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媒介哲学”评价

三．哈切登的“五种 理论 ”模式：

从严格意义上说，朗温斯坦模式也好，梅里尔的“ 政治 -报刊圈”也罢，都只是“四种理论”模式的部分修改或者发挥，它们总体上并没有摆脱塞伯特，彼德森和施拉姆的思想窠臼。真正对“报刊四种理论”作出重大改造的人应首推威廉哈切登（william hachten）。1981年，哈切登在其著作《世界新闻面面观》（ The world news prism）中首次提出他自己的报刊五种理论模式。该模式在“四种理论” 分析 研究 的基础上，保留了集权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理论，而将自由主义和 社会 责任理论合并为“西方理论”（Western concept），并增加了两种新的理论：革命（revolutionary）理论和 发展 （develepment）理论（见表4）

资料来源：根据威廉哈切登《世界新闻面面观》（Ames：L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1）编制。

哈切登认为，亚当斯和托马斯潘恩是美国 历史 上革命新闻工作代表；而1912年发行的《真理报》则是“革命理论的很好范例”，当时，列宁提出利用合法报纸来履行革命组织的使命。哈切登 把藿梅尼的支持者利用广播、图片所从事的推翻伊朗国王的活动，作为当代革命理论的事例。

“发展理论”在哈切登看来，是集权主义的变化形式，它强调大众传播在国家建设事业中的主要地位和作用。“发展新闻学”的倡导者们认为，应动员大众传播外发展 经济 、扫除文盲和政治 教育 服务；媒介必须维护政权，否则就会妨碍国家建设。出于同样的理由，国外记者在驻地国采写和发布新闻也必须服从该国权利机构的管辖。发展理论认为，既然信息是一个国家的资源，它就必须用来推动整个国家的事业，对于整个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事业来说，个人发表意见的权利也必然是相对次要的饿。

由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哈切登在前人的基础上做了两方面工作，一是将“自由主义”和“社会责任论”合而为一。这样做不独为了简化形式，更重要的是指出两种理论根本上的一致性。即它们在一些基本 哲学 思想或理论前提上，在价值观念上，甚至在基本所有制形式上都没有本质性差别。一句话，“社会责任理论”是‘自由主义“理论在资本主义进入国家垄断时期新的发展，而不是”自由主义“的反对动。把两者喝而为一合乎逻辑，也符合实际。哈切登做的第二个工作是增加了两种理论。这项工作无疑具有开拓意义。报刊的“革命理论”尽管适用面不那么广泛，但它毕竟是历史和现实社会客观存在的一种相对独立的传播体系，有时这种传播体系的实际作用不容忽视。因此，它在一个企图完整反映各种媒介体系的模式中，理应有一席之地。关于“发展新闻学”，则是站后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崛起这一大的历史背景在新闻学领域的反映。它的外延比较光、广，内涵则有些模糊，其中包含的思想错综复杂。但起 影响 广泛，而且显示出较强生命力。应该说，哈切登所做的工作是初步的。甚至可以说是粗糙的的，但却是很有意义的。不过，我们也应看到，哈切登模式的知道思想并没有超越前人，他所持的立场、观点和 方法 与塞伯特、彼得森、施拉姆，以及朗温斯坦、梅里尔都是一致的。真正对“报刊的四种理论”构成重大挑战，并独树一帜的理论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兴起的批判学派理论。该学派初兴于欧洲大陆，逐步传入美国，并产生一系列影响。

四、J赫伯特阿特修尔的批判模式

J赫伯特阿特修尔（J Herbert Altschul）是美国新闻学研究中批判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1984年，阿特修尔出版了自己积30年心血写成的《权利的媒介》（Adgents of Power0“该书一出版，便引起了较大反响，迄今已被译成德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等多种文字；学术界称此书为美国新闻界继《报刊的四种理论》之后一本全新的重要理论著作，对经典的《报刊四种理论》‘第一次构成了重大的挑战’等等。“[14]阿特修尔在《权利的媒介》中”对新闻媒介持根本的批判立场“。他首先向被资本主义社会世界的善男信女顶礼膜拜的新闻自由开刀。通过严肃认真的分析，作者得出结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新闻媒介都没有展现出独立行动的图景，而是为那些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利益提供服务。”[15]正因为作者所持的立场和观点与一些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正统学者”不同，他所构筑的“媒介哲学”模式也与其他一些模式迥异。阿特修尔在分析世界范围内不同的新闻媒介体系后，形象地把它们比作一部有不同主题、旋律和变奏的交响乐，进而把这部交响乐划分为三个乐章，“没每一乐章包含一个基本主题，而这个基本主题中又有不少变奏”。[16]在对各个乐章命名时，作者似乎颇费踌躇，他不愿简单地用第一、第二和第三这样的数字来命名，这不但过于简单，而且恰好与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政治命名相吻合。他更不愿意用一些评价性的术语（如先前介绍的几位学者用过的那些）来给这三个乐章命名。他认为，这些术语既牵强附会，又容易妨碍正确理解。最后作者运用了“多少加以修饰过的经济状况划分三个乐章”，并将三个乐章分别命名为：“市场经济”乐章；“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乐章、“进步中世界“（发展中世界）乐章（见表5）。随后，作者仍小心翼翼地解释说：”当我们采用这些专门术语的时候，是完全认识到其局限性的。然而，如果我们能看到每一乐章中各种旋律变奏所产生的丰富多彩的效果，那么我们就能弥补这一缺陷。“[17]阿特修尔的“市场经济世界”大致上指的是发达或次发达资本主义世界；“马克思主义世界”是指以前苏联为代表的信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主义国家；“进步中世界”则大致等同于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国家。

表5、阿特修尔的批判模式

资料来源：根据J·赫伯特·阿特修尔《权利的媒介》（中译本）第十一章3份表格综合，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20页、324页、332页。

阿特修尔不仅从社会政治、经济结构考察了以上三种媒介的体系，还从不同的价值观或信仰考察了生活在三种不同体系中的新闻工作者。他认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真诚而热烈地信奉自己的理论体系，以至于不去对那些理论作理智的思考和分析。例如，市场经济世界的许多新闻工作者坚信，新闻媒介的任务是超脱政治，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公正地报道消息。然而，阿特修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就这点而论，市场经济旋律的维护者是在自欺欺人，因为无论如何，新闻媒介都无法超脱政治。”[18]而马克思主义世界的新闻工作者则认定报纸是教育工具，只有坚持马列主义观点才能有助于读者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阿特修尔还特别提到了一个为进步中世界的新闻工作者所津津乐道的观点，那就是报纸是记者和读者之间双向交流或“对话”的工具。在市场经济世界，新闻工作者信息公众有知晓权，但却不去理会读者向新闻工作者表达他们想知道什么权力，马克思主义世界的新闻工作者相信报纸可以通过读者来信与群众沟通，为人民服务。总之，阿特修尔认为：“在所有三种新闻模式中，彼此认为对方模式为离经叛道”。[19]

阿特修尔的分类不一定是最 科学 的分类，阿特修尔模式也不见得是最好的模式，但它确实对由《报刊的四种理论》所奠定的“经典”分类作了脱胎换骨的改造，从而对以“四种理论”为代表的“经典”模式构成重大挑战。同时，阿特修尔还通过大量有说服力的材料，以及较严密的分析，一定程度上动摇了西方新闻工作者一些天真观点，这些新闻的工作者真诚地相信，他们可以客观、公正地反映现实世界，自由地追求真理，而别的世界新闻工作者则无法做到这一点。

五、罗伯特·毕加德的综合模式

1985年，罗伯特·毕加德（Robert Picard）在《报刊与民主的衰落》（The Press and the Decline of Democracy）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带综合性质的模式。说它带有综合性质，是因为该模式保留了塞伯特—彼得森—施拉模、姆模式的全部四种理论以及哈切登“五种理论”中的“革命理论”和“发展理论”。同时，毕加德还吸收了哈切登把自由主义和社会责任论归纳在“西方理论”中的做法。毕加德模式的新颖之处在于增加了“民主社会主义”（democrocy socialist）理论。这个世纪中期被“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津津乐道的概念在毕加德模式中，实际上成了报刊的“第七种理论”。

毕加德认为，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责任理论一样，要求媒介有多种声音，发表不同意见，而不能只有一种声音或一部分人意见，目的是保护每个公民的民主权力，推进全社会民主发展。为了保证媒介做到这一点，国家可以介入媒介经济或所有权，但这种介入只是手段。毕加德还认为：“最终，这种体系下的媒介所有权将通过基金会、非盈利性社团、新闻从业人员联合会和其他集体组织归公所有，并不以营利为目的。”[20]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理论与与自由主义，甚至社会责任理论的不同之处。为了把这种理论与传统理论根本区别开，毕加德进一步写道：“在民族社会理论中，媒介被视为人民的工具，是公用事业；人民的呼声、愿望，以及对国家和社会的表扬和批评，都可以通过它得以广泛传播。”在这种思想体系中，“媒介的运行是为了公民的需要，为了保障公民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力。”[21]

“民主社会主义”虽然为毕加德模式增加了新意，但也给该模式带来了一些麻烦。毕加德在自己的综合模式里（见图2），把这个新加的概念与传统模自由主义和社会责理论一并归入“西方”名下；与此同时，他又将这个概念与“革命理论”和“发展理论”一起置于“平衡或不确定”拦中，并与带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社会责任理论和自由主义理论区别开来。如果说毕加德对“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所作的阐述还基本清楚的话，那么他在模式中的这种安排则不能不说有些令人费解。在我们看来，“民主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与另外两重种传统理论一起成为“西方理论”，主要不是由于它产生于西方国家，而在于这一理论与西方自由主义哲学思想有着内在的根本联系；即如此，就很难说它在“集权主义”与“自由主义”两极间起“平衡”作用或具有“不确定”性。反之，如果抽去“民主社会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哲学的联系，给它以新的内涵，那么，就不能在把这一概念与社会责任理论和自由主义一样归入“西方理论”。

图2、毕加德的综合模式根据The Press and the Decline of Democracy,Westport,Creenwood press,1985改编

对毕加德模式中存在的上述逻辑矛盾，有学者提出了三种不同修改方法。第一，删掉模式中“集权主义倾向”、“自由主义倾向”和“平衡或不确定”三项分类 内容 ，代之以两条方向相反的平行线：向左，趋向“集权主义”；向右，趋向“自由主义”。这种修改方法承认“民主社会主义”与传统自由主义哲学思想的根本联系，从而使这一理论可以逻辑地归于“西方”名下。此外，它也部分克服了原模式的静止性和僵化色彩，使其具有一定的动态性和灵活性。第二，也可以考虑略去“西方”标题烂，使“民主社会主义”、“社会责任理论”和“自由主义”恢复到与另外四种理论同一层面。显然，这种改动意味着不去过多地考虑“民主社会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哲学的联系，但它起码在形式上克服了原模式存在的逻辑矛盾。最后，还可以干脆不考虑“民主社会主义”固有的哲学根源，把它提一格，使之处于同“发展理论”、“革命理论”相同的层面。虽然这样做可能会带来一些新的 问题 ，但确实也不失为一种调和矛盾的方法。

尽管毕加德模式存在一些编制上或逻辑上的瑕疵，但毕氏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无疑为“媒介哲学”增添了新的理论内容。从世界范围看，确实还存在一些其他各种理论都难以概括的报刊体系。如瑞典，尽管“下新闻足以理论在瑞典社会中倍受推崇”，但为帮助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小报度过经济难关生存下来，从而保证新闻媒介的多样化。“政府有选择地直接资助新闻媒介的政策已成为瑞典新闻管理体制中独具特色而且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22]还有前南斯拉夫的新闻事业，据说它“既不同于西方，又相异于东方，既不同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又相异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既不是所谓权力结构中的第四阶层，又不是党和政府的喉舌。”[23]我们很难说毕加德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完全适用于上述两种媒介体系或她们当中的某一种体系，但在我们介绍过的各种理论当中，还找不出一种更接近的理论来描述这两种报刊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说，毕加德的尝试是很有意义的。

注释

[1]弥尔顿： 《论出版自由》，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5页。

[2]韦尔伯·斯拉姆等：《报刊的四种理论》，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2页。

[3]同[2]，9页。

[4]同[2]，8-9页。

[5]同[2]，7页。

[6]同[2]，85页。

[7]同[2]，7页。

[8]同[2]，6页。

[9]同[2]，7页。

[10]同[2]，7页。

[11]John C.Merrill,The Dialectic in Journalism;Toward a Resprns:ble Use of Press Freeidom.Batom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9,pp.97-98;

[12]同[2]，1-2页。

[13]参阅Ralph Lowenstein and John Macromedia:Mission, Message, and Morality. White Plains, N.Y.: Longman,1990.

[14]见林珊为《权力的媒介》中译本写的“序”。

[15]赫伯特·阿特修尔：《权力的媒介》，华夏出版社，1989年，39页。

[16]同[15]，315页。

[17]同[15]，316页。

[18]同[15]，321页。

[19]同[15]，337页。

[20]Robert G. Picard, The Press and the Decline of Democracy. Westport, Come: Greenwood Press,1985,p.67.

[21]同[20]，70页。

[22]魏言：《政府干预与报业竞争》，载《新闻与传播研究》，1994年，第2期。

[23]居延安：《可供思考和研究的材料》，载《新闻大学》，第12期（1986）。