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闕是戰國秦漢之際北方長城上的一道重要關口，因關口兩側的山峰狀若門闕而得名。它的位置所在，直接關係到如何確定秦始皇萬里長城西段的走向。由於史籍中的相關記述，相當簡略，學術界對於高闕位置的看法，有比較大的出入；而不管論者持何種見解，迄今爲止，都還沒有能夠通暢地解釋這十分有限的歷史記載，並深入 分析 其歷史因緣。鑒於這種 研究 現狀，特撰寫本文，以事申說。
一、傳統的主流觀點
高闕出現在戰國時期，最早它是與趙北邊長城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史記·匈奴列傳》記云：
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1]
據此，高闕應在趙武靈王所建長城西端上的某一地點。因而，只要確定這一高闕的位置所在，便可以據之推定趙武靈王長城的基本走向；不過，反過來說，假如能夠確定趙武靈王長城的地域走勢，也可以依據長城的所在地點來推斷高闕的位置。
學術界一般認爲，秦始皇統一六國後，修建“起臨洮至遼東”的萬里長城[2]，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利用了戰國燕、趙兩國原有的城垣。所以，高闕的位置與趙武靈王長城的走向，也直接關係到秦始皇萬里長城在這一地段的走向問題。
北魏時期酈道元撰著的《水經注》一書，最早明確記錄了高闕的地理位置：
河水又屈而東流爲北河。漢武帝元朔二年，大將軍衛青，絕梓嶺，梁北河是也。東經高闕南。《史記》趙武靈王既襲胡服，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山下有長城。長城之際，連山刺天，其山中斷，兩岸雙闕，峨然雲舉，望若闕焉。即狀表目，故有高闕之名也。自闕北出荒中，闕口有城，跨山結局，謂之高闕戍，自古迄今，常置重捍，以防塞道。漢元朔四年，衛青將十萬人，敗右賢王于高闕，即此處也。[3]
按照《水經注》的記述，高闕的位置與“北河”緊密相連；同時，酈道元在敍述高闕的地理位置時，還描繪了高闕所依傍的山形地勢。因此，有必要在這裏簡要敍述一下“北河”以及河套附近區域的地理形勢。
古代所謂“北河”，有廣狹兩種涵義。廣義者系指黃河自寧夏北流至磴口後，折而東流這一整段東西向河道。酈道元在這裏講的則是狹義的“北河”，是指今內蒙古中部的舊黃河“河套”[4]。
這裏所講的“河套”，源自平原地區河道發育的一種常見現象：即當河道彎曲達到一定程度之後，往往會在曲流河段凸出部分的兩端之間，沖刷開一條徑直的新河道，在地理學上稱之爲“裁彎取直”。河道“裁彎取直”，生成新的河道之後，原來彎曲的舊河道，有時會與這條徑直的新河道同時並用一段時間，甚至會仍然以原來的彎曲河道爲主幹道，新生的徑直河道爲支汊。以後則逐漸過渡到以新河道爲主河道，而舊河道隨著流量減少漸行湮塞。在舊河道萎縮的過程中，其連接新河道的兩端部分，會最先湮塞，使整個河段與新生的主河道隔絕脫節。這時，殘存的河道水體，便集納水流，成爲湖泊，在地理學上，稱之爲“牛軛湖”。
戰國秦漢時期，這段黃河正處於裁彎取直之後兩條河道並行的發育階段。由於黃河的正式名稱是“河”或“河水”，當時人稱南面新生成的這條徑直河道爲“南河”，原來的舊河道爲“北河”。由於這條舊河道，相對于新生成的徑直河道，彎曲猶如繩套，所以俗稱“河套”。據譚其驤研究，從秦漢時期起，直到明代後期，在河套地區，一直是以北河爲幹流，以南河爲支叉[5]。
現在一般所說的“河套地區”，是指歷史上的“北河”與“南河”之間這一地帶。由於黃河在寧夏、內蒙、山西幾省鄰接地區的大轉彎河段，過去也以其形如繩套而被稱爲“河套”，相對而言，後者稱爲“大套”，前者又稱爲“後套”。
“北河”殘留的河道，貫穿於今內蒙杭錦後旗、臨河市、五原縣和烏拉特前旗等地，後來名爲烏加河（又作五加河、五家河等），又稱五加渠，在現今的地圖上，也被標注爲“總排幹溝”。這是因爲清末廣泛開發河套水利之後，烏加河“常受上游諸渠之水，轉輸于下游諸渠，蓋總幹云”[6]。現在烏拉特前旗境內的湖泊“烏梁素海”，則是“北河”故道上殘留下來的牛軛湖。
在河套地區南面的黃河對岸，是鄂爾多斯高原。在鄂爾多斯高原北部，鄰近黃河岸邊，有庫布齊沙漠，南部有毛烏素沙漠，再向南，便進入陝北黃土高原。河套地區的西南面，爲烏蘭布和沙漠。在河套的西北面和北面，爲狼山山脈，現在被視作陰山山脈的西端，也是陰山山脈地勢最高的地段。狼山主峰呼和巴什格，也是今陰山山脈主峰。狼山山脈東段，大致在今臨河、五原以北，又稱烏拉後山。在烏拉後山東段南側，從今內蒙烏拉特前旗的黃河北岸（緊鄰歷史時期的“北河”與“南河”這兩條河道相交彙的地點東北側不遠）起，斜向東北延伸，直至今包頭北面，爲烏拉前山，也單稱烏拉山。烏拉山在今包頭北面，繼續向東北延伸，一直到今呼和浩特以北，這一段山脈稱爲大青山。
“狼山－烏拉後山”與“烏拉前山－大青山”，雖然都是今陰山山脈的組成部分，但卻是南北並列的兩道山系。在下面的論述中將會看到，事實上，這兩道現今可分別劃分爲東西兩段的山系，在歷史時期，本來各自有著統一的名稱。
分析《水經注》對於高闕地理形勢的描述，可以歸納出如下幾點：（1）高闕在北河以北。（2）高闕在北河北面東西走向的山脈中間。（3）高闕是控扼這道東西走向山脈中某條南北向谷道的天然關隘。這條谷道東西兩側，山勢陡峭，狀若門闕。（4）在這座天然關隘的兩側，曾修建長城，隘口處則設有名爲“高闕戍”的關城。關城與長城相組合，共同構成當地的防禦體系。
根據這些標誌性特徵，可以斷定，《水經注》所記載的高闕，應當是狼山山脈上的某一山口。不過，由於沒有更明確的文獻記載，晚近以來的學者，往往只能根據個人對於地理形勢的判斷，推測高闕的具體位置。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主要有張鼎彜和唐曉峰兩家。張鼎彜認爲高闕應在“正當古黃河北流折東處”的狼山口[7]。唐曉峰則通過自己的實地考察，並以當地的古長城遺迹相驗證，認爲狼山口以東、狼山山脈中段的石蘭計山口，更符合《水經注》所描繪的山勢特徵，所以，石蘭計山口才是“古高闕塞”所在的地點[8]。
按照《水經·河水注》的記載，“河水又屈而東流爲北河”後，又向東流，始“經高闕南”，即高闕位於黃河折轉東流後這一段東西向河道的南側。如張鼎彜本人所云，狼山口“正當古黃河北流折東處”，即位於黃河河道的轉折點上，這與《水經注》記載的高闕方位，略有差池；而狼山口東側石蘭計山口的方位，卻與《水經·河水注》中的高闕地望，極爲吻合[9]。因此，兩相比較，還是唐曉峰的看法，更符合《水經注》的記載。
此外，還有一些重要著述，雖然沒有明確說明高闕的具體位置，但是，其看法大體上也與上述張、唐兩家相去不遠；而若夷考其實，似乎大多數著述，與唐曉峰的說法，更趨一致。譬如張維華《中國長城建置考》，謂“其地固在今臨河縣北”[10]，石蘭計山口正南與臨河縣相對。又如顧頡剛等編制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古代史部分）》，其《西漢的人民起義和政區劃分圖》，所繪高闕的位置，也是如此；《秦統一圖》所繪高闕位置，雖稍偏向西面狼山口一邊，但也大致介於狼山口與石蘭計山口之間。由於此圖繪製較粗，位置標注有時不夠精確，兩相參照，作者似乎還是偏傾于把高闕定在石蘭計山口[11]。再有侯仁之在研究河套西側的漢代墾區與 自然 環境的關係時也談到，“高闕在今臨河縣北約六十公里”[12]。在這一問題上，更有代表性的著述，是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在這部圖集的戰國、秦和西漢圖幅上，所標繪的高闕位置，都與石蘭計山口相當[13]。譚其驤本人在《中國歷史地圖集》最初內部出版發行之後，還在文章中明確講過，趙武靈王長城上的高闕，“系狼山上一闕口”[14]。
上面諸家擬定的高闕位置，都完成並刊佈在唐曉峰的考察和研究之前。這說明學術界對於《水經注》所記高闕的方位，大體上還是有一個比較一致的理解。所以，唐曉峰提出以石蘭計山口當古高闕，實際上是在前人對其基本方位普遍認同的基礎上，通過考察，進一步確定了高闕所在的具體地點。
在比較有影響的歷史地理著述當中，清末楊守敬的《水經注圖》，所繪高闕位置，似乎與張鼎彜擬定的狼山口相近[15]。此外，史念海標示的高闕位置，也大致與這一狼山口相當[16]。不過楊、史兩家與唐曉峰等人的看法，只是陽山上具體哪一道山口的差別，位置相去並不太遠，所以，也可以說沒有本質上的差別。
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出版後成爲歷史學者案頭常備的歷史地理工具書，圖上標示的高闕位置，在學術界産生了廣泛影響（儘管專業的歷史地理學者明白，許多文獻記載存在疑義的歷史地理內容，像這樣的通用地圖集，一時是很難表述清楚的）；而唐曉峰則是最早科學考察狼山一帶古長城遺迹的歷史地理學者，他的考察結論，也得到了學術界的普遍重視。這樣，《中國歷史地圖集》上標繪的高闕位置，與唐曉峰的歷史地理考察結論相結合，便構成了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學術界對於高闕位置的主流看法。至20世紀90年代以後，復有人進一步詳細考察了狼山這一地段內各主要山口的地理形勢，經過仔細對比後判斷說，石蘭計山口，“仍是唯一可以當作古高闕對待的山口”[17]。
二、九原郡的始置年代與趙國西北邊境界限
在高闕地望問題上，上述傳統的主流觀點，雖然完全符合《水經注》所記載的高闕方位，卻與《史記·匈奴列傳》的相關記述，頗有抵牾之處。因此，自20世紀80年代初起，嚴賓、何清谷、沈長雲、李逸友等相繼撰寫文章，對此提出質疑[18]。
如前所述，按照《史記·匈奴列傳》的記載，高闕爲趙武靈王所築長城西端上的要塞，而趙武靈王長城則是當時趙國的西北邊境線。因此，高闕必定位於趙國的西北邊境線上。嚴賓等人各自的著眼點雖略有不同，但趙國的西北疆界並未抵達今狼山一線，卻是他們共同的重要立論基礎。假若確實如此，那麽，《水經·河水注》記述的高闕，就需要重新分析認識。
《史記·匈奴列傳》稱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據此，可知雲中、雁門、代郡，是趙武靈王在北邊長城以內所設置的邊郡。這三個郡由西向東，沿國界一線排開。其中雁門和代郡，位置靠東，與高闕沒有直接關聯，姑且置而不論；而最西邊雲中郡的西北邊界，則顯然與趙武靈王長城西端的高闕密切相關。
綜合嚴賓諸人的論述，他們認爲，趙武靈王破林胡、樓煩而置雲中等三郡，應在趙武靈王二十六年。據《史記·趙世家》記載，這一年趙武靈王“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19]。二者應爲同一歷史事件。趙武靈王二十六年以後，趙國再未向西北方向進軍。雲中郡最西面的邊縣爲九原縣，因而，九原縣的西北邊界，應當就是趙國疆域最大時的西北國界。雲中郡的中心區域，在今呼和浩特南面的大黑河流域，其轄境不可能遠至狼山西部。
特別是何清谷指出，九原縣城遺址已經發現，在今烏拉特前旗東側靠近包頭轄境的三頂帳房，北距烏拉前山南麓4公里。按照一般情況推斷，九原縣的轄境東西不會超過一百公里，由三頂帳房向西，到烏拉前山西端的西山咀約50公里。所以，九原縣的西境不會超出於烏拉前山之外。當然，這裏也應該是雲中郡和趙國西北邊界的極限[20]。
沈長雲謂上述情況，“問題至爲淺顯，然歷來傳訛者皆置不顧，實可怪也”。其實，情況遠不是這樣簡單。嚴賓等人上述論述的關鍵，是九原這一地名。上引《史記·趙世家》文，“雲中”與“九原”並列，依此，似乎應該把“九原”，理解成爲與“雲中”同一等級的郡名，即趙武靈王時戰國已經設立九原郡。秦統一後，在這裏是設有九原郡的，其轄境西北抵達狼山山脈。這樣，秦九原郡應當是直接承襲戰國趙九原郡而來。既然如此，趙國的西北邊境，就很有可能與秦朝一樣，抵達狼山山脈一帶。
這決不是毫無緣由的無端揣想。近人劉師培即以爲秦朝之九原郡，系得之於趙[21]；業師史念海更撰寫專文，論證九原本來是趙國舊有邊郡[22]。如上所述，嚴賓等人對趙國西北邊界的推論，其立論基礎，實質上是把《史記·趙世家》之“雲中九原”連讀，將“九原”視作雲中郡屬下一個縣名或者地名。那麽，是否確如劉師培諸人所見，事實上並不存在九原爲雲中郡屬縣這一立論基礎呢？
從清代乾隆年間的學者全祖望開始，近人王國維，乃至已故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等，都曾專門論述過九原郡的始置年代一問題，而所得出的結論，卻與劉師培等人的看法明顯不同。嚴賓已經注意到全祖望的看法，並在文章中引述了全氏的基本結論。不過嚴賓論述的重點，是九原是否爲雲中郡屬縣問題，而不是九原是否曾爲趙郡；加之史念海論證九原爲趙郡的文章，刊佈在嚴賓諸人之後。因此，有必要首先在這裏完整引述全祖望等人的見解，來充分瞭解他們的論證過程和依據。
全祖望的論述，見於所著《漢書地理志稽疑》：
《匈奴傳》趙有雁門、代郡、雲中三郡以備胡，而九原特雲中北界，未置郡也。始皇三十三年以前，其於邊郡，多仍前之舊，不聞增設。三十三年，蒙恬辟河南地四十餘縣，置九原。何以知之？徐廣所謂“陽山在河北，陰山在河南”者，劉昭以爲俱屬九原之安陽，則九原統屬河南四十四縣可知矣。不然，不應以四十四縣之多而不置郡也。然則，九原不當在始皇二十六年所並三十六郡之內。[23]
全氏以爲，秦始皇三十三年在“河南地”新設立的四十四個縣，都應歸屬于秦九原郡統轄。因而，此四十四縣設立之日，即應爲九原郡初建之時。然而，秦始皇三十三年在“河南地”新增設的這四十四個縣，既非僅局限于秦九原郡一隅之地，也不是統屬於其他某一郡同一郡內，這一點下文還要具體論述。
全祖望以上論述，唯一的史料依據，是“徐廣所謂‘陽山在河北，陰山在河南’者，劉昭以爲俱屬九原之安陽”。全氏以爲，依此，“九原統屬河南四十四縣可知”。全祖望所引據劉昭的說法，系蕭梁劉昭注晉司馬彪《續漢書·郡國志》語。《續漢書·郡國志》五原郡西安陽縣下，司馬彪自注，謂“北有陰山”，劉昭注云：
徐廣曰：“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史記》曰：“蒙恬築長城臨洮，延袤萬餘里，度河據陽山。”[24]
推本溯源，全祖望從上述史料中解讀出的“劉昭以爲（陰山、陽山）俱屬九原之安陽”的看法，實際上是本自元人胡三省的《通鑒》注文。蓋胡氏早已以爲，“劉昭曰（陰山、陽山）二山皆屬五原郡西安陽縣”[25]。可是，稍一閱讀上引劉昭注文，即可知劉昭在這裏根本沒有談及陰山、陽山在行政區上究竟何所統屬的問題，不過是爲司馬彪西安陽縣北有陰山的記述，添注一些關於陰山、陽山的相關記載而已。這本是古人注書的行文慣例，不能由此引申出西安陽縣統轄陽山及其附近區域的結論。所以，全祖望關於九原郡始置年代的結論，恐怕是站不住腳的。
與全祖望相同，王國維也認爲，秦始皇三十三年新設“河南地”四十四縣時，應同時設立九原郡來管轄這些縣。王國維對此沒有提出什麽史料依據，只是以地望相比擬，推測此四十四縣，應當設在秦九原郡一帶。這種推測，本來很不合理，容下文再予論證。惟王氏除此之外，復又提出以九原郡名始見於史籍的時間，來證實全祖望的始皇三十三年始置說。王國維云：
（秦始皇）三十三年，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又前年使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是年，又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爲三十四縣〔《匈奴列傳》作“四十四縣”〕。此三十四縣者，優足以置一大郡。以地理准之，實即九原郡之地。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雲陽。自是九原之名始見於史。故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歸巡北邊，自上郡入；至三十七年始皇崩于沙丘，其喪乃從井陘抵九原，從直道至咸陽，明始皇三十二年以前，未有九原郡也。[26]
依上文所述，所謂“九原之名始見於史”的時間，是否確實是在秦始皇三十三年之後，乃是王國維的結論能否成立的關鍵因素。
今案在秦始皇三十三年略取“河南地”之前，上郡固然爲與匈奴等諸胡人相鄰接的邊郡，雖然在它的北面，至少還有雲中郡遮擋。但是，這並不能改變上郡西北方爲秦朝邊防前線的事實。同理，即使在雲中郡西側另設有九原一郡，仍然不能對上郡的邊郡地位，構成絲毫影響。所以，秦始皇巡遊北邊，回歸都城咸陽，依然可以“從上郡入”[27]，史籍中這條記載，並不能說明在秦始皇三十二年時尚未設置九原郡。
如前文所述，《史記·趙世家》記載，趙武靈王二十六年，攘地西至雲中、九原。史念海就此論述說，《史記·趙世家》下文尚記載，趙武靈王於翌年“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28]，同樣是以“九原”與“雲中”相並列。因此，這裏所說的“九原”，就應當是與雲中並列的郡名，“九原固已置郡，與雲中同”[29]。
繼史念海之後，復有署名陳倉者，撰文補充論證這一問題，指出：“九原與雲中並述，非僅見於《史記·趙世家》，《戰國策》及《史記》列傳中亦時或見之。”[30]陳氏所舉例證如《戰國策》載蘇秦說燕文侯語云：
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且夫秦之攻燕也，逾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埊踵道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31]
陳氏文中所舉類似記載，尚有張儀說燕王，謂“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云云[32]。雲中之外，代和上谷，也是戰國郡名，相互參稽這些記載，可知“九原”確實應如史念海所論，乃是與雲中一樣的趙國邊郡，嚴賓諸人將其視作雲中屬縣的看法，與歷史記載相違，看來是不能成立的。
至於《史記·匈奴列傳》記述趙武靈王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沒有提到九原郡，這是因爲據《竹書紀年》記載，在這之前兩年（魏襄王十七年，趙武靈王二十四年），“邯鄲命吏大夫奴遷于九原”[33]，說明趙國已經拓地至此。按照當時慣例，應當設郡管理邊地，所以，九原在這時應當已經置郡，到兩年以後設置雲中等郡時，自然無需再提及九原。
九原既然不是雲中郡的屬縣，那麽，嚴賓等人依據所謂“九原縣”的轄境，來推斷趙國的西北疆界，便失去論證的基礎，無以取信於人了。
不過，在另一方面，卻也同樣不能簡單地用秦九原郡的西北疆界，來比擬趙九原郡的疆域界線。這是因爲，戰國時趙國在其西北邊境上已經設立有與雲中郡相並列的九原郡，並不等於說趙九原郡的轄境，就一定與秦九原郡完全相同。
譚其驤論秦九原郡之始設狀況，謂《漢書·地理志》“于五原郡下明言秦九原郡”[34]，而檢譚氏主編之《中國歷史地圖集》可知，西漢五原郡在黃河以南尚轄有數縣，完全可以假設，這是由秦朝九原郡沿承而來；若再向前追溯，這種格局，則應當是源自戰國之趙九原郡。《漢書·地理志》敍述趙國分野，謂趙國“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又云：“定襄、雲中、五原，本戎狄地。”[35]這顯然是以西漢五原郡來表述戰國趙九原郡的地域範圍。這段記述，十分值得注意。假若趙九原郡轄界一如西漢五原郡，確實橫跨黃河南北兩岸，其郡治附近地界，即足以滿足設立一郡所需要的基本地域面積，那麽，它的西北疆界，也就未必一定要遠推至狼山山脈之下了。更重要的是西漢在秦九原郡轄境內，本設有朔方、五原兩郡，朔方在西，五原居東，《漢書·地理志》在這裏僅僅敘及五原而不提朔方，正表明趙九原郡並不包括西漢朔方郡轄地。
總而言之，雖然九原確爲趙郡，但是卻不能簡單地依據秦九原郡的疆域範圍，來推定趙九原郡的境域界線，從而也不能據此確定趙國的西北邊界。趙國西北邊界的具體走向，還需要通過其他因素來加以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