可以舉述張維華爲代表[93]。
另一種看法認爲，此應爲戰國趙地之榆中。趙國境內的榆中，爲趙武靈王二十年，“西略胡地”，“辟地千里”時，在其西北邊地新開拓的疆域[94]。曹魏時人蘇林，最早記述到有古榆中地在秦漢上郡界內。唐人顔師古以爲此即與蒙恬拓地事相關之榆中，在唐朝的榆林[95]。張守節則說它的具體位置，是在唐“勝州北河北岸”[96]。張守節所謂“北河”，是指廣義的北河，即由內蒙古河套地區向東的整個黃河東流河段。秦漢上郡包括地域很廣，由今陝西黃陵一帶向北，一直抵近黃河。榆林爲唐朝勝州的治所。勝州位於今內蒙古托克托至山西偏關間黃河轉彎處河道西南側；榆林北臨黃河，在今托克托縣對岸。綜合上述諸家說法，可以將這一古榆中的地理涵義，理解爲今托克托至偏關間的黃河兩岸區域。今沈長雲論秦始皇“自榆中並河以東”而“城河上爲塞”事，所擬定“榆中”的位置，即主此說[97]。
此外，史念海將榆中與秦漢時的榆溪塞和“榆中之關”聯繫到一起，認爲秦始皇長城和秦昭襄王長城外側都有“樹榆爲塞”的防禦設施，即所謂榆溪塞；因而，這一榆中可以而且應該是秦昭襄王上長城上的一處關隘。從而推定，榆中位於戰國焉氏塞亦即後世蕭關所在的今寧夏固原東南地區[98]。
在關於榆中位置的上述諸種說法當中，史念海一說，從地名淵源角度看，在史籍中找不到任何直接依據。榆中和榆溪塞這兩個地名的由來，雖然都應該與當地生長榆樹有關，但是，正如史氏所云，陝北及其附近地區普遍宜於榆樹生長，因而，與榆樹有關的地名，應當不僅局限於某一特定地域。譬如在今陝西榆林東北、佳縣西北的秦昭襄王長城，即因附近“悉榆柳之藪”，而有榆林塞的別稱[99]。
其實，將榆中與榆溪塞乃至蒙恬開拓榆中疆域聯繫到一起，文獻中的端緒，最早似乎可以追溯到東漢班固的《漢書》。《漢書·韓安國傳》載大行王恢，與御史大夫韓安國討論北方邊事，云：“蒙恬爲秦侵胡，辟數千里，以河爲竟（唐顔師古注云“竟讀曰境”），累石爲城，樹榆爲塞。”曹魏如淳謂這裏所云“樹榆爲塞”，即“塞上種榆也”[100]。北魏崔浩爲東漢荀悅《漢紀》撰有《音義》。崔浩在書中釋此榆中，亦云：“蒙恬樹榆爲塞也。”[101]史念海以爲所謂榆溪塞，“就是大規模栽種榆樹而形成的”。這顯然是受到《漢書·韓安國傳》和崔浩說法的影響；特別是酈道元在《水經注》中明確談道，在諸次水（今禿尾河）旁秦昭襄王長城上，有所謂“榆林塞”，此即《漢書·衛青傳》記述的“榆溪舊塞”，也就是王恢所說“樹榆爲塞”的地方[102]。
不過，《漢書·韓安國傳》所說的“樹榆爲塞”，只是針對蒙恬在秦昭襄王長城之外新辟的疆域界限而言，這一點覆按《漢書》本文，一清二楚，本沒有任何疑義。荀悅《漢紀》述及陳餘遺章邯書，書中有“蒙恬北逐戎人，開榆中之地數千里”一語，崔浩對榆中的解釋，即針對此語而發[103]，而與秦昭襄王長城沒有任何關係。由此可見，《水經注》對於王恢所說蒙恬“樹榆爲塞”的解釋，是完全錯誤的，不能據此判斷“樹榆爲塞”的具體地點[104]。
從常理上看，榆樹既然爲當地常見樹種，似乎也不必毫無緣由地專門費力栽種。在蒙恬拓地之前，秦昭襄王修築長城作爲西北邊境防禦工事，這在史籍中有明確記載。所以，自不必如後世清人設立柳條邊一樣，另行樹榆爲塞。至於蒙恬“開榆中之地”以後，之所以要“樹榆爲塞”，這與蒙恬新建的特殊邊防設施形式有關，對此，下文將予以具體論述。
榆中與榆溪塞之間，本來就沒有必然的聯繫，而如上所述，榆溪塞與秦昭襄王長城，又找不到直接的關聯，那麽，史念海由榆溪塞推斷此榆中爲秦昭襄王上長城上的關隘，便失去邏輯前提，看起來恐怕難以成立了。進而論之，史氏擬定的這一榆中，西面距離黃河河岸，至少尚有400多里之遙，若是依從此說，那麽，何以得云“自榆中並河以東”？《史記·秦始皇本紀》這一記載，將因此而完全失去空間著落。所以，對於榆中的這一解釋，似乎還需要重新斟酌。
與此相似，上郡北部的趙國舊屬榆中，雖然自戰國以來，即屢屢見稱於史籍，可是，卻同樣與《史記·秦始皇本紀》“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的記載無法契合。因爲這一榆中，是表示一地理區域的名稱，如前所述，主要包括托克托至偏關間的黃河兩岸區域。雖然它所表示的具體範圍，從來都不夠明確，但是，上文已經講到，當初趙武靈王向西北開拓邊地，最遠只抵達陰山山脈南坡，所以，榆中區域的西北邊際， 自然 不會超出於陰山之外。這一點應是確定無疑的事實。《史記·秦始皇本紀》“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這句話中的“並”字，應當一如前述《史記·匈奴列傳》“自代並陰山下”句中的“並”字，都是依傍的意思，而這一榆中的地域範圍，既然處於陰山迤東迤南，那麽，“自榆中並河以東”，只會離陰山漸行漸遠，卻根本無法“屬之陰山”。所以，它也不可能是《史記·秦始皇本紀》“自榆中並河以東”的“榆中”。
排除以上兩處“榆中”之後，只剩下金城郡界內的“榆中”，可以考慮其是否符合《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的方位。按照前引《史記·秦始皇本紀》和《史記·匈奴列傳》的記載，秦人“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設立四十四縣（或三十四縣），“因河爲塞”，是在西北斥逐匈奴，略取“河南地”之後。如前所述，所謂“河南地”，包括以秦漢朝那亦即今甘肅固原迤西一線秦昭襄王長城以北、黃河以南以裏的絕大部分區域，因此，這道河上之塞，理應將蒙恬新開拓的“河南地”，圈護在塞內。
金城郡境內的榆中，正處在秦漢朝那向西的延長線上，而且南面與秦昭襄王長城的起點臨洮相去不遠。由此向南，稍事修建，即很容易與秦昭襄王長城相連接；向北瀕河北上再折而東行，恰可東與黃河北岸的陰山長城相銜接，從而構成一道完整的西北邊防設施。所以，只有這一“榆中”，方才符合《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記載的方位。
前人否定此金城榆中與秦始皇“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而“城河上爲塞”一事有關，往往以爲這一“榆中”，在秦朝以前的史籍中沒有記載，而金城郡乃遲至漢昭帝時，方始設立。按照這樣的看法，在秦始皇時，金城一帶是否存在“榆中”這一縣名或者是地名，似乎都已成爲需要考證的問題[105]。
漢代金城郡的榆中縣，固然不必一定是沿承秦縣而來，但也同樣不一定非由漢朝新設不可。漢承秦制，有所因循，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史記·秦始皇本紀》“自榆中並河以東”之“榆中”，其地望既然與漢金城郡榆中縣相合，恰恰足以印證西漢金城郡之榆中，應是承用秦朝舊有建置；至少在西漢設縣之前，秦朝的時候當地即已有了“榆中”這一地名。
這樣來理解榆中的位置，《史記·秦始皇本紀》所云“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爲三十四縣，城河上爲塞”，就應當是以這一“榆中”爲起點，沿著河岸向東延伸，直至陰山西端並與之相連接；在這一線以內，新設立三十四個縣（或四十四個縣），並在靠近河岸的地方修築縣城，作爲邊防要塞。
雖然西漢金城郡屬下的同名縣與這一“榆中”，在地名來源上肯定具有某種因承關係，但是，“榆中”一詞，起初卻並不一定僅僅是表示某一像縣治這樣的具體居民點，或者某一縣級政區的地名。如關中、漢中、蜀中、黔中、閩中，以及前述戰國趙地“榆中”等古史中常見的古代地名所示，帶有“中”字後綴的地名，往往都是表示某一邊界範圍不是非常清楚而面積又較爲廣闊的地理區域，而不是一個都邑或者其他形式的居民點。
由此推測，《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記載的這一“榆中”，指的很可能也是一個這樣的地理區域。其具體範圍雖然不易確指，但是，大致應爲西漢榆中縣治所附近的一定區域。這一區域，向西南方向，應包括秦縣枹罕[106]，它是秦朝在這一帶設在最西邊的縣。按照《漢書·地理志》的記載，離水和洮水均在枹罕縣境內匯入黃河[107]。離水當今大夏河，洮水即今洮河[108]。因此，今大夏河與洮河下游河口地段，均應屬枹罕縣轄界。《水經注》記載秦漢枹罕縣治南瀕離水[109]，即枹罕縣治位於大夏河左岸亦即西岸，今有人云，已經查明其城址在今甘肅臨夏縣雙城集[110]。枹罕迤東，地勢大致在海拔3，000米以下；枹罕以西，在黃河南岸，則開始進入海拔3，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自然條件，嚴重限制農業民族的生存。因此，這裏成爲當時秦人在黃河南岸向西拓展的邊界極限。
“因河爲塞”的措施，既然是爲庇護“河南地”新開闢的疆域而設立，自然也應該把枹罕地區包括在內。這樣，所謂“自榆中並河以東”，應當理解爲由“榆中”這一區域順河岸東行，其最西端，乃是起自“榆中”區域內枹罕縣西境的黃河南岸。這一段黃河河道雖呈東北流向，但總的來說，更顯偏東；到秦漢榆中縣以後，黃河雖呈東北偏北流向，可是，流至河套地區以後，又改爲東行。所以，從總體上看，這一段黃河可以看作是以東流爲主導流向。正因爲如此，《史記·秦始皇本紀》才會記作“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
前述荀悅《漢紀》“蒙恬北逐戎人，開榆中之地數千里”一語，乃是本自《史記·項羽本紀》載錄的陳餘遺章邯書[111]。陳餘在這裏講的是蒙恬開拓“河南地”一事。他在這裏採用“開榆中之地數千里”這樣的表述形式，正是因爲這一“榆中”，乃是“河南地”最南面的起點。
按照前引《史記·秦始皇本紀》和《史記·匈奴列傳》的記載，秦廷是在從榆中到陰山新辟的“河南地”上，“以爲三十四縣，城河上爲塞，……徙謫，實之初縣”；或是“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謫戍以充之”。兩相對照，可知所謂“城河上爲塞”，應即“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即在靠近河岸的地帶，修建四十四（或三十四）座縣城，作爲戍衛黃河防線的橋頭堡，遷處受到責罰的罪人爲戍卒，駐防守衛[112]；而具體的邊防線，則是利用黃河河道，“因河爲塞”，實際並未修建連綿蜿蜒的城垣[113]，或者只有象徵性的低矮土埂或土堤。
西漢時，漢武帝在重新取得蒙恬所開拓的“河南地”後，曾經“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當時，“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接近不設防狀態，北地太守等官員竟因此被漢武帝誅殺[114]。漢武帝巡行的邊防區域，正在這一段黃河岸邊。若是秦人在“河南地”亦即“新秦中”週邊建有長城，漢人自可坐享其成，似乎不應該出現這種狀況。這一事件，可以從側面證實，秦朝在這一地段並沒有修築長城。
西漢初年，賈誼論述秦政得失時談道，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溪以爲固”[115]。《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記載，漢武帝時主父偃上書，也說道：“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爲境。”[116]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說蒙恬“爲秦開地益衆，北靡匈奴，據河爲塞”[117]。這些記述，都清楚表明，在秦廷新開闢的河南地外緣，是以黃河河道作爲邊防憑藉；而且，賈誼“以河爲池”的提法，更清楚體現出利用天然河道替代人工壕塹（池）的涵義。蒙恬在受秦二世逼迫服毒自殺前，說自己“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118]。這裏“城、塹”連用並稱，指的應當主要是長城城垣和與之相連屬的黃河河道。
這道“因河爲塞”的防線，北面“屬之陰山”，即直接與陰山西南端上的原趙長城銜接；南面則可以通過修築城垣，與萬里長城西端的起點臨洮相連。史念海研究認爲，秦始皇萬里長城的西端，從臨洮（今甘肅岷縣）到狄道（今甘肅臨洮）之間這一段，應是利用了原戰國秦昭襄王長城；從狄道亦即今臨洮以下，秦廷才需要重新興工修築。揆諸情理，史氏所說應可信從，惟其推測狄道以下長城是沿洮河北行，則似乎還可以斟酌[119]。如前所述，枹罕爲秦廷設在這一帶最西邊的縣，縣治在大夏河西岸，“因河爲塞”之西端部分，應起自枹罕縣北境的黃河岸上。因此，與其相應，秦人新修由狄道北上的城垣，理應向西北延伸，在枹罕亦即“榆中”區域的西北界上，與所謂河上之塞相連，把枹罕容納在防線之內。當然，這樣的推測，還需要結合考古調查，進一步驗證。秦廷在這一地段，也可能只設有亭、障等防禦設施，而沒有累築城垣。
依上文所述，秦始皇萬里長城西端的構成及其走向，便是由臨洮（今甘肅岷縣）至狄道（今甘肅臨洮），利用戰國秦昭襄王所築長城；由狄道至枹罕（今甘肅臨夏）西北的黃河岸邊，重新興修一段城垣（或其他防禦設施）；由枹罕西北的黃河河岸至陰山西南端，利用黃河河道作爲防禦設施；沿陰山南麓，利用戰國趙武靈王所築長城。
需要指出的是，在今內蒙古烏海市黃河東岸的桌子山西麓，距離河岸10公里上下，現存有一段總長約30公里的長城遺迹，稱爲“鳳凰嶺長城”，是用石塊壘砌而成。有人推測，這道長城有可能爲秦朝所築[120]。但是，在這道長城遺迹以西，瀕臨黃河東岸，有一座古城舊址，舊稱爛城子，現名爲“新地故城”。考古學者指出， 目前 還沒有找到古代遺物，可以確證鳳凰嶺長城的年代，而在新地故城城北，卻發現了具有明顯秦文化特徵的古墓，依此可以斷定，這座城址始建于秦朝，應爲蒙恬在河南地所築臨河三十四（或四十四）縣城之一[121]。這座秦代城址，說明鳳凰嶺長城位於秦王朝邊界線以內。因此，依據現有考古資料推測，它不可能是秦始皇萬里長城的組成部分。
關於“鳳凰嶺長城”的修築年代和作用，需要從考古學和歷史地理學兩方面進一步研究之後，才能得出比較確切的看法。在目前情況下， 分析 秦漢之際西北邊防的地理形勢，它似乎更有可能爲漢武帝收復河套地區後所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