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陰山高闕與趙武靈王長城
雲中與九原的疆界，既然不能作爲確定高闕位置的依據，那麽，依據前引《史記·匈奴列傳》的記述，當時趙武靈王築長城，是“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要想確定高闕的位置，就只有從高闕所在的趙武靈王長城和陰山山脈的走向入手了。
嚴賓諸人否定高闕位於狼山的傳統說法，除了認爲趙國的西北邊境未曾抵達這一地區之外，還考證認定，陰山的位置，與狼山無關。如前所述，《史記·匈奴列傳》記載，趙武靈王所築長城，系“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所以，假若依照傳統的主流看法，把高闕定在狼山山脈的石蘭計山口，那麽，現在的狼山山脈，就應該是戰國秦漢之際的陰山；趙武靈王修築的長城，也應該在狼山山下。可是，事實卻並非如此。因嚴賓等人的論述，還頗欠周詳透徹，特別是對許多重要的相關問題，沒有做出合理的 分析 和解釋，所以，下面將在嚴賓諸人 研究 的基礎上，進一步闡釋這一問題。
譚其驤曾撰有專文，論述古代“陰山”這一地名的涵義和位置，其要點如下：
“陰山”有三義：舉河套北大漠南諸山通謂之陰山，此爲廣義；蓋以山居中原之北陲而得名。今謂之陰山山脈。陰山山脈之西段在今烏加河北岸者，今名狼山，秦漢時以其逼鄰大河，水北曰陽，別名“陽山”。“陽山”之名既著，言“陰山”者或不計此段在內，專指迤東諸山，是爲次廣義，今謂之大青山。陰山山脈之南支位於烏加河東南岸黃河北岸者，今名烏拉山，對“陽山”而言，古人又或專指此山爲“陰山”，是爲狹義。[36]
覈諸地理與歷史事實，譚氏這段論述，有許多地方值得商榷。
首先，譚其驤對這一帶山系的走勢，理解不夠正確。前面已經做過敍述，“狼山－烏拉後山”是一條山系，“烏拉前山－大青山”是大體上與之平行的另一條山系。儘管烏拉後山在固陽東南與大青山相銜接，但是，這並不影響上述兩條山系之間的總體走勢關係。
分析譚其驤的論述，可以看出，正是由於譚氏錯誤地把大青山與狼山，視作東西一脈相連的同一條山系，他才會認爲，二者因“居中原之北陲”，而可以“通謂之陰山”[37]。在這一假想前提觀念的引導之下，譚氏又以爲這條山系東段除去狼山山脈後剩餘的大青山部分， 自然 仍可以單獨稱爲“陰山”；而這條山系西段的狼山山脈，既然因位居黃河之“北河”的北岸，在秦漢時有“陽山”之稱，那麽，位於“北河”東南岸的烏拉前山，則相對於此，也被稱之爲“陰山”。
其實，正如譚其驤已經注意到的那樣，“陰山”與“陽山”，是兩個相互對應的山名，而它們之所以會相互對稱，正是因爲二者各自處於兩條完全不同的山系當中。趙武靈王築長城於陰山腳下，這顯示陰山乃見稱於戰國。何清谷在批駁狼山高闕說時指出，《呂氏春秋·本味篇》記有“陽山之穄”[38]。穄是北方耐旱穀物，此陽山應指狼山。若然，陽山也是始見於戰國時期。如下文所述，至遲在秦朝初年，陽山這一地名，肯定已經出現。因而，可以認爲，這兩個山名，從一開始就是相互伴生的，即至少在這一地名産生的初始階段，似乎不可能存在譚其驤講述的“廣義”、“次廣義”那樣脫離“陽山”對應的“陰山”。
因此，探討陰山的地理涵義，應當首先從譚其驤所說“狹義”的陰山以及與它相對應的陽山入手。
《史記·蒙恬列傳》裴駰《集解》引述南朝劉宋徐廣《史記音義》，最早闡釋了陰山與陽山的對應關係：
五原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39]
基於河岸接受陽光照射的向背關係，以河川南岸爲陰，北岸爲陽，這是中國古代地名命名的一條通則。按照這一通則，陰山應當位於黃河南岸。可是，在黃河這一河段的南岸，卻找不到相應的山脈。
北魏酈道元就此論述說：
言陰山在河南，又傳疑之非也。余按南河、北河及安陽縣以南，悉沙阜耳，無佗異山。故《廣志》曰：“朔方郡北，移沙七所，而無山以擬之。”是《音義》之僻也。[40]
所謂“《音義》之僻”，不過是說徐廣《漢書音義》的講法不夠準確，行文有些偏頗；可是，清朝學者胡渭，卻徹底否定了徐廣的記述：
案陽山即陰山也。山在中國之極北，故名陰山。水北曰陽，山在河水之北，故亦謂之陽山。徐廣云“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非也。《漢書》侯應曰：“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求出爲寇，是其苑囿也。孝武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列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計陰山綿亙千餘里，直抵遼東，非河南所能容，益信徐說之謬。[41]
黃河南岸，確實沒有與徐廣所說陰山相對應的山脈。然而，並不能因此就把陰山和陽山混爲一事。
實際上，酈道元對此即提出了另外的解釋，他說：
謂山在河東南則可矣。[42]
酈道元之所以這樣講，是因爲他十分清楚，陰山乃位於河套北河南流河段的東南側。《水經·河水注》記云：
河水又東，經馬陰山西。《史記音義》曰：“陽山在河北，陰山在河南。”謂是山也，而即實不在河南。《史記音義》曰：“五原安陽縣北有馬陰山。……”
上文《史記音義》云“五原安陽縣北有馬陰山”一語，與前文所引劉宋裴駰《史記集解》“五原西安陽縣北有陰山”的引文相對照，可知此“安陽”應當訂正爲“西安陽”。蓋趙國代郡別有“安陽”，爲與此五原郡安陽相區別，後來前綴有“東”字[43]，而此五原郡“安陽”則另綴加“西”字以相區別[44]。又“馬陰山”也應據《史記集解》正作“陰山”。《續漢書·郡國志》載“西安陽北有陰山”[45]，可以作爲佐證。北魏時這一段山脈，如《水經注》所記，或被稱作“馬陰山”，可是在劉宋徐廣撰著《史記音義》時，卻還是只稱作“陰山”[46]。
《水經·河水注》記載的這座“馬陰山”，西南抵臨黃河北河轉而東流與南河匯流的大轉彎處，正當今烏拉前山西端。《水經注》引《虞氏記》，謂趙武靈王修建雲中城時，曾經“卜陰山河曲而禱焉”。所謂“河曲”，只能是指今烏拉前山西端的這處黃河河曲，而“陰山”則無疑是指今烏拉前山。
《水經·河水注》下文，在河水流經九原縣故城南面時，再一次記述了陰山所在的位置：
（九原縣故城）其城南面長河，北背連山。秦始皇逐匈奴，並河以東，屬之陰山，築亭障爲河上塞。徐廣《史記音義》曰：“陰山在五原北。”即是山也。[47]
如前文所述，何清谷已經談到，九原城故址，已經發現，在今烏拉特前旗東側靠近包頭轄境的三頂帳房，北距烏拉前山南麓約4公里。顯而易見，這裏所說的陰山，仍然是指今烏拉前山。
河水由此再向東流，經雲中故城南，接納沙陵湖水。沙陵湖有上源曰荒幹水，又寫作芒幹水，即流經今呼和浩特附近之大黑河，清代稱黑水河，“出綏遠城東北境，近四子部落旗界”[48]。綏遠即今呼和浩特，四子部落旗即今四子王旗，其駐地古今亦大體相近。《水經·河水注》記云：
荒幹水出塞外，南經鍾山，山即陰山。故郎中侯應言於漢曰：“陰山東西千餘里，單于之苑囿也。自孝武出師，攘之於漠北，匈奴失陰山，過之未嘗不哭。”謂此山也。[49]
驗之於實際山川形勢，荒幹水由塞外南流所經過的陰山，只能是指今呼和浩特北面的大青山。
在酈道元生活的北魏時期，陰山植被繁茂，是帝王經常出遊，田獵巡幸的地方[50]，太武帝拓跋燾在山上還建有離宮別館，如阿計頭殿、廣德殿和講武台等。太和十八年，酈道元“從高祖北巡”，曾親履其地，“屆於陰山之講武台”[51]。所以，《水經注》這部分對陰山的記述，應當尤爲可信。
通觀《水經注》上述記載，可以清楚看到，戰國秦漢以迄北魏時期的所謂“陰山”，是指由烏拉前山西端東延而貫通大青山全脈整個這一山系。前述譚其驤把大青山與烏拉前山分割開來，以爲前者是“次廣義”的陰山，後者是“狹義”的陰山，這種分別，于史無徵，並不符合古人的實際用法。
譚其驤謂侯應所說的陰山，僅指大青山，也就是他所劃分的“次廣義”陰山[52]。今案《水經注》上文引侯應語，出自《漢書·匈奴傳》。覆按《漢書》原文，可知侯應本人雖頗“習邊事”，而對於陰山的瞭解，卻完全得自耳聞[53]。所以，他講述陰山“東西千餘里”，對其長度，未免略有誇張。不過，與《水經注》的記載相參照，可知侯應所說綿延“東西千餘里”的陰山，自然應包括與大青山一脈相連的今烏拉前山在內；如果僅僅是指今大青山，即使侯應誇大其詞，似乎也不應該達到“東西千餘里”的程度。
如前所述，譚氏論述的前提，是錯誤地把大青山與狼山，視作東西一脈相連的同一條山系，近人丁謙看待這一問題的出發點，則與譚其驤恰相對立，從而便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結論。丁謙認爲：
陰山亦曰馬陰山。此山與陽山之脈不相連屬。山起於烏喇特旗境西北，迤邐東行，繞歸、綏二城北，又東北入大磧中。侯應所云“東西千餘里”者是已。[54]
歸綏系歸化、綏遠二城之合稱，二城均在今呼和浩特。丁氏所說的陰山，即兼有今烏拉前山和大青山。這樣的看法，顯然更合乎歷史實際。 這一陰山，在隋代稱“大斤山”或“秦山”，唐代稱“青山”[55]。今“大青山”即是由此沿承而來。“大”爲綴加的形容詞，“斤”、“秦”、“青”諸字，則理應是“陰”字的音轉[56]。因此，從地名的延續性來看，也可以證明戰國秦漢以迄北魏的陰山，爲今烏拉前山－大青山山系。
至於譚氏所謂“廣義”的陰山，則似乎本來就不曾存在。對此，下文還要專門予以論述。
如前所述，現在的烏梁素海，是黃河北河河道上殘存下來的牛軛湖。由烏梁素海的岸線輪廓上，便可以看出，當年的北河河道，在由東流轉向南流的這一河段上，一定存在著一個較大的東北－西南流向轉折，徐廣《史記音義》所云“陰山在河南”，正是相對於這一段河道而言；而酈道元“謂山在河東南”的解釋，當然更符合山、河之間的實際位置關係。
與這一段黃河河道東南的“陰山”相對應的陽山的位置，酈道元在《水經注》中也有明確記載，即前述“北河”，在流經高闕之後，“東經陽山南”[57]。“北河”在今狼山腳下東流，故陽山必爲今狼山山脈無疑，其位置也正與陰山相對應。不過酈道元沒有提到的是，北魏時這條山脈已經有了狼山的名稱，歷隋唐一直延續至今[58]。“陽”、“狼”爲疊韻字，“狼山”顯然是“陽山”的音轉。由此愈可證今狼山山脈，與秦漢陰山本自毫無關涉。
按照《史記·匈奴列傳》的記載，趙武靈王修築的長城，應當是“並陰山下”。劉宋裴駰訓此“並”字“音傍”[59]，可知“並陰山下”即傍陰山下。而據《水經·河水注》記載，陰山下正有趙武靈王所築長城。
前述《水經注》“沙陵湖水”，上源除荒幹水外，別有白渠水，在荒幹水南側，大致與之並行。在白渠水流經秦漢雲中故城之南河段下，酈道元記云：
故趙地。《虞氏記》云：“趙武侯自五原河曲築長城，東至陰山。”[60]
案此《虞氏記》作者無考，惟所云“五原河曲”，應當是就漢五原郡而言。蓋由所轄縣位置可知，五原郡西南大致以黃河北河與南河交匯處的轉曲河道爲界[61]，所謂“五原河曲”，即指此處。趙武侯即趙武靈王，《虞氏記》謂其所築長城，起自五原河曲而“東至陰山”，應當是指離開黃河岸邊的河谷地帶之後，長城東抵陰山，依山勢向東北延伸，即與《史記·匈奴列傳》所云“並陰山下”語義相同。
順依陰山山勢延伸的趙武靈王長城，在北魏時還存留有非常明顯的遺迹，酈道元本人便有機會親身考察了這段長城。在今呼和浩特以北的大青山間，古代有一條著名的南北 交通 谷道，名爲白道[62]。《水經·河水注》在荒幹水（芒幹水）下記曰：
白道南谷口有城在右，縈帶長城，背山面澤，謂之白道城。自城北出，有高阪謂之白道嶺。沿路惟土穴出泉，挹之不窮。余每讀《琴操》，見《琴慎相和雅歌錄》云：“飲馬長城窟。”及其跋陟斯途，遠懷古事，始知信矣，非虛言也。顧瞻左右，山椒之上，有垣若頹基焉，沿溪亙嶺，東西無極。疑趙武靈王之所築也。[63]
儘管酈道元行文審慎，使用的是疑似之辭，但與他在《水經注》中所記載的陰山位置相印證，這段長城遺迹，無疑就是趙武靈王所修“並陰山下”的長城。
依傍陰山的趙武靈王長城，至今仍殘留有許多遺迹。現代科學考察的系統記錄，始見於內蒙古文物工作隊在1979年刊佈的《內蒙古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一文[64]，惟敍述過於簡略。1980年，供職於此內蒙古文物工作隊的蓋山林和陸思賢，又發表《內蒙古境內戰國秦漢長城遺迹》一文，記述了具體的考察內容[65]。蓋山林、陸思賢二人隨即又發表《陰山南麓的趙長城》一文，專門記述趙陰山長城遺迹[66]。迨至1986年，何清谷發表《高闕地望考》時，也隨文公佈了他結合高闕地望研究所做的考察結果。後來李逸友撰《中國北方長城考述》一文，對相關長城遺迹，又有更爲系統的論述[67]。綜合這些考察結果，可以明確，沿今烏拉前山和大青山南坡，或在半山腰，或在山腳下，總體上是在陰山山脊之下而更靠近山麓的位置上，分佈著一道以夯土累築爲主的古長城遺迹，正與《史記·匈奴列傳》趙武靈王長城“並陰山下”的記載相吻合；結合相關文物和上述歷史記載，完全可以肯定，這就是戰國趙武靈王長城的遺存[68]。這也是嚴賓、何清谷、沈長雲、鮑桐和李逸友諸人共同的看法[69]。
趙武靈王長城所在的位置既已確定，那麽這道由東向西“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之長城上的高闕，就不應是狼山上的石蘭計山口，而只能是在這道長城西端的烏拉前山上。因爲在這裏同樣存在狼山上那種狀若門闕的谷口，可以辟爲山間隘道。何清谷考察並分析烏拉前山西端各個部位的地理形勢，推測烏拉特前旗宿荄鄉張連喜店附近的大溝口，很可能就是戰國高闕的所在地。儘管這還需要更進一步的歷史地理學和考古學調查來加以確認[70]，但趙長城高闕大致位於這一地帶，應當沒有什麽疑問。與此相應，戰國趙九原郡在它的西北面，也只能是以陰山長城爲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